六十年前的今天

护花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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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护花使者

六十年前的今天，我还在过六一儿童节。

那时候不知道，那会是最后一个。

六十年了。一甲子。古人说一个甲子就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好像就是从那个儿童节开始，被分成了两半。前半截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后半截是跌跌撞撞的人生。中间的那道分界线，不是生日，不是毕业，是那个六月二日。

先说说最后一个儿童节吧。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那天的天气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不冷不热的。学校照例搞了活动，唱歌，跳舞，发糖果。我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站在操场上，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歌唱了很多遍，唱得嗓子都哑了。老师说，这是你们最后一个儿童节了，明年你们就是少年了。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最后一个”，觉得明年还有，后年还有，永远都有。少年的眼睛是看不见“最后”的，只看得见“下次”。

那天下午，我们班搞了一个联欢会。同学们表演节目，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说快板。我表演了一个诗朗诵，背的是《雷锋日记》里的一段：“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背到一半忘词了，站在台上憋得脸通红。班主任在下面小声提醒我，我听见了，接着背下去。背完了，同学们鼓掌。我红着脸跑下台，心里又羞又高兴。

那天晚上回家，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有炒鸡蛋，有凉拌黄瓜。父亲破例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说：“我家小子长大了。”我不懂什么叫长大，只知道明天不用上学——六月二日，学校有活动。

六月二日。这个日子我记了六十年。

那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到学校，发现校园里气氛不对。操场上站满了人，红旗在风中猎猎地响。高音喇叭里放着进行曲，声音大得震耳朵。老师们都表情严肃，有的胳膊上已经戴上了红袖章。我们被集合到操场上，校长站在台上，手里举着一本红塑料皮的书，喊了一句什么。然后整个操场就炸了。

“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

那呼声真是响彻云霄。几千个嗓子一起喊，声浪一波一波地滚过去，撞在教学楼的墙上，又弹回来，震得人胸口发闷。我也跟着喊，不喊不行。不是有人逼你喊，是那种气氛，那种热度，你站在里面，不喊就觉得不对，就觉得不够，就觉得落后。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那天，我们停课了。不是放假的停课，是“革命”的停课。课不上了，上街。我们排着队，举着红旗，喊着口号，走上大街。街上的行人停下来看我们，有人也跟着喊。我不知道我们在喊什么，可是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十六岁的少年，心里装着整个世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不怕。

没过多久，我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

袖标是红绸子的，上面印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几个黄字。戴上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一样了。不是学生了，是战士了。是保卫毛主席的战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士。我们抄家，批斗，破四旧，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走到哪里都有人管饭吃。那两年，我去了很多地方，北京，上海，广州，韶山，井冈山。以为自己在做一件神圣的事。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列失控的火车，我们都坐在上面，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到了六七年，火车开始自己搞自己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武斗”。本来是同一列火车上的人，忽然就分成两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造反派”。今天你贴我的大字报，明天我抄你的家。昨天还是同学，今天就变成了敌人。走在校园里，要小心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晚上睡觉，要把门从里面闩上。那种感觉，像走在薄冰上，不知道哪一脚踩下去，就碎了。

我有个同学叫建国，住同一个宿舍。我们关系很好，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上街串联。可是六七年秋天，他忽然不理我了。我问为什么，他不说。后来别人告诉我，建国说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知道。反正有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整整一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形同陌路。那种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到了六八年，火车把我扔在了漠北荒原。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口号喊得响，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是去了才知道，那片天地太广阔了，广阔到看不见人，广阔到你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被风吹来吹去，落不到地上。

从岭南到漠北，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窗外的绿色越来越少，黄色越来越多。到了终点站，下了车，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来接我们的老乡穿着羊皮袄，脸上两坨高原红，看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我们就跟着他走。走了很远，走到一个看不见人烟的地方，几排土坯房蹲在那里，被风吹着，像是随时要塌。

这就是我的新家了。不知道住多久。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一辈子。

从“天之骄子”变成“再教育对象”。这中间的落差，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几个月前，我还是戴着红袖标的战士，是保卫毛主席的闯将，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我是“知识青年”，可是这个“知识”在这片荒原上没有用。你读过再多的书，不会种地，就是废物。你喊过再响亮的口号，不会挖渠，就是废物。你写过再多的批判文章，不会盖房子，就是废物。

那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不想多说了。苦，是真的苦。可是比我苦的人多的是。有些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回来。我能回来，已经是命大。

今天，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翻出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六一儿童节拍的，我们班的全班合影。我站在最后一排，左边第三个，瘦瘦的，笑起来露出两颗门牙。我戴着红领巾，白衬衫扎在蓝裤子里，精神得很。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笑。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笑完这一天，我们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是另一本书，书名叫“暴风雨”。我们是被暴风雨卷走的人，有些人被卷到了这里，有些人被卷到了那里，有些人被卷没了。

六十年前的今天，我还在过儿童节。不知道那是最后一个。不知道第二天就要停课。不知道后面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事情等着我。

如果能跟六十年前那个少年说一句话，我想说：孩子，多吃几颗糖吧。后面的日子，就没这么甜了。

可是我不后悔。不后悔经历过那些。那些事情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人——一个从漠北荒原走回来的，活到七十六岁的，还能坐在桌前写下这些字的老人。

六一过去了。六月二日，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