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眼里的日本

宁静之

采访札记：一个中国人眼里的日本

巽之先生

采访孟湉女士之前，我手里捏着一份采访提纲——《一个中国人眼里的日本》。提纲里写满了问题：从萍乡到东京的“文化休克”、大学课堂里的中日思维对撞、嫁入日本家庭后的身份切换、职场上的性别处境……三十个问题，层层叠叠，像一张网，想兜住一个中国女性在异国十一年的全部感受。

采访是在萍乡武功山竹格民宿的雨夜进行的，孟湉的先生东和次郎也在旁边。录音笔打开，话题从一句萍乡亲戚的闲话开始。

一、“为什么要去日本那样的国家”

孟湉女士是江西萍乡人，高中毕业后决定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亲戚朋友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什么要去日本那样的国家？”那个“那样”里，装着对历史的偏见、对人的成见。还有人说，花销那么大，肯定付不起。

孟湉没被这些话拦住。她先在一个叫“日中学院”的语言学校学日语——那所学校只收学日语的中国人，和学中文的日本人。“整个学校都很亲切，对外国人都很友好。老师因为我年纪小，特别照顾我。”她说，“我在日本生活十一年，没有遇到过很坏的日本人。”

学费的事也没成问题。她成绩好，一直拿奖学金，自己也打工，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

我问她，刚到日本时第一个让她愣住的细节是什么。她想了想说：“我这个人以前比较丢三落四，交通卡丢过三四次，每次都找回来了——人家捡到就送到失物招领处，我只要去那里，卡就在。”在别的国家，这可能就不一定了。

二、课堂上的“谁在说话”

孟湉在日本上了四年大学，加上语言学校，前后六年。我问她，日本的大学课堂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

她说，一二年级是基础课，老师讲、学生听，要写报告——写了“我是怎么认为的”交给老师。到了三四年级，进入研究小组（ゼミ），就变成讨论课了：老师先讲基础知识和讨论话题，然后每个人发表看法，各抒己见。“我更喜欢讨论型的，”她说，“因为我意见比较多。”

我问她，日本同学在团队合作中最让她着急或敬佩的习惯是什么。她说，日本人不打断别人，“会听别人把话讲完，也不会明确否定别人的意见”。但有时候，有些人说话太模棱两可，“我就不太知道对方到底要讲什么”。不过她欣赏的是：“他们不会直接否定别人的观点。”

我追问了一句——在中国教书四十年，我太熟悉中国学生写作文爱讲假话的毛病了。“日本有标准答案吗？”我问。

“日本不会有标准答案，”孟湉说，“讨论的时候，中国作报告写文章，有一个标准的、政治正确的答案。日本没有，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就怎么写。”

她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让我吃了一惊：《从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媒体如何对国民进行国民教育》。她看了大量人民日报的报道，分析它的叙述方式、报道角度和用词，从中梳理出中国如何通过媒体建构“国家”这个概念。这篇论文两万字。我让她务必找来给我看看。

三、嫁入日本家庭：没有跪着，也没有吵架

孟湉的先生东和次郎是日本人。当年带他第一次回萍乡见父母，孟湉说妈妈很开明，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外婆那一辈——经历过抗日战争，日本人打过她们的村庄，她们逃到山上——心里多少有些隔阂。不过现在也没有了。

我问她，日本夫妻的相处方式，和萍乡从小看到的那种夫妻关系，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

“中国的夫妻好像吵吵闹闹的比较多，”她说，“但我们两个人比较和平，是问题解决型的——有什么问题就考虑怎么解决，很少情绪化的对冲。”

很多人想象中日本妻子要跪着服务丈夫，孟湉说那完全是老黄历了。“日本女性在家里其实更强势，”她说，“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大和抚子。”“不是说要娶日本老婆、找法国情人吗？”我逗她。“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她笑着说，“现在日本女生已经没有那种类型的了。”

她和东和次郎过日子，没有按谁的规矩来——“讨论一下哪个方式最合理、最能赚钱，就用哪个。”

公公婆婆对她这个中国儿媳怎么样？东和次郎在旁边插话说，爸妈都很喜欢孟湉，妈妈还看过孟湉写的文章，说“无论孟湉怎么想，我都喜欢孟湉，无论孟湉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问她有没有和公婆发生过冲突。“没有，”她说，“一次都没有。”住得也不远——公婆在横滨，他们在东京，周末经常去吃饭、一起去泡温泉。但孟湉也说，日本人不怎么讲私事，“不会说自己跟老公吵架什么的，一般不讲”。

四、职场上的“综合职”与“事务职”

孟湉在日本工作过两家公司，都是“综合职”——日本企业的分轨雇佣制度里，综合职是有升迁机会的核心岗位，事务职则是辅助性岗位，历史上综合职几乎都是男性，事务职几乎都是女性。

我问她，日本职场有没有让女性端茶倒水的传统。

“我工作过的两家公司都没有让女性端茶倒水，”她说。她所在的事业部，部长是女性，科长也是女性，“基本上都是女生的天下”，男性反而要“努力在这个女性的职场上生存下去”。

不过她也承认，不同公司和行业差别很大。东和次郎的公司就是男性社会，男性多。但即便如此，“也不会让女性去端茶倒水吧”。关键还是看女性被分到了综合职还是事务职——“还是有那个区分的”。

关于日本女性对婚姻和职场的态度，孟湉观察到，她身边的日本女性“对于职业更有野心，不想结婚的主要原因就是想继续工作、自己赚钱、独立生活”。这和她从萍乡听到的婚恋观，很不一样。

五、少子化：30个人、不到5个孩子

说到生孩子，孟湉给我讲了一个数据：她们事业部三十个人，所有小孩加在一起不到五个。结婚的人都很少。

日本政府不是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儿童津贴、生产补贴、税收减免，名目不少。2024年日本扩大了儿童津贴，三岁前每人每月一万五千日元，三到十八岁一万日元。但孟湉说：“那些政策都没有用，大家还是不想生。”

数据印证了她的感受。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约67万人，总和生育率1.14，双双创下新低。新生儿数量连续十年下降。与此同时，日本未婚群体中“没有交往对象”的比例高达76.3%，想结婚的未婚者只有36.8%。

孟湉还讲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场景：电车上，一个小孩在哭，妈妈捂住孩子的嘴不让他出声，生怕打扰到别人。“在日本，女性养育小孩的压力应该很大，”她说，“因为他们对小孩的宽容度不太够，妈妈应该会很孤独。”

六、安静得能听见呼吸

孟湉说自己性格喜欢安静。刚到日本时，那种“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氛围，她感到的是自由，不是孤独。“我喜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想东西，反而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

我问她，日本那些让中国游客赞叹的东西——公共服务、社会治安、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长期生活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代价。

她说，过度规则确实会让人喘不过气，“不敢麻烦别人，导致孤立无援”。她身边也有自杀的人——大学的前辈，一个得了抑郁症，一个原因不明。

2025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为19097人，首次降到两万以下。但中小学生自杀人数创下新高，达到532人。同年，日本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死后超过八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

这些数字，和孟湉每天生活的那个秩序井然、礼貌周全的日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七、夹在中间

孟湉看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她说，日本媒体喜欢把中国一些小地方的事故放大来报道，“显得好像整个国家都不太平安”。但她也说，日本媒体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报道，“可能比中国自己的报道更真实一些”——因为中国有些数据“是假的，为了显得好看”。

萍乡的亲友通过她了解日本，问得最多的问题，有些让她觉得离谱。我问她，这些人是想听日本的好还是不好。她说看人，“有的人可能有点小羡慕或小嫉妒，就想听不好的事情；有些人比较善良，想客观了解”。

她夹在中间——一边是日本媒体对中国“放大事故”的报道，一边是萍乡亲友对日本“带着偏见”的想象。她要做的事，是在这两堵墙之间，递过去一个真实的、具体的、有人味的日本。

尾声

采访快结束时，我按照提纲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对萍乡老家那些也想出国或嫁到国外的女孩子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孟湉还没回答，录音已经接近两个小时了。我说太晚了，下次再问。

关了录音笔，房间里安静下来。我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我在日本生活十一年，没有遇到过很坏的日本人。”这句话从一个萍乡姑娘嘴里说出来，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你知道，它背后有多少道墙要翻，有多少个“那样”要跨过去。

采访结束第二天，孟湉发来一条信息：“谢老师，我找到毕业论文了，电子版发给您。”

我打开文件，两万字，标题是《从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媒体如何对国民进行国民教育》。一个中国姑娘，在日本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毕业论文，用日文。

这大概就是“双重文化视角”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