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的凝望—一段七十年代的少年往事

朵朵奶奶

我的少年时光里，藏着一段澄澈又懵懂的旧事，故事的开端落在1970年的深冬。

那个特殊年代公检法受到冲击，派出所人手紧缺，基层社会治安缺乏足够维护。我们学校和辖区派出所对接，组建了由学生组成的群众纠察队，大家习惯简称它为“群专”。各年级抽调骨干学生加入，我刚上初一，也被选入这支队伍。全队男生占了绝大多数，女生统共只有七八人，余下全是身形高大的男同学。遇上突发状况，向来是男生冲在前头，我们女生大多跟在队伍末尾，不少内情并不知晓。但有些需要女性出面的场合，才会安排我们上前协助。

时至今日，我仍清晰记得巡逻执行任务时，两段彻底打破我年少认知的插曲。

有一回跟着队伍去一户人家摸排情况，具体案情我完全不了解，只听从随行民警的安排。房门被拉开，开门的是个样貌清秀的年轻女子，当地对这类常和社会闲散男青年厮混的姑娘俗称“小马子”。那是盛夏时节，她只穿着胸罩和短裤就直接开了门，随后她的父亲也从屋内走了出来。年少的我当场愣住，心里满是震惊，暗自在想怎么能当着一众陌生外人，还有自己父亲的面，这般装束就出来见客，这件事在我心底刻下了极深的印记。

还有一次，我们去到医大家属宿舍一楼的一户居民家中。屋内布置得温馨又整洁，是两三个年轻女孩合住的房间，每人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那阵子正是隆冬，屋里的暖气暖融融的，我也跟着跨进了门。这几个姑娘半点没有旁人说的“闲杂人员”的样子，分明就是几个温柔和善的小丫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懂为什么要上门查她们。如今回头细想，未经许可踏入普通百姓家中，本质上就是私闯民宅，完全不符合规矩。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行事的边界都变得模糊，当时我只当是完成分配的任务，半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听队里的男生闲聊，他们曾经逮过搞婚外恋的人，抓过偷摸行窃的小偷，拦过尾随骚扰妇女的混混，也制止过街头聚众打架斗殴的滋事者。他们还说起过我们学校一位美术老师的遭遇。这位老师有过伪满时期的从业经历，书画功底十分扎实，字写得遒劲漂亮，画画也极有天分。当年抄家的时候，他家不少珍贵的字画、文玩器物都被收缴带回了学校。数九寒天里，竟有人拿这位老师视若珍宝的书画作品引火取暖。这位老师后来终于得到平反，那已经是我们毕业多年之后的事了。

冬日巡逻有个不成文的惯例，男生走在队伍前头，女生排在队伍后面，我常常站在整支队伍的最末尾。深夜踩在辖区的街路上，脚下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四下一片漆黑寂静，落在最后的我心里总忍不住发慌。队伍末尾这个位置，总会安排一位学长负责“打狼”，也就是看护整支队伍的后方安全。原本承担这个任务的是三年级的丁宝龙，他1969年毕业离校之后，接替他站在我身后的，是和我同届三班的王同学。

夜里巡逻的时候，他总主动找我搭话。我们原先并不熟识，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的话，就在一个个落满白雪的冬夜，一段朦胧青涩的情愫悄无声息地发了芽。

那时候学校还组织过冬季拉练，从长春出发徒步往九台走，往返一趟下来，前后大概要半个月时间。拉练队伍分成好几个小组，有负责沿途表演节目的宣传组，有提前踩点安排食宿的打前站组，我被分到了报道组，专门负责写沿途的稿件，有四个背着药箱的卫生员。还有一支收容组，任务是走在整支队伍的最后，收容掉队、身体不适的同学，王同学就在收容组，算是队伍里的“自由兵”。

行军路上有一天，我和一位好友中途停下来去厕所，就此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往回追赶队伍的路上，刚好遇上落在队伍后面的他，现在想来他倒像是故意放慢脚步等我们。那天大雪漫天，冷风像刀子似的刮人脸，他见我身上没扎腰带，就把自己的武装带解下来递到我面前，说：“天冷，你把这条武装带扎上，挡风还能拢住衣服。”这是他又一次含蓄的示好。我没有收下，因为好友也在，我不想留下话把。道谢之后就快步往前跑，追前行的大部队，径直离开了。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夏天，群专不再要求队员住校。可他常常绕到我家门口来找我。受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年少的我对男女私下接触格外拘谨，总觉得这样的举动不合时宜，每次他来叫我出门，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

有一个星期天，妹妹跑进屋告诉我，王同学在门口让她捎话，说X点钟要我去学校大会议室开会。我信以为真，那时候我手里正勾着一张圆桌布，活计还没做完，就放下手里的东西动身往学校走。我家住在同光路七号，离学校特别近，走路不到五分钟，走到同光路十一号再往北拐一点，就到了我们学校。

一般开会的地点在教学楼四层大教室，我上楼之后，整层楼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弹脚踏琴。我问他不是要开会吗，他只是抿着嘴笑，半天不答话。我坐下来等了好久，始终不见其他同学过来，才反应过来是他骗了我。我又羞又窘，转身就往楼下走，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

第二次见面，是我和邻居黄姓女同学约好去看望生病的贾老师。路上王同学忽然骑着车出现在我们面前，于是就变成我们三个人同行。有熟人在旁边陪着，我不再紧张，总算能和他正常说上几句话。

还有一次，我竟稀里糊涂跟着他来到了学校后边那条偏僻的马路上，没有路灯，夜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路时他不断往我这边靠，我心里发慌，不停的往旁边挪。没走几分钟，我实在心里害怕，扭头就回了家。

在学校里，他的心意根本藏不住。我们班老师总爱拖堂，别的班早就下课了，我们班老师还站在讲台上讲话。我们教室上方有一扇很高的透气窗，大家都叫它“亮子”，他个子生得高，他们班下课又早，他就蹦起来隔着那扇窗往我们教室里张望。班里男生瞧见了就跟着起哄，一声声喊得热闹，闹得全班都知道，后来连讲台上的老师也察觉到了异样。

往后一段时间，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张扬，可倒像成了我的一条尾巴。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感觉到身后有道目光跟着，回头望过去，十有八九就是他。为了躲开他，我甚至不敢待在家里，常常跑到住我们后排的同学家门口坐着，那门口总聚着不少街坊邻居。可就连那样的地方，他也能找过来，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目光不停往我这边瞟，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没有点名道姓，只是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她说我年纪还小，不该过早陷在男女私情里，我的未来还有很宽的路可以走。我到现在都记得老师那句关键的话：“不要做井底的青蛙，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井底之蛙只能看见头顶一小片天，跳出井，才能看见广阔的世界。”

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细细琢磨老师的话，确实不该把自己困在眼前这点小事里。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和他疏远。我没有当面说什么决绝的重话，只是再也不给他任何回应。可他并没有就此放下，反而变得更加执着。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自家院子墙根的椅子上练秦琴，他悄悄溜进院子过来和我说话。我们那一片的前后院是连通的，中间只隔一道篱笆墙，后排住着我的小学同学张连新，他现在正好和王同学是同班。我特别怕被张连新看见，闲话传得快，没半天就能传遍整条街巷，心里慌得不行，连忙把他劝走了。

又一个夜晚，他躲在我家门前高大的杨树后面，等我妹妹路过，就叫住妹妹，让她回家喊我出去。妹妹回来转告我，我依旧不肯出门。没过多久天色大变，瓢泼大雨落了下来。他跑到门外敲门，我们家是日式房门，插上插销之后外面还能推开一道缝隙。我拉上窗帘，把房门插得死死的，隔着门缝叫他赶紧离开，始终没有开门。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在雨里淋了好久，第二天就发烧没能去上学。他是家中独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妹妹，家里人都心疼得不行。

真正让我对他的心思从懵懂变成厌烦的，是那次走廊当众起哄的事。那时候三十中并入了我们学校，年级扩充到了六个班。我们的教室都在阳面，老师办公室在阴面，从一班到六班一长溜顺着走廊排开。我去老师办公室送作业，要穿过整条长长的走廊，墙边站满了课间打闹的男生。我走过去的时候，大家大声喊他的外号，还笑着把他往我这边推。满走廊的目光全都落在我身上，我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一刻我心里满是难堪，也生出了怨意，全年级的人都知道了我们之间这点没影的纠葛。

转眼到1972年年末，我们即将毕业，学校开始征兵。当年的政策是，应届毕业生满十八岁就可以报名参加体检。王同学和我一样是1954年出生，年龄刚好符合要求，他参加了征兵体检，最后因为身体不合格没能验上。我们班那一年有六个人顺利入伍，穿上了军装。

一次老师和我们四个女生班干部闲聊，说起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体检不合格，三班的他也没能通过征兵选拔，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朝我望了一眼。我心里明白，老师把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都看得一清二楚。参军这条路走不通，他便第一个贴出大字报，主动报名上山下乡。

之后他专程跑到我家，邀约我和他组成同一个集体户。我断然拒绝了他。一方面我一心想要躲开他，不想再有半分牵扯；另一方面我们老师希望我们班组建两个集体户，我是班干部得服从学校的安排。最后我们都下乡插队，却被分到了不同的公社。

也是毕业这一年，留下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

那年年底，一批同学应征入伍即将离校，我们群专组织的师生特意凑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照片里不只有我们这一届的同学，还有上一届、下一届的老成员。大家都在群专队伍里共事过、深夜一起巡逻过，和负责带队的贾老师关系都很好。

当时的安排是想留照片的同学可以报名、交钱加洗。那时候我已经一心想要和他划清界限、减少牵连，知道照片里有他，我便刻意没有报名，没要这张集体照。

可他格外有心。那时候他会洗照片，自己拿着底片单独洗出了一张，在下乡的前几天——也就是他邀我同去一个集体户被我拒绝之后、正式奔赴农村之前，他把这张剪裁得整整齐齐的合影专程送到了我手上。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也是我们年少岁月里唯一一张同框的照片。时隔几十年，这张卷边的老照片我一直妥善收着，留存到了今天。

下乡之后，我们有过两次擦肩而过，始终没能真正坐下来碰面。

邻居小莉后来也下乡了，和他同在一个公社的不同大队。他们集体户离农安县城很近，位置十分便利。有一次我和小莉一同返回集体户，先去了她的集体户落脚，之后我再回我自己的户。我们两个的集体户相距三十里，需要在农安县城倒车。我和小莉从户里出来走了没多久就到了晌午，刚好路过他们的集体户。他们户的女户长是我俩的小学同学，于是我们进去歇脚，顺便吃了顿午饭。集体户的男女同学同在一间屋子里吃饭，可那顿饭我并没有见到他。

吃完饭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工的钟声刚好敲响，户里的女孩子们都下地出工去了。我和小莉走出院子，瞥见一个人影翻墙跳进院内，看那熟悉的身形我就知道是他，但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转身离开了。

后来我听说，他也去过我们的集体户。那时候我已经调离集体户，到附近的畜牧场工作，根本不在户里。他本想着能见到我，最终还是扑了一场空。

他在集体户待了两年，争取到了上学的名额，进入长春一所技工学校读书。技校毕业后，他留校工作，走上了行政岗位。

我也被抽调回城读书，毕业分配确定要去往北京。

1978年9月，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出发去北京的前一两天，我从家中出门往东走，打算去桂林路买点东西。他骑着那辆老式脚闸自行车，自东向西而来，我们相向而行，刚好在我家门口迎面遇上。他骑车的那副模样，我刻在记忆里太深了。

他开口问：“你毕业了？”

我答：“毕业了。”

他又问：“分配到哪儿了？”

我说：“北京。”

听完，他沉默下来，没再多说一个字。他继续慢悠悠骑着车往西走，我依旧向东赶路。我们没有道别，我也始终没有回头。

那一次擦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断断续续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消息。

他一生事业心极强，年少时就能看出他心气高、肯上进，一直铆着劲要努力向上、踏实精进。从技校留校开始，他一步一个脚印，仕途走得稳稳当当、顺顺当当：从最初的科级干部，慢慢晋升到处级，最后一路走到局司级岗位，稳稳实现了他年少时就藏在心底的追求。

如今他早已退休，待遇安稳，退休薪资优厚，一辈子的人生路走得平坦顺遂，没有辜负他半生的勤勉与上进。

回望前半生，我终于看清：少年时那个默默跟在我身后、安静凝望、执着热烈的少年，天生就是一个目标清晰、笃定向前的人。

当年在群专巡逻的那些冬夜，我见识过特殊时代之下种种荒诞、无序的人和事，也接住过少年人笨拙又炽热的心意。他走他的仕途坦途，我走我的人生远路。

七十年代长春雪夜里的心动、羞涩、躲闪与纠缠，拉练途中他递过来的那一条带着体温的武装带，全都定格成了过往。那段干干净净的年少情愫，没有明确的结局，却成了我漫长一生里，最清澈、最难忘的青春记忆。

往事随风，故人安好。此生遥遥，各自圆满。

这是去年回长春同学们聚会的场景。毕业四十三年了，过往的一切都随风飘去，珍惜现在的一切吧！

照片里有他也有我，聚会是他们户的女户长张罗的，那女户长也是我们小学时的班长。聚会人员以他们户为主搭上我们班三人，都是女户长的小学同学，其余的有三班的四班的同学。我家老头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