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中国青铜博物院1

深蓝

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数量之大、种类之全、精品之多、铭文之重要，在全国首屈一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4年底，共出土青铜器约 240 批次，几近 7000 件（组）。著名的“晚清四大国宝”——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以及大克鼎、墙盘、逨（lái）盘、何尊、秦公镈（bó）等青铜器重器均出自宝鸡，因而宝鸡享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

2006年，在“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出土地石鼓山建设宝鸡青铜器博物院。2010 年 9 月 28 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终于落成并对外开放。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航拍图源于网络

基本陈列“青铜铸文明”，以考古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为依据，荟萃了宝鸡地区出土的上千件商周时期青铜器。其中，一级文物逾百件，不乏何尊、逨盘、㝬簋、秦公钟、秦公镈等国宝重器。

伯各卣，西周早期，宝鸡鱼国墓地竹园沟七号墓出土。卣是用来盛“秬鬯”酒的容器，用于祭祀。“秬鬯”又名鬯酒，秬是黑黍，鬯为香草。祼礼是商周时期一种以酒祭祀的礼仪。“祼”通“灌”，把鬯浇灌在地上，请神（先祖）降临来享用，这个过程就叫“祼礼”。卣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盛酒器，所以最为精美华丽。伯各卣一大一小两件，与伯各尊组合成一套盛酒器。“伯各”是卣主人的名字，为鱼国一代国君。

以簋为例，青铜簋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商代早中期，簋的形制从无耳到有两个非功能性的小耳，再到两个对称的功能性耳，在西周初期又出现了四耳。耳部与簋体结合部的里侧，各有一个与簋体一体的接榫，充分说明，耳部与簋体是分铸铸接的，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

周王朝成立初期在青铜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创新。比如四耳簋，增加双耳似乎并非出于实用，仅仅是审美取向的变化；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给簋加了底座（几、案），抬高了簋的高度，演变成方座簋。

逨盉，由于盉体较大，蟠龙纹并没有占满盉的腹部，所以在蟠龙纹的外侧又以重环纹和变形窃曲纹作环状填充。

纹饰华丽、做工精良的簋中精品，大小共使用了 36 块范（包括 8 块活块范）和五块芯，进行了两次共六处铸接。繁复的工序、缜密的设计、精准的定位成就了鱼伯双耳方座簋优良的品质。

西周部分高等级方座簋，方座空腔之内悬挂铜铃，挪动、摆放礼器便会发出清越铃声，伯旅父簋铭文直接称作“铃簋”，证明铃铛为礼器原生构件。铃铛藏在座内，外部不可见，并非演奏乐器。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宗庙祭祀，奉簋献祭之时铃声响起，古人认为铃声能够沟通祖先神灵，烘托宗庙肃穆神秘的仪式氛围。

这件春秋金柄铁剑是复制品，原件去上博外展了。它出土于宝鸡益门二号墓，剑身由锻铁打造，剑柄为镂空纯金并镶嵌绿松石，纹饰异常华丽。春秋时中国冶铁技术尚属萌芽阶段，铁器远比黄金珍稀，采用金铁分铸铆合工艺制成。器物兼具中原纹饰与西戎草原风格，是我国早期人工冶铁的核心物证，狭小墓葬出土大批珍宝，墓主人身份至今仍是考古谜题。

石鼓山三号墓出土一大一小两件铜禁，形制均为长方体，古朴端庄。铜禁是西周早期才出现的新器类，是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酒器的几案。放置酒器的几案为什么会被命名为“禁”呢？郑玄认为“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禁的意思是戒与止，其命名源于戒酒，所以把安放酒具的几案命名为“禁”。商人好酒误国，周人引以为戒，颁布禁酒令《酒诰》。

大铜禁器高 20.5 厘米，长 94.5 厘米，宽 45 厘米，重42.8 千克，是目前所见铜禁中最大的 1 件；禁面及四壁以西周早期特有的直棱纹配以“Z”形顾首龙纹与长身卷尾龙纹装饰，简洁大方，主次分明。

国内现存青铜禁共5件：天津夔纹禁、宝鸡石鼓山大禁+小禁、河南云纹铜禁、曾侯乙联禁。

首次发现铜禁地点是 1901 年在宝鸡市斗鸡台（戴家湾），也是一大一小两件，并命名为柉禁。该禁出土后被端方收藏，并收录于《陶斋吉金录》中，1924 年端方的后人将其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M3的墙壁上有壁龛，随葬的礼器也是放在壁龛中的，这种设壁龛放置随葬品的习俗是“姜戎”文化的特征。

出土时壁龛K3的原貌。一件方彝和两件卣上都铸有 1 字铭文“户”。推测“户”字铭应该就是墓主人家族的族徽，石鼓山西周早期墓地为姜姓户氏的家族墓地。

小龙纹铜禁，一对带有花冠的凤鸟引人注目

大户卣通高 50 厘米，重 17.85 千克，是其他卣望尘莫及。器身上的华冠凤鸟纹着实好看，提粱兽角上的一双小手实在太可爱了！

该族徵户显然就是一扇带有枢的窗户。

户方彝，因其盖内及器内底有“户”字铭文而得名，盛酒容器，在商末周初流行，西周中期之后逐渐消亡。因器形方正，宋人命名其为“方彝”并沿用至今。彝也是青铜礼器的泛称，泛指祭祀礼器，在金文中常常出现“某作宝尊彝”。

户方彝作为现存体积最大的单体方彝，器型硕大端庄（通高 63.7 厘米，体重 35.55 千克）、棱角分明。

琱（diāo）生尊，西周晚期，2006年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这件青铜尊是理解西周时期宗法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琱生与西周宣王时期的名臣召伯虎是堂兄弟。召伯虎为大宗子，琱生为小宗子。琱生私垦荒田，占为己有，触犯了宗法制度。根据宗法制，凡宗族内部事务，均由宗君依法处理。于是，在宣王五年（前823）正月己丑这一日，琱生与召伯虎就此事进行了商议。年迈且重疾缠身的宗君“君氏”（召伯虎的父亲）委托夫人“君妇”传达了处理意见，重新分配了这些有争议的土地和附庸（农户），以召伯虎为代表的大宗得五分之三，小宗琱生得五分之二，由召伯虎负责调查并执行。小宗对大宗只有绝对的服从。

琱生专门做了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的簋（五年、六年琱生簋），来祭祀他们的共同祖先召公，并将此事的经过也记录在两件簋上。至此，这件历时一年多的宗族内部的财产重新分割事件告一段落。

琱生还做了两件形制、纹饰、铭文内容完全相同的尊——琱生尊，尊的铭文主要记录了宗君处理“仆庸土田”的意见和琱生与召伯虎的誓约。誓约说：让先祖召公在天之灵监督此事，绝不会改变宗君的命令。从铭文内容来看，簋是记录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尊的铭文内容更像是一个誓约盟书。

司马迁笔下的召伯虎是敢于直言劝谏的忠臣，也是“国人暴动”中以自己儿子的性命保全王太子（后来的周宣王姬静）性命的义臣；虽然召伯虎地位显赫，但在其宗族内，他父亲是宗君，他只是宗子，在处理“仆庸土田”这件宗族内部事务上还是要遵从他父亲君氏的意见，他只是执行者。召伯虎既是琱生的堂兄，也是他们这个宗族宗君爵位的继承者，他与琱生的主从关系非常清楚，所以琱生对“仆庸土田”重新分配时，大宗占有三份，而他只能占有两份的结果不仅不能抱怨，而且还要感激涕零，并做青铜器来告慰祖先。

从铭文内容来看，簋是记录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尊的铭文内容更像是一个誓约盟书。

周武王发出了最为豪迈的建城宣言“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天下的中心建城邑居住，并在那里统治民众。其子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下平定三监之乱，开始营建成周洛邑。在他继位第五年即前 1038 年四月丙戌这天，在新建成的洛邑京室（宫殿），举行了祭祀父亲武王的大典。成王召见宗室子弟何，肯定其父的卓著功勋，阐述了武王灭商后规划的“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蓝图，成王赏赐了何 30 朋贝，何不敢懈怠，马上用得来的贝币做了一件祭祀父亲的尊，并把此事记录在尊上，以告慰他父亲在天之灵。这个尊就是著名的何尊。

何尊内底 122 字的铭文有三个亮点：一是从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规划：在天下的中心伊洛一带营建洛邑。二是“中国”作为词语第一次出现在铭文中。三是从金文资料的角度，第一次解读周人的“德”（“恭德裕天”即敬天恭德）治思想。

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何尊后来随着临展真地来到了洛阳博物馆。

参考文献：《青铜之乡礼乐天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陕西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