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牙风波

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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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假牙，经历过一场场突如其来的小型失踪案。

这次回国探亲第一次寻它，正值盛夏。在母亲的催促下，我翻遍了家中每一个角落，甚至耐着性子，在闷热的垃圾桶里一遍遍翻检。汗水黏在背上，内心的焦躁如野草般疯长，却依旧一无所获。

母亲坐在轮椅上，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岛。她听不见我们的翻找声，也听不见我们的叹息，只能焦急地盯着我们，嘴唇翕动，却发不出连贯的音节。那种被隔绝在声音之外的无助，让她原本就紧绷的脸更加僵硬。我一边翻找，一边在心里和她较劲，也和自己较劲。

母亲满心懊恼地念叨着，仿佛失去的不是一副假牙，而是咀嚼人间烟火的底气。看见我停止了翻找，她更是唠叨得没完没了。

晚上，我整理母亲床铺，才发觉那副假牙正静静地躺在枕侧，被柔软的被子温柔地掩藏。失而复得的瞬间，母亲紧蹙的眉眼倏然舒展，像一朵重新吸饱了水的花。

过了一些日子，风波再起。这一次，失踪的仅仅是下半副。

这副假牙，是十几年前她独自去家门口的口腔医院装配的。那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回来探亲，她轻描淡写地说花了五千元配的。此后岁月，咬合稍有不适，她便去医院修整打磨。如今，她口中早已没有一颗真牙，三餐的滋味，全凭这两副冰冷的物件支撑。我曾特意备下小碗，让她饭后务必取下，泡在清水里。

只是，记忆总爱在老去的人身上打结。今年母亲已经 93 岁了，自从去年深秋摔了一跤后，久坐上了轮椅。 她还完全失聪，难以交流。她常常饭后就走开，忘了把假牙取下放进碗中。或许是吃零食时觉得硌牙，便随手一搁。等到饭点再寻，已是踪迹难觅。



一声令下，我和儿子只得再次化身侦探。洗漱台厨房饭厅柜子、床头床尾，凡是想到的地方都悉数翻过，依旧不见踪影，我们累得只能放弃了。

母亲行动不便，看着我们不再动了，就叹着气，语气里透着无可奈何的妥协：“实在不行，就重新配一副吧。”

我身心俱疲，没有回应。衰老就是这样，它不给你轰轰烈烈的告别，只给你这种细碎的、磨人的、让你想逃又无处可逃的日常。

黄昏时分，准备好晚饭，看着无精打采的母亲，就随手整理沙发上散落的靠背和坐垫，惊喜地发现，那副失踪的下牙，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坐垫的下面，像一个赌气的孩子。

“找到了！”我惊喜地叫起来，但声音消散在空气里，母亲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把那副带着体温的假牙轻轻放在她掌心。她低下头，目光在假牙和我脸上来回游移。

直到我指了指沙发垫，又指了指假牙，她才恍然大悟。脸上的愁云顷刻散尽，笑意如涟漪般漾开，但那笑意里，分明多了一层薄薄的歉意。她伸出枯瘦的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那是她无声的“对不起”，也是我无声的“没关系”。

看着她的笑，我自然是明白这份强势背后的来路。

1953年，20 岁的母亲光荣入党。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中级社、高级社，她一路都是领头人，更是村里第一位由村民民主投票选出的乡长。后来几个小乡合并成人民公社，她担任妇联主任，日日处理繁杂琐事，调解纷争，盖章开证明。每日接待几十号乡亲，她早已习惯了主事，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将一切掌控在手心。

1960年，她随被打成“中右”的父亲，离开老家江苏张家港，辗转来到安徽合肥。即便身处逆境，她依然把工作顶在第一位。在那个女工稀缺、多是家庭妇女的年代，二十多岁的母亲已是个雷厉风行的“老干部”。她凭着天生的号召力团结女工，硬是拉着许多家庭妇女走出了灶台，走进了车间。直到1988年，55岁的她才从车间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光荣退休。

大半辈子的风风火火，铸就了她骨子里的威严。岁月终究是老了，母亲的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混沌，可往日的强势并未完全褪去。它们化作了情绪的晴雨表：遇事不顺便会动怒，语气严厉，声势逼人，常让我们心生忐忑；心情和顺时，又温和含笑；稍有不如意，便即刻翻脸。



岁月终究是老了，母亲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混沌。可往日的威严并未完全褪去，它们化作了情绪的晴雨表：遇事不顺便会动怒，语气严厉，声势逼人，常让我们心生忐忑；心情和顺时，又温和含笑；稍有不如意，便即刻翻脸。

这个夏天，守在母亲身旁，我已经历了两次假牙风波。如今，每一顿饭过后，我总要多留一份心，看着她将假牙妥善取下，安放于清水碗中。那清脆的碰撞声，像是我与岁月达成的一种和解。

老去，原来就是这样细碎、磨人，却又无可奈何的日常。它剥去了一个人昔日的荣光，却用这些琐碎的麻烦，将骨肉间的羁绊，重新缝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