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司法场景明信片辨考 (1870-1912)

隐居西湖

<p class="ql-block">故宫角楼</p> <h1>  1839年摄影术诞生。1844年,法国的于勒•埃及尔成为第一位到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外国摄影师。这之后,各国的探险家、外交官和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拍摄并印制了海量的反映清末中国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的明信片,其中包括大量拘捕、庭审、枷号、站笼以及死刑执行场景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记录了当时司法实践的某些真实片段,但由于晚清大量刑场影像经外商印制成明信片,出于猎奇营销的目的,鱼龙混杂,存在底片拍摄时间和明信片印刷时间混淆;出版商随意乱标事件、刑罚,图文不符及后期上色、删减、绘画重构等问题,以达到他们对晚清中国司法形象片面渲染与污名化叙事的目的。</h1> <h1>  本文经系统考证,选取九个典型案例,通过比对底片、印刷年代、地点与档案史料,区分原始实拍底片、后期上色版本、二次改编图像,勘正片上谬误,客观解读影像背后的时代背景。正本清源,既正视传统刑罚制度的历史局限,亦辨析外来视角带来的偏见,以集邮的视角还原一段被误读的历史。</h1><h1><br></h1> <h1><b>一、1891年“南澳(Namoa,俗称南武)号海盗案”</b></h1> <h1>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在日不落帝国的强大舰队下,香港海盗只能换了一种活法,他们常常假扮乘客混入商船,然后在海面上里应外合杀人越货。</h1> <h1><b>  史实梳理</b></h1> <b><br></b><h1><b>1、 劫案发生:1890.12.10</b></h1> <h1>  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的Namoa(南澳/南武号)客轮,航行香港--汕头途中,伪装乘客的海盗劫持轮船;杀害船长、二副、一名外国乘客,劫掠财物价值5万银元,之后乘小船逃走。此案轰动港澳与华南,是晚清最著名的海盗大案之一。<br><br></h1> <h1><b>2、 抓捕与行刑 1891.4-5</b></h1> <h1>  广东官府协水师(含“黄河号Whang-ho”战舰)联合港英警方经过近半年的围追堵截,以黎亚七为首的20多名海盗先后落网。<br>行刑时间:1891. 04. 17<br>地点:九龙寨城外海滩,今启德一带,此地当时属于清政府九龙城管辖,而非英国香港租界。<br>监斩:清政府捕获这批海盗后,应英国当局请求,邀请英国官员到场监斩。<br>摄影:由香港雅真照相馆(Yazhen Studio)到场进行拍摄。这也是中国官方允许摄影师到场记录重大刑案的罕见实例。已见有三枚底片。<br></h1> <h1>底片与明信片印刷时间<br>原始底片:1891.4.17(雅真照相馆,蛋白照片)<br>明信片印刷:约1892-1902年(香港、欧美出版商)<br>很多明信片背面直接印“Execution of Namoa Pirates”(处决南澳号海盗),这一标题是准确的,是晚清行刑影像中,少数明信片标题与史实完全吻合的一套。<br><br></h1> <h1><b>第一张(清兵于九龙寨城前海滩列队准备处决海盗)</b><br></h1><h1>底片拍摄:1891.4.17 行刑之前</h1> 原版照片 <h1><b>第二张(囚犯跪地,尚未行刑)</b><br>底片拍摄:1891.4.17 行刑之前片刻</h1><h1></h1><h1>明信片印刷:1892-1902年</h1><h1>画面:多名海盗囚犯双手反绑,跪在九龙海滩;清兵持枪警戒。是行刑现场的前期记录。</h1> 原版照片 <p class="ql-block">香港出版</p> 香港斯特伦堡(M.Sternberg)出版 香港版 龙旗版 1906年实寄 香港出版 <h1><b>第三张(英国官员监斩)</b><b></b><br>底片拍摄:1891.4.17 同一天斩首结束之后<br></h1><h1>画面:数名英国监斩官员站在尸体旁边留影,背景海湾,远山就是九龙湾。</h1> 原版照片 香港斯特伦堡(M.Sternberg)出版 龙旗版 香港版 香港版 <h1><b>二、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成员在京津等地被处决现场</b></h1> <h1><b>事件背景</b></h1> <h1>  庚子事件,就是1900年(农历庚子年)爆发的那场大动荡,核心是义和团运动引发清廷宣战,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战败并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br>  1900年,历经“庚子事变”的动荡后,慈禧为了转嫁失败的责任,将矛头指向了义和团。于是,在京津两地,大批义和团成员遭受了残酷的处决。场面惨烈,引起多方势力关注。 <br></h1><h1> 在“庚子事变”前后,大量带有德英双语标注的战地/殖民题材的明信片在欧洲流通,用于向本土民众展示在东方的“战况”与“刑罚”场面。</h1> <h1></h1><h1><b> 图一、</b>画面可见多名日军官兵立于尸体后方,地上数名受刑者,多颗首级置于遗体一侧,荒坡旷野,无建筑民居。</h1><h1><span style="font-size: 17px;">底片摄影:1900年夏秋</span></h1>拍摄地点:天津郊外刑场<br>摄影师:随军摄影师<br>明信片印刷:约1901-1905年<br> 原版照片 德国出版 圆角浮雕压边版式 龙旗版 实寄 照相版 <h1>  本片属于“庚子事变”天津地区日军主导的行刑纪实影像,现存史料不足,无法对应本次行刑具体案件、受刑者姓名。</h1> <h1><b>  图二</b>、画面多名被俘义和团成员双手反绑,跪在泥地上,等候处决;身后人山人海,围观群众中有西方军官、外国侨民。</h1> <h1>底片拍摄:1900年夏<br>地点:天津西门(贞节烈女坟附近)的露天刑场<br>摄影师:西方随军摄影师<br>明信片印刷:1900-1905年<br>欧美出版商将此照片翻印成明信片,题目标注为(等待行刑的义和团囚徒,天津)。<br></h1> 原版照片 日本出版 标题误标为铁岭城外马贼斩首 <h1><b>  图三</b>、画面天津街头,外国军队站立监斩,地面数具尸体,大量本地民众围站后方,背景是临街商号铺面。</h1> <h1>底片拍摄:1900年夏秋<br>地点:天津城内商业街<br>摄影:随军外国摄影师 (受刑者多被定义为义和团成员)<br>明信片印刷:约1905-1912年<br>出版商:天津杨记(Lieu-Seu)全套12枚,此片为(12-11)<br></h1> <h1>  此套片,出版商以“中国酷刑”为题,部分底片是庚子事变天津真实行刑记录,但其中有多枚底片拍摄地、事件与天津无关,这是该套片最大的史料陷阱。</h1> 天津杨记出版 <h1>  <b>图四</b>、画面行刑刚刚结束的瞬间,尸体还倒在地上,刽子手站在尸体旁边。</h1> <h1>底片拍摄:1900年<br>拍摄地点:天津西门外刑场。<br></h1><h1>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都统衙门于此处决义和团成员。此手工上色明信片约1901-1906年由欧美出版商印制出版,标题仅标注“Chinese Execution”, 原版未写天津,该场景常被后世误认作北京菜市口。</h1> 香港出版 <h1><b>三、广州“法场地”刑场 </b></h1> <h1>  著名的“法场地”刑场,历史上一直是广州府处决重犯的主要场所。1899- 1900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北方义和团兴起,两广地区盗匪、会党活动频繁,李鸿章在广州推行“就地正法”,不需要北京刑部复核,在法场地大量处决盗匪、会党分子。下面这组照片是外国摄影师在法场的现场实拍,是19世纪末非常著名的影像。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影像只记录晚清广东公开行行制度,不能对应某一桩特定盗匪案。</h1> <h1><b>  图1</b>、行刑正在进行,囚犯跪地,刽子手高高举起大刀,四周大量当地民众围观,背景是岭南风格的平房。</h1> <h1>底片拍摄:1897-1899年<br>拍摄地点:广州(Canton),法场地(今珠光路)<br>明信片印刷年代:1900-1905年<br>出版商:英国/香港印刷发行<br></h1> 英国出版 <p class="ql-block">香港斯特伦堡(M.Sternberg)出版</p> <p class="ql-block">香港出版</p> 德国出版 <h1><p><b>  图2</b>:行刑完毕,多具尸体陈于地面。<br>底片拍摄:1900-1905年<br>拍摄地点:法场地</p><p><span style="font-size: 17px;">明信片印刷年代:1900-1905年</span><br></p></h1><h1>出版商:英国/香港印刷发行</h1> 英国出版 <h1><b>  图3</b>:行刑之后,刽子手捧起首级面向镜头。</h1><h1><br>画面过于血腥,不便展示。<br></h1> <h1>  这套影像在多家出版商反复翻印,部分版本随意添加标题“Pirates(海盗)”,属于出版商泛化标签,并无档案可以证实囚犯真实身份。</h1> <h1>  随着清朝末年社会变革,法场地刑场于1908年左右被废弃,逐渐转变为陶器制作和晾晒场所。下面这张明信片所展示的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h1> 英国出版 <h1><b>  </b><b style="font-size:22px;">四</b><b>、</b><b style="font-size:22px;">四名囚犯戴枷(Cangue)示众。</b></h1> <h1>底片拍摄:1870一1872</h1><h1>拍摄地点:上海</h1><h1>拍摄者:由威廉.桑德斯 (英国)拍摄。木枷上的数字“600”,为摄影师底片档案编号</h1><h1>此片1901-1910年间,欧洲、香港出版商大量翻印,版本众多,但大多标注为义和团成员,地点北京\天津,以博眼球。</h1> <p class="ql-block">原版照片</p> 英国出版 香港出版 香港出版 <h1><b>五、站笼</b></h1> <h1>  站笼,清代酷刑:囚犯颈部卡在笼顶开孔处,脚下垫砖块,身体重量全部压在颈部,窒息缓慢死亡。既是死刑,同时也是公开示众羞辱,震慑民众。</h1> <h1>底片拍摄:1900-1901年<br>拍摄地点:上海地方官府<br>摄影:西方摄影师,<br>这张片展示对普通刑事罪犯(盗匪)施用站笼刑罚的场景,和“庚子事件”(义和团运动)无关。<br></h1> 原版照片 德国出版 香港出版 香港出版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张是1900年香港雅真照相馆拍摄,拍摄地点广州。</span></p> <p class="ql-block">原版照片 香港雅真照相馆</p> <h1><b>六、站笼(立枷)中的河盗张掌华</b></h1> <h1>  这位名叫张掌华的男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以恶棍的形象留下身影的第一人。张掌华,是江南(黄浦江、苏州河)的河盗,因多起劫杀命案,被上海县衙门判处站笼(立枷)死刑。</h1> <h1>底片摄影:1900年夏季<br>拍摄地点:上海(上海县城城门之外)<br>摄影师:美国 詹姆斯. 利卡尔顿(JamesRicalton),原照为立体照片,不是普通单张照片。之后被大量翻印成晚清明信片,流传极广。有的印刷品误将地点标注为天津。<br><br></h1> 原版照片 利卡尔顿(美国)拍摄 德国出版 原版照相版 利卡尔顿(美国)拍摄 德国璧恒图书公司出版 意大利新大昌洋行出版 实寄 <h1><b>七、烟台地区海盗行刑现场</b></h1> <h1>画面:记录海盗处决完毕后的现场,烟台东海关外籍官员于尸体旁留影。反映晚清通商口岸海关参与沿海缉私、西人旁观清代行刑的历史现象。</h1> <h1>底片拍摄:约1893-1897<br>拍摄地点:山东烟台(芝罘)郊外刑场<br>明信片印刷:1900-1905<br>底片为真实现场纪实摄影,但目前未见档案对应具体海盗案件。<br></h1> 英国出版 <h1><b>八、汕头行刑明信片</b></h1> <h1>  此为华人照相馆拍摄的行刑纪实影像。画面可见多具遇难者遗体与旁观的外籍人士,远景为汕头开埠口岸建筑。</h1> <h1>底片拍摄:约1895-1900<br>拍摄地点:广东汕头郊外刑场<br>摄影:美璋照相馆(Mee Cheung)汕头分馆<br>明信片印刷:1900-1905 美璋照相馆自行出版发行<br></h1> <p class="ql-block">美璋照相馆(英国)出版</p> <h1>  照片是真实行刑现场,但尚无档案可以对应本次行刑的具体案件、遇难者身份与准确时间。本件出自华人照相馆,在影像史上有特殊意义。</h1> <h1><b>九、木笼犯人头颅示众</b></h1> <h1>  画面上海刑场现场:木桩悬挂木笼,笼中盛放砍下的人头枭首示众;地面散落柴草、空木笼;大量民众围观;远景可见上海近代工厂烟囱、店铺房屋,是晚清上海城郊刑场实景。</h1> 底片拍摄:约1870-1880年<br>拍摄者: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英国)桑德斯1862-1887在上海开设桑泰照相馆<br>明信片印刷发行:新大昌洋行(Bracco&Co.)(意大利)约 1904-1908年<br> <h1>  桑德斯只是记录刑场现场,照片本身没有附带案件信息;出版商新大昌洋行翻印成商业明信片,在印刷时,只配上描述性意大利文和中文手写标题“木笼犯人头颅示众”,没有写明具体事件。<br><br></h1> 意大利出版 <h1>  晚清发行的中国刑罚题材明信片存在种种陷阱,收藏者需要认真分析比较,注意避坑。</h1> <h1>一、 模拟公堂,摆拍影像</h1> <h1>  这张长期被西方出版物当作晚清真实审判公堂的明信片,原始底片由威廉.桑德斯1870-1872年在上海桑泰照相馆影棚内拍摄,全部场景、道具、人物均为商业布置和雇佣模特,是依照西方想象建构的“中国公堂”意象。在1900-1910年间,该底片被多次翻印为外销明信片。不少出版商随意标注“Canton(广州)”“Peking(北京顺天府)”,均为出版商自行添加,属于典型错标地名营销话术。</h1> 原版照片 香港出版 1907年实寄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最离奇的是这张标着“上海带枷因犯”的明信片,长期以来被附会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大量收藏商、网文以此作为卖点传播,流传甚广。其实原始底片也是出自这位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同样是在摄影棚摆拍的。目的是向海外介绍清代刑具“枷号”,而非某一案件纪实。史实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1877年已经平反,二人获释;且按照清代司法惯例,男女犯人绝不会同戴一块枷板示众;迄今为止,史学界也没有发现任何杨乃武、小白菜本人的照片。该讹传的广泛流传,正是后世对晚清司法影像误读的典型案例。</span></p> <p class="ql-block">英国出版 1909年实寄</p> <h1><b>二、 年份标题,随意标注</b></h1> <h1>  这两张明信片原始底片为1900年直隶郊外行刑现场,日本出版商将这一庚子时期旧底片,编入《支那革命动乱实况》明信片套组,标题强行附会辛亥革命,图文错配,标题和原始影像史实严重不符。</h1> 日本出版 日本出版 <h1>类似情况,各国发行的明信片中也较为普遍。</h1> <h1>  这张片最大的讹误是:出版商在1912年用老底片印刷出版明信片时,直接在片上标注Tientsin-Peking 1912, 把1900年庚子时期的老底片,强行标注为1912的行刑,实际民国初年已经废除斩首,史实制度可以佐证。后世大量资料直接采信明信片印刷文字,于是以讹传讹。</h1> 英国出版 <h1><b>三、 加工重构,衍生版本</b></h1> <h1>  这张明信片原始素材是1893年烟台(芝罘)郊外刑场黑白照片,后期美工删减现场其他人物,远景海岸炮台景物经过绘画式重构,1905-1910年间印成手工上色印刷明信片。属于商业改造衍生图像。标题也是出版商后加。</h1> 英国出版 <h1><b>四、图文不符,张冠李戴</b></h1> <h1>  这张手工上色印刷明信片,欧洲1902-1906年发行。原始黑白底片是1900年广州法场地行刑现场,多具尸体于街巷的场景。此片最大的问题是图文严重不符,照片是斩首后的陈尸,印刷文字却标注为“凌迟Lin-chi”,反映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刑罚的猎奇和误读。</h1> <p class="ql-block">原版照片 香港雅真照相馆</p> 出版商不详 <h1><b>五、 拼凑合成,图像造假</b></h1><h1><br> 这是一张西方商业合成/拼凑的明信片图像,明信片印制约1902-1908年,欧洲印制,圆角椭圆画框版式。时至今日,史学影像界仍无法确认这张合成图像原始素材分别取自那里。<br><br></h1> 出版商不详 参考资料:<br>《有图自东方来:明信片上中国司法场景》徐忠民著<br>《崩溃的帝国:明信片中的晚清》孔祥东 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br> 202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