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内蒙古25：鄂尔多斯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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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博物院，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该地区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城市“文化客厅”。 2021年，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合并组建为“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形成了“一院三馆”的格局。 博物馆建筑面积8万余平方米，各类藏品数万件（套），涵盖了古生物化石、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等，其中不乏珍贵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历史遗存。 　　博物院的建筑外观极具视觉冲击力，整体造型宛如一块饱经风雨磨砺的巨大磐石，象征着鄂尔多斯人坚毅的精神；古铜色的外表与层理状设计，既寓意着源远流长的青铜文明，也呼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蒙古包形态。 康巴什主馆地上4层，地下1层，有8个编号展厅，1／2／3／5／7号厅为基本陈列的常设展厅。3楼4号厅、4楼6号厅、1楼8号厅为临时特展、专题巡展。 导游正在讲解，请跟上来啦！ 前言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母亲河，从西、北、东三面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黄河环抱的“几”字形弯。在“几”字弯的顶端，就是黄河上游到中游的交界点。与世界其它大河文明一样，河流的交界处，往往都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富集区域。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在蛮荒蒙昧的远古时期，这里就诞生过考古学上著名的“河套人”与“河套文化”。进入满天星斗的文明时代，这里又成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前沿阵地。黄河岸边的石城遗迹、数以万计的游牧人岩画、闻名天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都源自于此；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障塞、郡县属国，隋唐时期的受降区域、羁縻府州，都与这一区域息息相关；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花木兰替父从军、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传颂千古的历史故事，也都发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她们共同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那就是：以农耕而闻名的黄河文化，在经历了对草原文化的涤荡后，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她们都诠释出中华文明形成的主要途径，那就是：民族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交流，共同为传承不辍的中华文明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提供着丰厚的文化滋养。 本展览循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集文化遗产精华，从揭示历史演进与文化内涵的视角出发，全面梳理、系统呈现鄂尔多斯所在的黄河几字弯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与地域文明的流光异彩。籍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扬帆启程的新时代里，让我们凝聚起昂扬向上的民族气概，坚定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保护、传承和弘扬北疆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一心、不懈奋进。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第一部分：史前—夏商周（重点：萨拉乌苏"河套人"、朱开沟青铜短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4楼5号厅 第一部分史前—夏商周时期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考古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以及水洞沟遗址等，接续不断地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与环境风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不仅有中原仰韶文化相关类型的存在，更有与红山文化交融而成就的地域文化。此外，黄河岸边农耕与渔猎共存的永兴店文化等，彰显出地域文明的多姿多彩。进入夏商以来，农牧共生的朱开沟文化，更是开启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时代的更迭，民族的交融，文明的互鉴，使得这里形成了多种文化交叉并存、共生共融的早期黄河文化风貌，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奉献着自身的力量。 镇馆之宝—"河套人"头盖骨化石基本信息：长10.4厘米、宽10.2厘米、重64克，属距今14万–7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智人遗存。出土经过：1956年发现于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域，同出还有一段人类股骨。历史意义：体质特征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阶段，是亚洲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镇馆之宝—战国圆雕青铜大角羊年代与背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属于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类青铜器多以草原上的动物为题材，充满了浓郁的游牧民族气息。 外观与造型：材质与姿态：通体青铜铸造，表面因岁月侵蚀呈现出自然的绿色铜锈。动物呈伫立姿态，四肢修长，体态轻盈匀称。标志性大角：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部巨大且夸张的角，向后弯曲呈优美的弧形（类似新月形），角的上缘带有精细的锯齿状凸起，极具视觉冲击力。细节纹饰：羊身表面布满了凸起的乳钉纹，模拟羊毛的质感；尾部还巧妙地伫立着一只小鸟，生动逼真。背部圆环：羊背中部有一个明显的穿孔圆环，这表明它极有可能是一件缝缀在衣物或器具上的精美装饰配件。文化寓意：在北方早期游牧民族的心中，羊是吉祥、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古语云“羊，祥也”）。这件青铜大角羊不仅是精湛的草原青铜艺术代表，也寄托了游牧民族对牲畜兴旺、生活富足的美好祈愿。 镇馆之宝—铃首曲柄青铜短剑形制：通体色泽明亮，形态规整，剑首作铃铛状，内置铜球完好，震动时仍能发出悦耳铃声。文化属性：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与中原以礼器为核心的大型青铜容器不同，草原青铜器以短兵器、小型工具和马具为主，折射出畜牧—游牧文化的实用主义逻辑。历史价值：铃首短剑时代最早（商周），现存数量稀少，是研究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迁徙、交往路径的重要物证。 镇馆之宝—中国第一把青铜短剑朱开沟遗址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村，年代跨度为距今4200–3500年，前后延续约800年。1983年晚期墓葬出土的凹槽青铜短剑，是中国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铜剑，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遗址还出土了蛇纹鬲、磨光石镰、酿酒陶盉等，表明先民早已掌握青铜冶铸与酿酒技术。受干冷气候影响，朱开沟人主动由农业转向半农半牧，完成了中国北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北方畜牧文化雏形。 镇馆之宝—虎咬鹿饰牌 该文物年代约为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是国家一级文物。其尺寸长10.4厘米、宽4.76厘米左右，平面形制多呈“B”形。 饰牌整体采用高浮雕手法，刻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猛虎伫立咬鹿的场景。猛虎圆耳直立、瞪目张嘴，吻部抵在呈匍匐状鹿的头顶，一只前肢踩踏在鹿背上；而被捕食的鹿两前肢向前平伸，头部与前肢在踩踏下紧紧挤压，面部表现出恐惧、无奈的垂死神情，画面充满了强烈的动感与张力。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第二部分：秦汉—隋唐（重点：匈奴鹰顶金冠、汉唐边塞、鲜卑西迁、草原与中原互渗）3楼3号厅 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出土故事：1972年冬，杭锦旗阿鲁柴登一位76岁老人在沙窝子里挖"龙骨"卖给药铺，一锹下去碰到了硬物，由此揭开一座匈奴贵族墓葬，共出土金、银饰牌200余件。形制与工艺：通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总重1394克，纯金打造。冠顶半球体上浮雕四狼噬咬四只盘角羊，中央立一展翅雄鹰，鹰首与颈部由绿松石拼接，用金丝连接，行走时鹰首可活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带榫卯插合而成，靠近耳部饰卧虎、盘角羊、卧马浮雕，其余部分为绳索纹。（此为复制品，原件在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展出。）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第三部分：宋元—明清（重点：西夏牡丹纹梅瓶、蒙元游牧、明清蒙汉交融、走西口）2楼1号厅 明九边重镇示意图鄂尔多斯前旗明长城图 这些盔甲是明代北方边防军事的重要实物见证。鄂尔多斯地区在明代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错地带，是“九边”重镇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沉重的铁铠甲和锁子甲，直观再现了当时戍边将士的艰苦条件与尚武精神，反映了明清以来多民族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进程。 展柜中主要展示了明代的边防卫戍装备，具体包括铁铠甲、铁头盔以及锁子甲。铁铠甲（中央）：这是一副典型的明代边疆铠甲。它由多块铁质甲片编缀而成，主体防护严密，肩部配有厚重的肩甲，胸前有明显的圆形护心镜，并辅以铆钉和皮质（或麻质）绳索进行固定，主要用于抵御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砍和弓箭射击。铁头盔（左侧）：与铠甲配套的头戴护具，顶部带有盔缨（或盔枪座），两侧及后部带有护颊，能有效保护士兵的头部和颈部。锁子甲（右侧）：由无数细小的铁环相互套接而成的软甲，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贴身防护能力，通常用于保护铠甲难以覆盖的部位或作为内层防护。 镇馆之宝—西夏牡丹纹梅瓶 这是一件极具草原民族特色的国宝级瓷器，西夏时期（公元1038—1227年）。1986年出土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白圪针村的西夏窖藏。宝瓶通高约39.5厘米，口径约5厘米，整体造型修长挺拔。 外观与工艺造型：小口内敛，颈部收缩，肩部倾斜，腹部略微鼓起，向下逐渐收敛至平底，带有环形圈足。釉色与胎体：胎体呈浅棕黄色，通体施褐釉（部分资料记为黑釉），釉水色泽温润，但在肩部和近底处留有露胎。装饰技法：采用了高超的“剔釉露胎”技法。工匠在施好釉的胎体上剔掉花纹以外的部分，露出底下的浅色胎体，使得深色花纹凸起，形成了强烈的黑白对比和浅浮雕般的立体感。 镇馆之宝—荷叶形玉杯元（公元1271-1368年）荷叶杯，为莲花瓣形，上饰莲花脉络纹，有一兽形耳连接口沿和底部并延伸至玉杯的另一侧。该杯采用浅浮雕和镂空的雕刻技法，整个器物看起来浑然一体，雕琢极为精致，器身圆润有光泽，是元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元代蒙古族贵族妇女的“姑姑冠”（也称罟罟冠）冠身结构：整体呈高耸的圆锥状或筒状，以红绒（或红绢）为底衬，外部缝缀有多层锤揲而成的金质卷云纹饰片，顶部配有金饰件，尽显奢华与威仪。耳部配饰：冠体两侧垂挂有精美的包金玉坠（耳坠），工艺复杂，通常与冠饰成套出现。项饰：展柜下方陈列着由玛瑙、水晶、琉璃等多种材质串成的多圈项链，色彩斑斓，与头冠相得益彰，是当时贵族女性重要的身份配饰。 蒙古族妇女头饰蒙古语称“陶勒甘久甘”或“头戴”，在蒙古族服饰文化中被誉为“头饰之王”。一套完整的头饰主要由“达如拉嘎”（头戴部分）和“希布阁”（连垂部分）组成。顶部为高筒立檐帽，镶嵌有大朵花卉刺绣和珊瑚；额部有精美的额箍和流苏；面颊两侧垂挂着大量由红珊瑚、绿松石与银链混串而成的垂穗，行走时叮当作响。 蒙古人的服装服饰 白色的蒙古马身披全套的传统马具，其马鞍上覆盖着精美的鞍垫，上面绣有传统的回纹、团寿纹等吉祥图案，边缘点缀着黄色的流苏；马匹还配有勒缰、胸带以及华丽的马镫等配件，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 在鄂尔多斯及整个北方草原地区，马不仅是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核心工具，更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与宝贵的财富。对马的防护和装扮，是草原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且引以为豪的事。 早期北方游牧民族篷车，结合背景的草原地貌，它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出行场景。 鄂尔多斯古生物展（重点：披毛犀骨架、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马门溪龙等晚更新世—中生代化石）2楼2号厅 镇馆之宝—披毛犀化石骨架 完整度高达95%以上，出土于乌审旗乌兰木伦遗址，属于晚更新世（距今约6.5万–4万年）萨拉乌苏动物群。与它同列的还有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化石，共同构成东亚罕见的完整冰期动物群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