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爱

紫百合

作者袁明 袁超俊（编者舅舅）之子 前言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重庆红岩承载着无数革命者的艰难与温暖。本文作者袁明以家人亲历视角，追忆周恩来副主席对他全家无微不至的关爱，一段跨越乱世的温情往事，藏着伟人柔软而赤诚的为民初心。 文章朴实无华，没有华丽辞藻，全是真切鲜活的往事细节。透过普通革命家庭的经历，我们得以窥见周副主席于繁重统战工作之外，时刻牵挂身边工作同志的疾苦、体恤下属的博大胸襟。这段红色记忆，既是留存珍贵的回忆，也让后人读懂周恩来总理一生亲民爱民、心怀百姓的崇高品格。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编辑者孟惠惠＊紫百合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妈妈和妹妹的救星 钟可玉袁超俊之妻，袁明之母，编者舅妈 　　　我妈妈钟可玉是印尼归国华侨，15岁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大陆，求学报国。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读大学。由于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苏联医生抽脑脊髓坏了事，在延安无法救治，组织上决定让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会部知道了这个消息，派人用担架将她抬到枣园社会部，给她交代到南洋开展秘密工作的联络方式。妈妈和叶剑英参谋长是老乡，叶帅担心这一路沿途军警盘查，多有险恶，就让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称阿叶。没想到在妈妈南下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中断，南洋去不成了。这时，妈妈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只好到重庆红岩办事处报到。　　妈妈是1942年到重庆红岩办事处的。由于身患重病，加上旅途劳累，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周副主席知道后，亲自约她到周公馆谈话，给予安慰和鼓励。那时，夏衍在北碚温泉租了套房子，刚好他不在，周副主席便通知钱之光处长，拨款让妈妈去北碚温泉疗养，住在这套房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妈妈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并很快回到办事处，在顶楼的秘密电台工作。顶楼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房间像鸽子笼，又低又小，窗户开在房顶上，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夏日太阳暴晒，酷热难当；又由于保密的关系，电台的工作人员通常是不下楼露面的。　　由于口音的关系，好多人把妈妈的名字“阿叶”听成了“阿姨”，所以后来办事处老老小小都不喊妈妈的名字，而喊“阿姨”。　　在周副主席的关心和呵护下，爸爸和妈妈两人在红岩办事处相遇，相知，相爱了，在延安结了婚。结婚那天，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前来贺喜，邓妈妈十分高兴地说:“你们两个是办事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对！”　　后来，妈妈怀孕了，回到重庆后，周副主席有一瓶朋友送的维生素，自己舍不得吃，派人送给了妈妈。　　1946年2月，妈妈临产，由于是头胎，没有经验，折腾了半天，才把我生下来，然而胎盘怎么也下不来，肚子仍然是鼓鼓的，只能躺在那里痛苦地哼哼。爸爸忙着照顾我，不知妈妈那里该怎样才好，庆幸的是办事处有卫生所，于是赶忙叫人去把卫生所的毕大夫喊来。　　毕大夫是荷兰归国华侨，他认真给妈妈做了检查，然后直起身来，用磕磕巴巴的华语说:“产妇肚中还有一个女孩，但她太弱了。”原来妈妈怀的是龙凤胎。　　办事处卫生所的条件有限，根本没有妇产科方面的药剂和器械，不过毕大夫有自己的高招，他跑回自己的宿舍，拿来先前煮好的咖啡，让妈妈喝。妈妈回国前在印尼也喝咖啡的。40分钟之后，经过毕大夫精心护理，妈妈再次生下一个女娃，就是我妹妹袁青。　　毕大夫是1945年初从延安来重庆的。他医术高明，办事认真，又平易近人，办事处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大约是七八月份，日本投降前夕，南方局决定派毕大夫回荷兰，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继续为党工作。毕大夫是个急性人，得到通知后，恨不得马上启程。但是，他的出国护照没有办下来，而且由于战乱，交通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出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十分着急，天天催爸爸给他办手续。爸爸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虽然也希望他早日启程，但是考虑到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没有充分的安排，不宜仓促批准。他反复给爸爸讲:“对这些华侨，我们一定要负责，特别是他们的安全，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任何差错，找不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决不能让毕大夫走。他心情不好，你多陪陪他，向他多做解释，让他不要急，慢慢等嘛，着急能急坏身子的。”爸爸把周副主席的话转达给毕大夫，毕大夫深受感动。　　 袁超俊钟可玉夫妇与他们的龙凤胎袁明和袁青 　　如果没有周副主席对毕大夫细心周到的关照，毕大夫那会儿可能仓促上路，也就没有后来他施展医术，救了妈妈和妹妹了。由此，我们母子三人的安危和周副主席的体贴入微相关甚紧。　　得知妈妈分娩有惊无险，大家都来看望妈妈和两个孩子，亲切地叫我们“双双”、“对对”。叶参谋长也来看望他的这个“侄女”，幽默地说:“你这个小母鸡下大蛋呢!” 我与邓妈妈的珍贵合影 　　1980年，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周恩来纪念碑前，邓颖超与本文作者袁明（袁超俊之子、笔者表哥）合影。 　　1980年，我在新疆兵团工作，邓妈妈到石河子市视察，顺便瞻仰当时国内唯一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我工作生活了12年的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在一块四周环绕着高大林带的800亩条田中央，矗立着石河子人民为纪念周恩来总理修建的纪念碑，而这块涌动着金色麦穗的条田，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连队的条田。　　6月23日中午，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列队，欢迎邓妈妈到来。　　邓妈妈来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弯腰深深地鞠躬，然后绕着碑台仔细察看了碑文。当看到欢迎她的群众时，赶忙走上前来，不顾旅途劳顿，和大家一一握手，逐个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以及老家在哪里。　　当她把手伸向我时，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这时有人向她介绍我是北京支边青年，出生在重庆办事处，邓妈妈赶紧问我爸爸是谁，当得知爸爸是袁超俊时，她提高了声音:“袁超俊，你是双双！”　　我连忙补充:“我妈妈叫钟可玉。”　　邓妈妈立刻纠正道:“你妈妈那时不是这个名字，她叫阿叶。”　　她接着说:“能在这里看到你，我很高兴。你叫什么名字？”　　“袁明。”　　“噢，袁明，你偏心，你像你爸爸多，像妈妈少，你偏心。你是小袁超俊。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我回去对你爸爸妈妈讲见到你了。”　　活动结束时，邓妈妈走到车边，一只脚已经踏在车的踏板上，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向人群中张望。当重新在人群中找到我后，她离开车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真没想到。（对大家）告诉你们大家，我见到袁明的时候，他只有这么长（用手比）。他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吃了很多苦。（转向我）你就是小袁超俊，来，我们一起照个相，回去我带给你爸爸妈妈看看。（对大家）你们大家不要说我偏心。”　　站在高高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面对滚滚的麦浪，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紧紧依靠着亲爱的邓妈妈，一声快门记录下我那终生难忘的一刻。　　这样，我成了唯一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和邓妈妈单独合影的人。 让我们不能忘记的往事 作者袁明父亲袁超俊（编者舅舅） 　　我家本姓严，爸爸原来的名字叫严金操，为什么会改叫袁超俊了呢？说来也和周副主席的关爱分不开。　　周副主席1937年刚到武汉时，得知爸爸曾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并且眼下还用的是原来用的名字，就严肃地对爸爸说:“不行，你得把名字改一下，不能让他们老来注意你。”　　爸爸回来认真想了一下，名字好改，把原来的名字颠倒一下，再做个谐音，金操就变成了超俊了。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姓可就不那么好改了，要改，也得改得有意义。思来想去，爸爸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袁梓桐，他是爸爸的同乡、同学，又是爸爸的革命启蒙人，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好，就跟他的姓，走他走过的路，继承革命遗志，像他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就这样，我们一家都改姓袁，我叔叔袁林一家也跟随爸爸改姓袁。　　爸爸一直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工作对安全保密要求极高，所以在周副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不得不避免与周副主席合影。所以他没有一张和周副主席的合影。　　1946年5月，周副主席要带大队人马返回南京，安排爸爸留守善后，看到我们家大小四口，一间房间不够住，就把自己住的套间房安排给我们家住。家具蚊帐等，统统留给我们家用。妈妈看到周副主席用过的纱布蚊帐，上面补满了补丁，不禁埋怨起爸爸，怪他不给周副主席想办法更换新蚊帐。爸爸委屈地说:“不是我们不给他换，是他自己不要换，发给他的新蚊帐，他都托人带到延安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950年，在中南海西花厅门外合影时，周恩来总理原本站在前排中央，看到袁超俊（袁明之父，编者舅舅）和钟可玉（袁明之母，编者舅妈），就走到他们身边合影。 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与袁超俊（袁明之父，编者舅舅） 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与袁超俊（左2）及其女儿袁青（右1）亲切交谈 原贵州省委书记秦天真（左）与袁超俊（右） 北京电视台采访袁明视频 转载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纪念馆《红岩村的孩子们的回忆》文字、照片、视频袁明编辑孟惠惠＊紫百合图片部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