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面临恶意——读东野圭吾小说《恶意》有感

秋叶飘零

图源网络

读了东野圭吾的小说《恶意》（娄美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版），脑中盘旋着两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书中主人公野野口修，分明是怀着无缘无故的恨，煞费苦心，实施了一起从肉体到名誉的谋杀案。

书底有另一个主人公警察加贺的两段话语：“你心里藏着对他的恶意，这仇恨深不见底，深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正是它导致了这起案件”。“这股恶意到底从何而来？我非常仔细地调查过，却实在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

在《解忧杂货店》和《新参者》中，在不大会出现人性温情的刑侦过程中，作家侧重描写正念善意。这部小说读得人毛骨悚然，假如生活中遇到这种罪大恶极的人，那真是一大劫难。

小说叙事结构独到，由两个人的手记组成：罪犯野野口修的事件之章、解决之章、告白之章和加贺恭一郎的疑惑之章、探究之章、过去之章、真相之章，相互穿插交织，一层层建构，又一步步解构。罪犯供述混淆视听的表象迷雾，警察深挖还原罪恶的真相面目。

人气作家日高邦彦移居洛杉矶前夕，在搬得空空落落的家里赶写连载小说，打算子夜完成后，到酒店与妻子会合。友人野野口修傍晚六点一刻接到作家电话，八点如约去他家见面，发现不对劲，屋里黑灯瞎火。于是叫日高的妻子来开门，两人同时进去，发现作家倒在书房。

这是野野口修描述的过程，按说罪犯不会留下记录，而他是儿童文学作家，擅长文字，自云此事不同寻常，就对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手记。加贺听说，要去过目，很快破案。登门拜访，开门见山，我们要搜查你的房屋。

恰恰是从对方提供的记录中，加贺将其视为行凶的不二人想。野野口修还想辩解，被当面一一否定，拆穿各种托词借口：急切追问作家死亡时间，明知故问；根据法医解剖，死亡时间要早一个小时；如果真有电话，重拨会显示同一个号码；作家反常地没吸烟，只有一个烟蒂等等。警察直接了当，你招了吧。

抓捕没几天，正在审讯，野野口修晕倒，送医检查，癌症晚期，两年前即做过切除手术。他在医院里写下作案过程，唯独对作案动机只字不提，受到逼问，总是不耐烦地说，一时兴起，没什么理由。似乎也是，用黄铜镇纸砸晕了，再用电话线绞杀，不像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

经过搜查，在凶犯家里发现端倪，围裙、首饰和旅行申请表都指向作家的前妻、五年前死于交通事故的日高初美，据此可以初步断定，二人有染，作案动机起于情杀。加贺拿着辞书里找到的女子照片，给野野口修看，他的表情和呼吸变得诡异紊乱，矢口否认，迫不得已，承认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

接着从加拿大退回的托运行李中有了新发现——一把带有野野口修指纹的刀，还有一卷录像带。录像是他身着黑衣夜闯日高家的身影，标注的拍摄时间在七年前。

面对确凿物证，野野口修写了第三份材料——自白书。当年他把初女作《圆火》交给老同学过目，希望得到指教和提携，对方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初美探病时告知，丈夫读得很入迷，与口头的差评不符。二人有了私情，日高仿佛有所觉察，无奈之下里应外合前去行刺，不想被作家识破拿下。

此后受日高手里的刀具和录像胁迫，他成了影子作家，为其提供获得新人大奖的《死火》，原稿即《圆火》，以及后来赢得声名的多部创作原稿。这与他家里搜出的几大本手写体作品对上了号，内容均与日高邦彦的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从人物到情节。

刑侦至此，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新闻媒体大肆炒作，影子作家的说法不胫而走，连上司都催促结案。加贺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一边拖延，一边四处走访，一直追查到二人中学时的师生和家人，获得大量一手材料，最终推翻由凶犯提供的证词和查到的物证，提出全新的作案动机和真相解释：

一切都是野野口修编造的——关于影子作家的说法。两年之内，他在旧的大学笔记本上大量抄写日高邦彦已发表的作品，拜访时偷了初美的物品和照片私藏起来，又在作家忙着收拾行李时，塞入刀和录像带，制造伪证。绞尽心力呕心沥血，在最后一夜下手，付诸实施。

他不但让警察发现自己作案的破绽，还暗示帮助揭示“真相”，即让警方按照自己的计划推想作案动机，最终达到罪恶的目的——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临死拉个垫背的，一跃成为著名作家的幕后写手，诋毁对方又暴得虚名。

为什么他对日高邦彦痛下杀手又如此歹毒地抹黑诬陷？事实上，对方是他的恩人，一则从小上学处处关照他，像兄长一样；二是人家成名后找上门来，为了圆其作家梦而给予多方帮助；三是少年的丑事：他曾充当帮凶在校园暴力中作恶，摁住女生让老大强暴。照片后来落到作家手里，却未公之于众——可能认为是少不更事吧。

既然作家在创作早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文学作品《禁猎地》时，就没公开那张不可见人的照片，以后也会为其保守秘密。这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羡慕嫉妒恨，尤其是少时脾气温和饱受欺侮的窝囊废，眼下竟然混得人五人六名利双收。就像早年冷酷无情的话语，仅仅出于“看他不爽”，就得灭了他。

一般情况下，闹到动手杀人的地步，总要有点儿说得过去的理由。犹如我看到一半时揣想，作家比凶手更不像人样，默许对方与妻子私通，只为不劳而获攫取他的创作成果，无耻卑劣透顶，算得上极品人渣，死有余辜。反有几分同情凶手，忍无可忍，人之常情。

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他居然差点儿得手，如愿以偿。这是多么惊人的无情伤害！一个精明奸诈的歹徒，不但能因视其不爽而下手，还能天花乱坠编造加害，对其构成身亡名裂的双重死亡后果。如若不是加贺坚持一查到底，这个弥天大谎就成了彰显天下的事实。

一个恶人就能黑白颠倒，改变当下现实的真伪界定，如果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有意隐瞒是非功过，组织一帮御用文人涂抹篡改，岂非易如反掌？历史教科书上的记载，经历了风雨如晦世事变迁之后，隔着时空的隧道，落入我们眼帘的，究竟几分为真？

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真假难辨，那历史的镜鉴作用从何谈起？哪有什么客观存在，摆脱不了受人操控的困扰。这样一想，我对人心世事的诡异虚假，惟余警觉和怀疑。无可否认，我是读后联想生发，陷入某种放大了的怀疑和忧惧之中。一本小说，就能左右人的心态起伏和情绪明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不敢想象，推理小说作家面对人性之恶的构思剖析，沉浸其中，时间久了，得有多么强大的神经，才能保持清明之心、平和之心、友善之心，面对每一天的日落日出，正视每一天的人来人往。

还有一点，关于加贺的“过去之章”篇幅虽然不是很长，分成三节，多方取证，追溯被害人和凶手的少年往事。书中为什么写这些，是想揭示人的无端恶意根植于病态性格，而这种病态心理在早年就已形成？

那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民间说法有无一定道理？如果概率很大，改邪归正、浪子回头的说法岂不是难以成立？动辄问号！我体会，岁数越大，持有疑义的能力和习惯愈加明显，不像以前，容易轻信。

对野野口修的成长，加贺提到他的母亲，不让儿子和日高邦彦交往，涉及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还有他的舅舅，一闻听影子作家，立马打主意，要求受害人家属退赔版税的唯利是图嘴脸，都说明这一家子人品不怎么样。

此外，书中写道，加贺与凶手曾同事过一段时间，在一家中学任教，加贺正因校园欺凌事件自惭而离开学校。这里反复提到校园文化的阴暗面，对为非作歹的人格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根基作用。他是强调“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和整顿校园风气的必要性，预防出现对他人、对社会满怀恶意的不法之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