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老花镜

丽烨

外婆的老花镜是一副断了腿的旧式玳瑁框眼镜。

2005年，自从外婆戴着眼镜在深夜补衣裳时从藤椅上栽下来，摔裂了左边的镜片，她就再也不敢戴它做活了。一是镜片裂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雨帘子，二是上了年纪后她的手抖得愈发厉害，那根颤巍巍的独腿实在撑不住她七十二年的光阴了。只有用橡皮膏缠裹住的断裂处，才能让这副镜子勉强还像个镜子，继续陪着她摸索这磕磕绊绊的晚年。

晚年的光景的确是磕绊的。没有谁的老去会一直稳稳当当，会永远清清爽爽。这让我想起了老家屋檐下垂了三十年的那串风铃，它也是有风时叮当、无风时喑哑、有雨时锈出铜绿、有阳光时又亮得晃眼啊。这样的明暗交错，这样的起落无常，多么像一个人衰老的全过程。原来，万物有灵，殊途同归，都在用各自的残缺共同讲述着时间无言的公平。

外婆的年少也是这样，有鲜衣怒马，有走投无路，有绝处逢生。十六岁的外婆生得明眸皓齿又心灵手巧，会绣并蒂莲，会剪双喜字，会哼几句不跑调的黄梅戏。凭着一手过硬的针线活儿和从不与人拌嘴的好脾气，顺理成章地成了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巧姑娘，并以一副“鸳鸯戏水”的枕套在县里的女红大赛上拔得头筹。她鲜亮的青春就在这样一种喝彩声里开出了花。可谁能料到，后来外公早早地走了，留给她四个要吃饭的孩子和一堆还不完的债。那些年她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给人家做衣裳，针扎破了手指就放在嘴里吮一吮，困得睁不开眼就用凉水洗把脸。她的背就是那时候弯下去的，眼睛就是那时候熬坏的。中年以后，孩子们一个个成了家，飞走了，她又开始给孙辈们织毛衣，做罩衣，做一切她能想到的、别人或许根本用不上的小物件。

老花镜就成了她的另一双眼睛。眼神不济的外婆也能把这副独腿眼镜用到极致。线穿不过针眼时，她会把眼镜摘下来凑近灯下，先用唾沫捻一捻线头，再屏住呼吸对准那芝麻大的小孔，一次，两次，三次，直到那根细细的白线终于乖乖地钻了过去。缝补疲乏了，她会把眼镜往额头上一推，然后靠着椅背闭一会儿眼，嘴里哼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等那阵晕眩过去了，再把眼镜扶下来继续做活。如此，不但能省下不少工夫，还能把漫漫长夜切割成一块一块可以吞咽的糖。如此，老花镜就变作她余生的灯笼，也只有这一盏她自己点亮的小灯笼还能照着她走完那最后一段黑漆漆的夜路。我头一回撞见她这样时既觉得心酸又觉得好笑，毕竟外婆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和一泻千里的衰老讨价还价。可是，笑过之后心里还是揪了一下。稍一定神，我赶紧把笑容挂到脸上，一边帮她穿针引线，一边夸她厉害，她也跟着我笑，那模样就像个得了夸赞的小学生。

外婆到底是老了，开始说胡话了。2009年，有一回我给她买了两斤桃酥，放在她床头的小柜上。她戴着老花镜看见后，不声不响地把整包桃酥颤颤巍巍地塞进枕套里，然后撑着床沿慢慢地躺下，用被子把它遮得严严实实。过了一会儿，又艰难地坐起来，同样颤颤巍巍地把桃酥从枕套里掏出来，重新搁回原来的位置。然后，歪着头从镜框上方偷偷打量我的神色。我装作在收拾碗筷没有留意，余光里却看见她偷偷地笑了。外婆这样的举动很快成了家常便饭，她应该是把看到的所有点心都当成走亲戚时别人塞给她的回礼了，习惯性地藏进枕套，习惯性地要留给我，待一会儿明白过来了，就再拿出来，放回去。看到外婆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曾经多么利索的外婆，多么聪明能干的外婆！在时光的风霜里，在疾病的啃噬下，像一株蜷缩在墙角的老藤，又像一盏快要熬干的灯，在空荡荡的老屋里勉强地亮着，那么微弱，那么孤单，又那么固执地不肯熄灭。

2013年的深秋，外婆最终在睡梦中静静地走了。其实，我知道她的身子早就撑不住了，劝她歇着别再做针线了，她总是嘴上应着，手却停不下来。我知道她早就看淡了日子的长短。

送走外婆，母亲提议把外婆的针线笸箩收起来，担心我看见了会哭。其实，她不知道，这些旧物虽然让我心里发酸，可是，只要它们在，我就觉得外婆只是去隔壁串了个门，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推门进来。要是把它们全收了，我的心会跟着那空出来的墙角一样，缺掉一块。

外婆走了十几年了，老花镜还搁在窗台上那个她常放的位置，独腿朝上，裂了的镜片映着天光，像半面薄薄的月亮，安静地、耐心地等着什么——这是她留在世上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