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急诊室

鄱湖牧童

一

我十二三岁时，经常跟着母亲在乡卫生院值班。乡卫生院是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坐落在集市中间，门前有两排泡桐树，冬天落尽了叶子，枝丫像干枯的手指，指向墨黑的天。

母亲的宿舍在二楼，靠窗摆着一张木床，床上铺着厚厚的棉被，那是我冬天的巢穴。楼下是急诊室、药房、护士工作站、化验室、器材室，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后院有一口老井，井台上终年结着青苔。

乡里的急诊，从来不像城里那样按铃排队、井然有序。这里的急诊是“火爆”的——这个词是我后来才学会的，但当时我就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它的含义。火爆，意味着突然，意味着喧嚣，意味着一群人像潮水一样涌进这座小楼，把冬夜的寂静砸得粉碎。

二

最先打破那个冬夜的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哭喊声。我从被窝里探出头，看见母亲已经披上了白大褂。楼下的铁门被拍得震天响，有人在喊：“医生！医生！快救命啊！恰药了！”

我跟着母亲跑下楼。急诊室的灯“啪”地亮了，惨白的光线下，我看见一群人涌了进来。四个男人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穿着碎花棉袄，头发散乱，脸色已经发青。她的男人跟在旁边，满脸是泪，嘴里不停地骂：“你个败家娘儿们！有啥想不开的！”

后面跟着黑压压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把整个走廊堵得水泄不通。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劝，还有人纯粹是看热闹的，伸长了脖子往里面张望。

“都让开！都让开！”母亲大声喊着，但人群像一堵墙，根本挤不动。

我那时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在卫生院长大，见惯了这种场面。我钻到前面，拉着几个熟人的衣角说：“老叔，让让，医生要救人。”又对着几个妇女喊：“婶子，你们堵着门，医生咋进去？”人群这才松动了一些。

母亲和值班的占医生把女人抬上洗胃床。我在旁边看着，心跳得厉害。占医生是个外地人，说话带着口音，但在我们乡里已经待了两年，洗胃的技术还算熟练。

“拿洗胃管！”占医生喊。

我知道放在哪儿。我踩着小凳子，从柜子上面的铁盒里取出那根长长的橡胶管，还有开口器。占医生接过管子，试图从女人的嘴里插进去，但女人虽然奄奄一息，牙关却咬得死紧——那种求死的欲望，竟然在昏迷中依然那么强烈。

“掰开！”占医生对旁边的护士喊。

护士是个年轻姑娘，吓得手发抖。占医生急了，拿起一把铁钳子，强行撬开女人的嘴。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楚：铁钳子的金属光泽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女人的嘴角被撑开，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管子一点一点地往里探。女人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一头被按住的兽。

“水！快打水！”占医生喊。

这是我们乡里洗胃最麻烦的地方——没有自来水，要从后院那口井里打水。我们卫生院的那口井有十几米深，不常到井边打水的人用吊水桶根本打不上水。而且洗胃需要大量的水，要得急，一桶两桶根本不够。

我自小在井边玩，打水比一般孩子熟。“我去！”我喊了一声，抓起井绳就往后院跑，还指着几个男人说：“你们帮提水。”

冬天的夜晚，井台上结着薄冰。我把绳子系在桶上，扔进井里，听见扑通一声，手腕一翻把桶扣进水里，然后喊人使劲往上拉。井水刺骨的凉，我的手冻得通红，但不敢停。一桶，两桶，三桶……让病人家属把水提进急诊室，倒进那个大木盆里。

占医生用大号注射器往胃管里推水，再抽出来，反复灌洗。那水先是清的，然后变成了淡绿色，散发着刺鼻的农药味——我记得那种味道，像是烂菜叶混合着铁锈，让人作呕。

“再来！”占医生满头大汗。

见没水了，我又跑出去帮着打。后院的黑暗像墨汁一样浓，只有急诊室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井台上。我听见屋里传来女人的呕吐声和家属的哭喊声，还有围观人群的议论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战场上奔跑的传令兵，虽然渺小，却不可或缺。

这样反复了几次，盆里的水渐渐变得清澈了一些。女人的脸色也从青紫转成了苍白，牙关松动了，管子插得顺利了些。

“应该喝下去不久。”母亲松了口气——果然，女人在洗胃过程中渐渐醒了过来，开始大哭大闹。她的男人扑上去，一边骂一边哭：“你傻啊！有啥想不开的啊！”女人只是哭，不说话。

人群渐渐散了，有人开始议论：“这回是救过来了，上回老江家那个，发现太晚了，洗了一晚上也没救过来。”

我靠在墙边，浑身是汗，手还在发抖。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那种紧张过后的虚脱。我看着那个女人被推进观察室，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参与了一场生死的拉锯，而且我们这一边赢了。

但并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三

另一次，也是一个深夜，来的是个年轻媳妇，据说和婆婆吵架，一气之下喝了整整一瓶敌敌畏。等送到卫生院时，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那天的场面更加混乱。女人的娘家来了十几号人，婆家也来了十几号人，两家人在急诊室里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女人躺在门板上，已经昏迷不醒，嘴角流着白沫。

占医生检查后，摇了摇头：“太晚了，毒已经吸收入血。”

“你胡说！”女人的哥哥冲上来，一把揪住占医生的衣领，“你赶紧洗胃！你救不活我妹妹，我跟你没完！”

占医生的脸涨得通红，但不敢反抗。母亲上去劝，也被推了一下，趔趄了一步。

我在角落里看着，心里害怕极了。那种场面，像是一群红了眼的狼，而医生就是那只被围住的羊。我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这些人的悲伤和愤怒需要一个出口，而医生就是那个最方便的出口。

洗胃还是进行了。占医生机械地插管、推水、抽吸，但女人的身体越来越软，脸色越来越灰。最后，心电监护仪变成了一条直线——虽然我们那时候的心电监护仪只是个简陋的机器，但那“嘀——”的长音，在冬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人没了。”占医生低声说。

那一刻，急诊室像被按了暂停键，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号哭。女人的母亲扑在女儿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她的哥哥再次揪住占医生，这次是真的动了手，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你们这些庸医！你们害死了我妹妹！”

占医生被打得鼻血直流，眼镜飞到了角落里。母亲想去拉，被几个人拦住了。场面彻底失控，有人开始砸东西，药瓶碎了一地。

我躲在药柜后面，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恐惧。我看着那些平日里和蔼可亲的乡亲，此刻变成了狰狞的野兽，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恨占医生，他们只是无法接受那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们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但我也明白，这时候再不跑，可能就要遭殃了。趁着人群混乱，我从后门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到后院，蹲在井台旁边，听着前楼的吵闹声渐渐平息。

后来，那家人闹到了乡政府，卫生院赔了一些钱了事。占医生调走了，据说再也不肯来乡下。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常常想起他被打时那无助的眼神。

四

我们乡靠着大湖，湖面上有几十个村子，村民们靠打鱼为生。为了水面边界、渔网位置，村子之间的矛盾很深，特别是那些跨村的渔民，经常发生械斗。而最常用的武器，就是鱼叉。

鱼叉这东西，比刀可怕多了。三股钢叉，叉尖带倒刺，扎进肉里，拔出来就是三个血窟窿，还带着撕裂的皮肉。

一个冬夜，我又被楼下的喧闹声吵醒了。这次的声音不同以往，没有哭喊，而是低沉的咒骂和粗重的喘息。我披衣下楼，看见一群人抬着一个血淋淋的男人冲了进来。

那男人光着上身，肚子上插着一根鱼叉，鲜血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淌，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他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但还在骂：“狗日的……老子……老子饶不了他们……”

“快！准备缝合！”值班的刘医生喊。刘医生是接替占医生的，也是个外地人，但脾气比占医生硬。

我被这场面震住了。那鱼叉还插在他的肚子上，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鲜血一股一股地往外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灯光底下，红得发暗。

“小子，别愣着，拿纱布！”刘医生冲我喊。

我回过神来，赶紧从柜子里抱出纱布和绷带，还有缝合用的针线。刘医生戴上手套，先检查伤口。鱼叉插得不深，没有伤到内脏，但创面很大，需要清创缝合。按说不该在这儿拔叉，得转院，但乡卫生院离县城几十里地，路上颠簸反而更危险——刘医生咬了咬牙，决定当场处理。

“按住他！”刘医生说。

几个壮汉按住了伤者的手脚。刘医生握住鱼叉，猛地一拔——“噗”的一声，鲜血喷了出来，溅了刘医生一身。我吓得后退了一步，但刘医生连眼睛都没眨，迅速用纱布按住伤口。

“纱布！”

我递上去。刘医生一层一层地压着，血渐渐止住了。然后开始清创，用镊子夹出里面的碎肉和异物，那场面残忍得让人不敢直视。但我不敢走，我像是被钉在了那里，既害怕又挪不开眼睛，死死盯着刘医生的手。

缝合的时候，我帮忙递针线。那弯针带着丝线，穿过皮肉，发出轻微的“嗤嗤”声。伤者的身体在颤抖，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缝了十几针，伤口像一条扭曲的蜈蚣，趴在肚子上。

“好了，抬去观察室。”刘医生摘下手套，长出一口气。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上面沾着血，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我闻了闻，有一股铁锈味。奇怪的是，我没有觉得恶心，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我参与了一场修补人体的工作，就像裁缝修补一件破损的衣服。

伤者被抬走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腿是软的。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急诊室里的一片狼藉：带血的纱布、水盆、器械，还有地板上那滩已经发黑的血迹。母亲进来，看见我坐在那里，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头：“吓着了吧？”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你这个孩子，这种事凑什么热闹。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我上楼，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那根颤动的鱼叉和喷涌的鲜血。那种紧张、刺激、恐惧混合在一起的感觉，像是一剂强烈的药，让我上瘾。

五

那些冬夜里，也不总是这么惊心动魄。肚子痛的、发烧的、摔伤的，这些患者家属虽然心急，但大多还算讲理。

但也有例外。有一次，一个外村的孩子发高烧，父母半夜敲门。值班的张医生——一个刚从城里分来的年轻人——睡得太沉，起来慢了几分钟。那孩子的父亲是个暴脾气，等张医生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是一巴掌。

“你他娘的睡死过去了？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偿命！”

张医生被打懵了，捂着脸站在那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刚从医学院毕业，哪里见过这阵势。

我在旁边看着，赶紧跑过去，拉着那男人的袖子说：“叔，你别生气，张医生昨天做了三个手术，一夜没困。你快把孩子抱进来，别耽误了。”

那男人认识我——或者说，认识我父亲。他低头看了我一眼，火气消了一些：“哼，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我帮着领孩子的母亲把孩子抱进诊室，又跑去给张医生倒了杯热水。张医生接过水杯，手还在抖。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有一种小小的得意——我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我能化解大人的矛盾，我能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起到一点点作用。

那种成就感，比考试得一百分还要强烈。

六

不管是哪种急诊，只要是从村子里来的，往往都是全村出动。抬人的、帮忙的、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卫生院挤得水泄不通。

那些帮不上忙的，就蹲在卫生院大门内侧的一排石阶上。冬天的时候，他们就蹲在那里，抽着旱烟，低声议论着病情。我有时候半夜醒来，下楼找吃的，看见他们像一排黑色的影子，蹲在月光里，烟头一明一灭，像是寒夜里飘着的火星。

“还没完呢？”有人问。

“洗着呢，听说喝了不少。”另一个人答。

“能救过来不？”

“难说。”

我就走过去，给他们打一壶热水——卫生院厨房里有个煤炉，常年烧着水。他们接过搪瓷缸子，双手捧着取暖，嘴里说着“谢谢崽哩”。

有时候，他们没带火柴，我就从母亲的抽屉里拿一盒给他们。他们点燃了旱烟，烟雾在寒冷的空气里缭绕，带着一股辛辣的烟草味。

“这崽哩懂事。”他们夸我。

我就坐在台阶上，和他们一起等。冬夜的风从湖面上吹来，带着湿冷的潮气，但我并不觉得冷。那些蹲在门口的人，有的是患者的亲戚，有的是邻居，有的纯粹是热心肠。他们帮不上忙，但他们愿意在这里等，等到一个结果——生，或者死。

那种朴素的关切，让我在那个年纪就明白了什么是“人情”。它不是书本上的词，而是冬夜里一盒火柴、一壶热水、一支旱烟，是蹲在门口的一排黑影，是漫长的等待。

七

后来我离开那个乡镇，进城读书、参军、工作。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火爆”的急诊，没有闻过农药混着鲜血的味道，也没有在冬夜里给一家人打过热水、递过火柴。

但那些记忆并未远去。它们像井台上的青苔，潮湿、阴冷，却牢牢附在石头上，怎么也刮不掉。有时夜里听见救护车的声音，我会想起那口老井，想起井水溅在台面上的声响，想起自己提着水桶在黑暗里跑，上气不接下气，却不敢停下。

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站在急诊室角落里，既紧张又挪不开眼，既害怕又忍不住往前凑。他见过这世界最残酷的一面，却依然愿意递上一块纱布，打上一壶热水，说一句劝解的话。后来有病人家属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很懂事。”

其实我没有长大，只是提前看见了一些东西。它们混在一起，构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