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

東海釣客

　　多年前，从学校毕业分到一流动单位，当时觉得很不幸且工作点老在华东六省一市流窜，工程又忙。简称很不好听。于是有朋友戏称我到了一个“流氓”单位。并谓：前途不可限量。现在回头看看，多好，自由自在不受家庭约束，可以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

记得第一次实习还是四十年前在上海杨树浦油库实习，所谓的宿舍就住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说来也怪，二十记个同学挤在一块非常融洽，还可以听听放在舞台的老唱片如红灯机之类的样板戏。

与我们相处是一位宁波奉化人。据说早几年顶替来了上海，宁波话，上海话交错，但已经把老婆叫成“佫子婆”，休息天若遇到他值班，总是带我们在周围逛上一逛，于是，阿拉知道所处的地方为上海的“下只角“。

此地有一复兴岛，据老乡介绍才知戴笠所创立的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就在那个岛上成立的。对面有一大厂，厂名叫“上海国棉十七厂”。据说“四人帮”中的王洪文没发达时就在此厂工作，曾当过保卫科长。过一站路，有一公园当时叫“共青森林公园”，老王第一次拉起造反派队伍就在此处。当时我们觉得好奇，可看了看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往市里方向乘279路可经过提蓝桥。据说为远东第一监狱，很多大人物在此“享受乐趣”。然下车一瞧，大门紧闭也没啥特别，倒是门口有一小商品市场挺人旺的。往东乘渡轮就是浦东了，阿拉儿时的一位发小就住在那儿。

其实说起上海，咱宁波人可说是上海人三分之一的祖先，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吧！道道老古，从上海开埠之日，许多南来北往人，如广东，安徽，山东，苏北等等来这花花世界掏金无可厚非，但以阿拉宁波人最多，往往携家带口，亲朋好友一起奋斗。

阿拉祖父就是，与由老乡介绍至上海谋生，后遇到淞沪之战而回宁波。受一朋友介绍在宁波开明街一商行做“跑街”先生，然而没过多久，不幸遭到日本人所扔“鼠疫弹”，逃回家后，高烧不止，撒手人寰。

父亲也曾在上海工作几年，后来响应政府的号召，从那里来回那里去，幸好如此，否则，阿拉就不知道投胎哪里啦。而发小正好相反，六十年代末，他妈妈大肚子时，去上海探亲时生下他，于是落户上海了。估计那时落户上海也不难吧！小学时，他坐在阿拉前面，而且一个”学习小组”，性格互补，于是在他回上海读书后还一直联系。所以毫无疑问到上海后第一时间联系的就他了，至于亲戚处暂不去打扰了。

记得那日天高云淡，清风徐徐。发小有备而来，带着阿拉跨江而去，两人各自骑着自行车从浦东出发，沿着那时所谓的浦东大道一直到“陆家嘴"渡口。那时"陆家嘴“很是平常，如镇海到北仑摆渡一样，电视剧《小巷人家》曾演绎过。过后依稀记得是外滩的北京路，于是，趁兴在外滩的游船拍了几张照片。

外地人口中“大世界”，其实当时名为“青年宫”。进去之后，实话实说，有点蒙，有点“洋盘”的感觉。大厅内“哈哈镜”让阿拉怎么看，怎么稀奇。各种游戏，节目，太新潮了，一句话。开眼界了！

至中午，肚皮打鼓，于是两人在南京路与西藏路交接处，有一挂着活杀“三黄鸡”的小绍兴鸡粥店吃的中饭，那时的物价还好，但所盛出来的“三黄鸡”。用现在进行词表达：“很黄，很暴力”。鸡黄，而肉丝有点血丝，然一尝之后，那味道够味之至。

晚饭，老友带俺在上海滩最著名的“红房子”西餐厅吃的，菜不多，记得就有带一血丝的牛排，一盘什么蛋什么沙拉，以及一碗罗宋汤，算是阿拉第一感受上海所谓的情调，估计阿拉骨子里有乡下老农的意识，如此小资很不习惯，关于吃，阿拉还是觉得宁波下饭最入口。

可惜的是，临过年时，上海正处于甲肝大流行大爆发时期，已成一座“危城”，处在”危城“的我们陆陆续续从电台，报纸上知道原来甲肝流行其外因乃“启东毛蚶”惹的祸。而内因则是上海人吃毛蚶的习惯跟阿拉宁波人相似，喜欢用开水稍微泡一下，再用硬币把毛蚶撬开，把半生不熟的毛蚶肉蘸点调料或酱油就吃了。很不卫生，但很新鲜。

然此吃法的结果是甲肝在全上海肆虐，爆发。再加上媒体一宣传，消息就很快地蔓延开去，就连在老家的父母都知道此事，赶紧打电话联系上海亲戚带信给我，想办法早点撤离上海。好在那时年轻，无知无畏。觉得甲肝算什么，就是流行也不怕，自信“身体倍棒，吃嘛嘛香”，不清楚甲肝对人体免疫力的破坏程度，只是觉得出来一年临近春节是该准备买票回家过年了。

现实总是不经意跟你开玩笑，等到项目结束后已是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想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已经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个人奢望，火车站人群如潮，十几个同学连着排队至售票窗口，却被告知票只有五张了，孰回孰留的问题很清晰得摆在面前，让第一次出来的我们自己选择。

好在同学之间比较融洽团结，谁也不想把谁留在这座感觉比较危险的城市，那只有一个办法：加钱出高价买“黄牛票”。

说起那次买“黄牛票”，现在回想仍觉好笑。买票前几个同学还事先很幼稚地设计了一下：先由两个同学出面买票，等票拿到手后，十几个同学再一拥而上，显示群体力量，迫使“票贩子”以原价买给我们。

傻不傻？这些“周立波清口”所传说中的上海“打桩模子”会乖乖就范？他们可是有党组织的（黄牛党），结果精明的上海黄牛党党员把票以化整为零的方法戏弄了我们，为了顺利回家我们倒就范了。

凭票上车后，才发现与以前乘车相比感觉有点不一样，火车上的食品没有人敢买，如此气氛影响着我们也怕甲肝真的给染上。

平心而论那个时代全国上下可是流行上海所产的各种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的确良，泡泡糖，大白兔奶糖，奶油饼干等等，那年终于知道有一种“上海流行”，是大江南北所避之不及的，就是那一年的“上海甲肝”。

有些上海产品给退了回来，有些产品到了目的地也要消毒一下，总之那一年上海人，上海产品搞得周边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慌兮兮的，也搞得火车上的我们也慌兮兮的。

车到杭州停靠时，同学们才敢从车窗伸出头去买点面包，饼干，饮料之类的食品解解渴，充充肌，就连以前火车上最爱吃的快餐“霉干菜烤肉”都不敢吃了。

所幸一路严防死守，效果颇佳，因为那一年镇海据说也有很多市民染上“上海甲肝”，被统一安排在某地治疗。而我们从疫区一路过来，却能一尘不染，幸运之极。

正式参加工作后，因为单位从事流动工作原因，每一年碰到春运回家过年非常之多，但那一年撤离上海的春运之旅给我印象却是至深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