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庚子事变

陌上秋草

刘桓中，2026年8月

1835年11月，一个女娃诞生于京师叶赫那拉氏之家。其家世在朝中有一席之地，却不显赫。往前数，曾祖父曾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曾任刑部郎中。其父外放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台，算是一方父母官，却在女娃成人后，因太平军攻占芜湖被革职。

1852年咸丰帝选秀。17岁的叶赫那拉氏之女被镶蓝旗选送入宫，有幸被咸丰赐号兰贵人，两年后晋封懿嫔。经年之后兰贵人成为咸丰宠妃，有懿贵妃之称。

此一变故，只是晚清旗人和宗室的无数变故之一，通常不过是一道涟漪，却由此改变了大清历史，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历史进程。

一、苦命天子与真命遗孀

咸丰被学界称为苦命天子，实至名归。

1840年开始的第一次中英战争，那是大清首次面对西方大军的正面冲击。开花炮弹落地，大清炮台碎石纷飞，伴随着震耳爆响。前线士卒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火器。几发开花炮弹往往导致清军溃散。

道光接到的缩水战报体现不出如此场景。直到签署南京条约，大清皇帝也未参透这个世界究竟演变到何种程度。

1850年，道光知道大限将至，不得不确定继任者。四子奕詝【zhu3】最像父皇：才能平庸，却恪守祖训。六子奕欣最具才干，道光却不知他会将大清引向何处。最终奕詝继位，成了危局中的咸丰帝。

咸丰和道光一样，始终不知中英战争究竟何以开战，何以终结，更不知那些年全球发生了什么。他仍以天下共主身份，稀里糊涂把大清带进第二次中英战争。英法联军打进京师之前，他只能仓皇逃去热河避暑山庄，直到咽气也未能返京。

六皇子奕欣此时是恭亲王。咸丰离京前委托他留京主理洋务。奕欣大权在握，借此之便，配合两宫皇太后拿下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待尘埃落定，5岁同治登基，两宫开始了垂帘听政。

时值1861年，慈禧芳龄26。在热河行宫时，咸丰一度让慈禧代阅奏折。慈禧由此得以了解朝廷内幕与大清时局，滋生了掌握大权的雄心。但内政和外交实权在奕欣手中。慈禧只能在慈安支持下，借幼主顺治的名义争取话语权。

1864年曾国藩第一次觐【jin4】见慈禧，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失望：“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那时他尚不明了慈禧的底色。审时度势与隐忍是权势圈的两件法宝。这两样慈禧都俱备，由此成就了她的权力上升。

二、慈禧对时局的判断

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洋务派与道光、咸丰完全不同。他们摆脱了朝廷内外那些守旧臣子的包围，能直面两次中英战争的过程，看到西洋人的巨大技术优势和大清的薄弱之处。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yu2】的《瀛环志略》原本一直被朝廷抵制。奕欣主政后，开始放宽这类书的传播。1866年，京师同文馆还把《瀛环志略》列为教科书。

慈禧未经受系统儒家教育，不能共情于士人群体对经典思想的那份忠心。她也缺少奕欣那种政治经历，当初与顾命大臣的生死博弈主要出于自保，并非受制于某种治国理念。

但她善于观察群臣的言行举止，并透过细节发现其立场和动机。她尤其关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帮人的所作所为，从奕欣及属下的言论中学习观察国内外事物的方法。久而久之，她竟能摸到如何决策，如何统辖全局的命门。

慈禧悟到，当下世界已非乾隆时代，道光与咸丰坚守祖训，死扛西洋诸国是其败因，眼下必须倚仗洋务派的方略，大清才有可能在列强觊觎之中站住脚跟。

同时她也看到，坚守祖训的那帮人依旧势力强大，要稳住大清宗室，就不能让那帮人成为敌手。慈禧的策略是：不委以重任，但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

如果说，两次中英战争显示出清军面对西洋人不堪一击，那么太平天国战争就彻底暴露出清军的无能：20万八旗军加上60万绿营军，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却难以招架。咸丰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组建地方团练抵御太平军。

慈禧从中看到了另一层。她深知，那些靠功名进身的汉臣比皇室宗亲更加可靠。汉臣的眼光与才干足可倚仗，却无满蒙满族贵族的夺位野心。汉臣最看重的是儒家正统。只要守住这一点，并委以重任，就能牢牢把控大清的最高权力。

三、支持洋务运动

早先晚清流行“夷务”这个词，表示对外事务。因“夷”有贬义，后改为“洋务”。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奕欣主管。总理衙门主理洋务，也就是主理外交与国防。

奕欣同时还是首席军机大臣，外交、国防和内政都在其掌控下。于是，他把“办洋务”这件事大大扩展，从外交和国防延伸到对外贸易、工商、交通、教育诸领域。到光绪时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那些汉臣将事情一一落实，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改造。学界后来称其为洋务运动。

自同治初年慈禧就全力支持奕欣等洋务派。太平天国失败后，她更是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借洋务恢复被战火破坏的江南经济。

1867年，奕欣和文祥拟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让士子们在攻读经典的同时学习西方科学。这下惹恼了坚守天朝上国的顽固派。清流人物倭仁辩称，西学将使士子误入歧途，甚至会“变夏为夷”。慈禧明确站在洋务派一边，驳回了倭仁等人的攻讦。

1871年10月，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批准容闳【hong2】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慈禧很快准奏。次年首批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其中50多人长大后成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后因守旧大臣阻挠，多数人未完成学业，中途遣返。其后慈禧仍批准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和日本就读。这些人归国后成为大清向世界开放的首批推动者。

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若非慈禧的全力支持，洋务派群臣既不可能获得办洋务的权力，也得不到朝廷的财政支持。慈禧虽未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却扮演了总后台的角色。

四、光绪亲政

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次年年仅4岁的光绪继位。慈禧继续垂帘听政。到1889年，光绪年满18岁，慈禧决定让他亲政，自己退居颐和园。

有人认为，慈禧此举不过是为了制造遵从祖制的假象，以免给人留下口实。仔细分析下却不然。

此时慈禧已54岁，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假如慈禧专权到死，将留下巨大权力真空，极易导致皇室内乱，动摇朝廷根基。慈禧当然不愿这样做，她必须及早培育光绪的执政能力，以实现平稳权力过渡。她退居颐和园，摆出一副颐养天年的姿态，的确是希望光绪能分担日常事务。当然，军政大权还得牢牢握在手中。

亲政后，光绪每月必须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汇报，重大人事任免和内政外交决策仍由慈禧掌控。虽然如此，每日批复各地奏章、日常朝会、普通人事任免，这些仍是巨大权力。惯常说法是光绪从未掌握实权，那是对晚清史的重大误解。

翁同龢【he2】自1875年任光绪帝师，至1896年卸任，历时20年。翁是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晚清清流派领袖。然而他并不困于旧制，一直主张变法强兵，并深刻影响着光绪的思想。光绪亲政九年后，终于演出了一幕维新运动悲剧。

五、戊戌政变

光绪亲政后要搞变法，这一点慈禧十分清楚。慈禧不反对变法。恭亲王奕欣一直在搞变法，慈禧不仅默许，还拨款支持。奕欣搞变法意在富国强兵。慈禧认为，光绪的变法应该也是如此。

光绪亲政前期的确如此，但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战后的《马关条约》改变了一切。多年来日本维新变革与大清的洋务运动几乎齐头并进。甲午战争之前，大清朝野普遍认为，东洋人所作所为并不比大清强。战后整个观念颠倒过来，把东洋人捧上了天。一批人刻意贬低洋务运动的成果，至今史学界许多人仍以甲午战败为由宣告：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率领一群读书人高声呐喊，以锐利笔锋将整件事极尽渲染，深刻影响了光绪的心态。光绪和他们一样，认为留给大清的时间不多了，将原本逐渐推进的变革演变成了一场急迫的救亡运动。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本已产生巨大变化。民族工商业兴起，新式学堂遍布，铁路和电报线路快速延伸，一支西方装备和西式训练的新军也在壮大。这一切是洋务运动的成果，也是下一步变法维新的基础。甲午战争的失败改变不了大清的整体走向。太后放权、光绪亲政为宪政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

可是，康梁激进派的一系列举措和光绪的误判使维新运动变了味儿。原本支持变法的洋务派、观望中的中间派、实力强大的新军都站到了变法维新的对立面。三个月出台上百条圣谕不难，却改变不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更无法解决各利益群体间的冲突。

光绪的“围园杀后“之举彻底激怒了慈禧。自1875年始，慈禧当作亲子般养育了20多年的宗亲，又让其亲政九年的新帝，到头来竟因政见不同想要自己的命。这对慈禧是个沉重打击。她亲点了康永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八人为首犯。康梁逃亡，推向刑场的是谭嗣同等六君子。

慈禧并未像历来的帝王那样，对谋反群体大开杀戒。究其原因，除了慈禧的政治风格这一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满清统治已失去早先的强势地位。各地督抚有很大实权，新军也掌握在主张变法的汉臣手中。东南沿海的工商业者则掌握着巨额财富。洋人明显站在光绪一边。慈禧要搞政治平衡，不得不顾忌这些因素。

慈禧本欲废除光绪，由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jun4】取代，但遭到西方各国公使的强烈反对。慈禧迫于压力放弃了此举，只把光绪软禁在颐和园。此事改变了慈禧对列强的心态，她感觉洋人手伸得太长，必须找机会敲打敲打。正是这种心态演化出两年后的庚子事变。

六、借义和团教训洋人

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到19世纪末，常驻中国的传教士超过3000人。他们在各地建造了大量教堂，发展了无数教民。传教士和教民形成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社会群体，难免与当地百姓产生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

源自山东的义和团正是产生于这种特殊环境。义和团本是分散的民间武术团体，后来逐渐结成大股武装，用武力对抗官府和洋人。义和团的主要诉求是反清复明和驱逐洋人，初期被管府镇压。后来，极端排外的朝臣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慈禧下令各地对义和团由剿变抚。义和团也放弃了反清复明的诉求，改为扶清灭洋。

1900年6月初，在朝廷鼓励下，大批义和团拳民涌入京师。据估计，八国联军于8月中旬攻入京城时，城内的拳民总数超过十万。他们不仅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还劫掠、焚烧大量商铺和市民住宅，就连大清官员也难幸免。前门大栅栏一带火势失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京城陷入一片混乱。

6月11日，天津租界的洋人派出一支2000余人的联军，乘坐火车向北京进发。他们低估了清廷强硬派的影响力，以为不会遭遇强烈抵抗。火车到达廊坊以南时，他们发现铁路被破坏，数倍于己的清军与义和团向火车发起进攻。这场遭遇战打到6月18日，联军伤亡300多人，而且断绝了后勤供应，不得不放弃火车，逃回天津租界。

这场小型战役被载漪、刚毅等强硬派描绘成“廊坊大捷”。其实，面对洋人的先进武器，清军与义和团伤亡过千，只能算是一次惨胜。

慈禧被这场虚幻大捷冲昏了头脑，如同40年前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的咸丰，以为洋人的战力不过如此。八国联军6月17日攻下大沽口炮台，也未消除慈禧的幻觉，她仍以为洋人只能在海上逞凶，到陆地上，数十万清军与义和团足以碾轧八国联军。此错觉导致其后清廷的一连串愚蠢举措。

6月20日，清军在义和团配合下向东郊民巷使馆区发起进攻。次日朝廷以光绪名义发布《对万国宣战诏书》。看内容，这并非向洋人递交的宣战书，而是发给各地官员的战争动员令。

以徐景澄、袁昶【chang3】为首的五朝臣强烈反对招安义和团，成为载漪、刚毅等强硬排外者的眼中钉。7月28日，徐景澄和袁昶被处死。8月11日，另外三人也被处死。这显然是慈禧向洋人显示强硬对抗的信号。

直到8月14日联军攻入京城，慈禧才明白大势已去，带着光绪和一众朝臣仓皇出逃，一路逃入山西。联军于当天占领了整个京城。

七、东南互保条约

清廷于6月21日发布《对万国宣战诏书》后，面对战争威胁，南方各督抚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北方战事蔓延到江南工商重地。6月26日，在盛宣怀斡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授命上海道台余联沅【yuan2】与各国领事商谈，最终形成两份文件，被后人统称《东南互保条约》。

条约主旨是由大清官府保护上海租界及江南商业重地，同时洋人承诺不派兵干预。这正是“互保”的原义。这样就排除了义和团南下作乱的可能，中外双方都吃了定心丸。

此后，李鸿章带头，南方各督抚纷纷致电响应。就连身处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在其中。全是实力派。

慈禧得到奏报后，于6月28日发上谕对东南互保给予隐含肯定：“尔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 此时慈禧对洋人仍持强硬立场，却对东南互保网开一面，是否相互矛盾？

虽然八国联军轻易攻下大沽口，慈禧一直坚信京城城高墙厚，非十几万大军难以攻破，要不然，她不会一直在京师待到8月15日城破才仓皇西逃。联军正面攻击部队只有两万人，慈禧断定这只是做做样子给朝廷施压。因此她也摆出一副强硬对抗姿态，逼迫洋人打消干预大清朝政的念头。

不难断定，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慈禧真的赞成南方督抚的东南互保举措。稳住南方，仅下赌京津一带，既不向洋人示弱，又留下后路。这正是慈禧一贯擅长的政治与外交手段。

只可惜慈禧高估了列强对义和团内乱的容忍度，低估了他们杀伐决断维持大清朝国家秩序的决断力。以慈禧的认知程度，她不懂：朝廷政策无论怎样改变，列强都有办法应对，但面对义和团那样的内乱，洋人的唯一选择是强力镇压。

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这次，慈禧的权谋没玩好，把事情玩砸了，不得不逃亡，然后不得不按照列强准备的账单收场 --- 签署《辛丑条约》。

八、结局

由于清政府的放任纵容，义和团得以在各地向洋教群体展开广泛攻击。有统计说，共有230多所基督教堂和医院被焚毁，大约230到250名洋教士及家属被杀，中国教民被杀人数多达数万。被杀的还有少数外国官员和工程师，包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纪生杉山彬。

事件平息之后，西方列强的追究矛头直指朝廷中那些强硬排外者。《辛丑条约》的重点就是规定如何惩处肇事元凶，并开列出载漪、刚毅等12个首要人物名单。除了这12人，被惩处的还有上百名地方官员。

西方列强显然有意放过了慈禧。有点类似二战后的东京审判，惩处了一批日本战犯，却放过了天皇这个首恶。洋人趁大清战败搞掉慈禧不难，却难以找到其他人维持朝廷稳定。为了保护各国在华商业利益，他们非常需要大清朝能稳住局面，不再继续动乱。

慈禧十分清楚她的尴尬地位。八国联军如果继续西进，一直打到西安，北方的八旗军根本挡不住。联军为什么停在京城不再穷追？慈禧明白，洋人并不打算立即赶她下台，归政光绪。只要她接受洋人的条件，并且转向宪政派，就可能支持她继续当权。光绪比她更受洋人欢迎，但光绪是个不稳定因素。眼下洋人最需要的是保护在华商业利益。

慈禧将李鸿章从广州调回京师，主持《辛丑条约》谈判，并且派遣支持宪政的庆亲王奕劻【kuang1】协助。李鸿章拖着病体完成了条约的签署及后续交涉，不久死于病榻。

自从西方传教士首次来到大明朝，中国人一步步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那些红发蓝眼大胡子的西人究竟带来了什么？歪理邪说，奇技淫巧，坚船利炮，还是别的什么？总之，都是些不合祖制的东西。大清朝作为天朝上国，第一反应是抵制，然后是一群人接受，另一群人抵制。西方文化撕裂了这个东方大国。利用义和团灭洋是清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最后一次全力抵御，但是失败了。其影响远超甲午战败。

有了《辛丑条约》，洋人可以在重要地点合法驻军。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搞出了九一八事件。

各通商口岸更加开放，各国加大了对华投资。1900年外国投资总额大约10亿两白银，到1911年提高到25亿两。

与此同时，晚清经济也大幅增长。1900年的铁路总里程是1066公里，1911年猛增到 9292公里。1900年全国纱锭数量49.7万锭，1911年增长到76.3万锭。朝廷岁入从1900年的8800万两上升到2.97亿两。

1905年9月，清政府颁布《废科举谕》，自次年起停止乡试、会试及各地岁科考试，代之以新式学堂教育。这标志着延续1300多年的传统教育选拔体制从此告终，西学正式进入大清教育领地。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点：以农耕经济为本的君主专制体制已摇摇欲坠，其结果就是1911年的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