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情

朵朵奶奶

少年时代在长春读书，我有几位相处一生的老同学：艳华、小颖、立彬。几十年岁月流转，从校园到下乡，再到退休之后结伴游走四方，这份同学情谊一直陪伴着我们。

艳华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念书的时候我俩同桌，关系十分要好。她学习成绩普通，常常抄我的作业。我们能走得近，是沾了她父亲的光。艳华的父亲是吉林大学校办工厂的工人，吉大礼堂放电影的时候，他戴着红箍在礼堂门口收票。一到放电影，艳华就来通知我，我们不用买票就可以进去看电影，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班里有两个调皮男生，大家叫杨老四、赵老五，摸准了我们的门路，总悄悄跟在我们身后混进影院。艳华父亲也不好当众把他俩拦下来，就这样他俩跟着我们蹭了不少场电影。礼堂里有座位就坐，没有座位我们就站着看，多数时候总会有空位子。

高中毕业，按照当时吉林省的政策，我们这一届高中生大多要下乡。艳华从小眼底就有毛病，一只眼睛不好，男同学还给她起过难听的外号。因为身体原因，她不用下乡，留在长春待了两年。1975年分配工作，进了宽平大路一家饭店做面案。

即便我下乡，我们也没有断联系。后来我工作去了北京，每次回长春都要找她碰面。她结婚比我早，儿子比我儿子大两个月。我孩子百天的时候抱着小宝宝回长春，特意去她家串门，那天艳华不在，她妈妈看见我抱着孩子进门，张口就说：“任杰，你咋抱着艳华的孩子过来啦？”我连忙解释，怀里是我自己的孩子，回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艳华的爱人老家在外县，1973年技校毕业，分到长春汽车厂铸造分厂工作。男方家里条件差，艳华眼睛又有疾患，两个人互相体谅走到一起。婚后男方每个月还要给老家寄五块钱，艳华也从不计较，小两口感情和睦。后来为了离爱人近一些，艳华调到汽车厂附近的饭店上班。

可命运多舛，她爱人五十多岁时在班上开会突发脑梗，从此不能上班，只能拿病假工资，家里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今年艳华七十一岁，爱人七十二岁，二十年来，都是艳华日复一日悉心照料，任劳任怨，这份坚韧实在令人佩服。

艳华最好的朋友就是小颖，两个人走到哪里都形影不离，靠着艳华，我和小颖也成了要好的朋友。

小颖特别爱看书，说话妙语连珠，常常蹦出出人意料的词句。插秧劳动时她冷不丁就冒出一句“累的屁滚尿流的”，常常把我们说得一愣。我经常去她家看书，她家书不少，可大多没有封皮，有的后面书页也残缺不全。后来小颖才跟我说清缘由。那些书是她母亲在文革时期从学校图书馆拿回来的，当时图书馆无人看管，书上都盖着公家图书馆的印章，为了不被人看出来，就把封面和带印章的书页撕掉，我们读的就是这样一批没有外壳的书。

小颖有两个姐姐。大约1969至1970年，小颖的母亲病故，她十分悲痛，铅笔盒里一直放着母亲的照片，我们看着心里难受，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母亲离世不久，她父亲便再婚。她父亲王乃恒是吉大经济系的书记，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继母是吉大外文系的书记或者系主任，二人学识身份相当。

但孩子们很难接受这场再婚。赶上1970年毕业分配，执行“四个面向”政策，二姐不愿意面对继母，毅然下乡去了桃儿河农场。大姐后来读了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吉林市化工厂中学教书，后来当上校长，也几乎不再和家里来往。

小颖留在重组的家庭里过日子，免不了受委屈，但她性子隐忍，慢慢和继母维持还过得去的关系。到谈婚论嫁，她三姨给她介绍了假肢厂的小伙子，人长得周正。小颖一心想要尽早脱离压抑的原生家庭，迫切想要成家。可她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家庭，嫌弃男方只是普通工人，坚决不同意。小颖性子执拗，甚至离家出走，住到假肢厂的小旅馆抗争，就这样坚持结了婚。

小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女生，生日九月一号，当年入学卡八月三十一号的截止日期，因为她妈是学校老师她得以蒙混过关。可她却是班里结婚最早的，孩子出生在1979年，也是同学当中孩子岁数最大的那一个。

说起小颖能够留城，还要归功于她的继母。我们那一届大多要下乡，继母提前得到消息，帮她转学到省实验中学留了一级，避开了毕业班。等到她这一届毕业，正好出台政策，家里可以留一个子女，她两个姐姐都不在长春，她便顺理成章留城，和艳华同一年参加工作。也是靠着继母的关系进了南关区口腔医院。她从护士做起，后来进修读书拿到文凭，评上中级职称，退休之后待遇也不错。

有一件很巧的往事。我在小区动步公园散步，偶遇一位叫康德官的老先生。闲聊得知他是吉大经济系1956年毕业的学生，辅导员正是小颖的父亲王乃恒。那时候王乃恒才二十六七岁，只比学生大三四岁。老先生对长春印象极好，说当年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埋入地下，路面整齐干净，吉林大学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学习氛围浓厚。

康德官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做教师，人生却十分坎坷。毕业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乡下。他本是湖北人，老家早已没有亲人，依旧被遣送回湖北，当了许多年中学老师。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七八、七九年落实政策，才重新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执教，一生历经磨难。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小颖，那时候王乃恒已经九十一二岁，头脑糊涂，什么人都记不得了。师生二人晚年终究没能相认，康德官八十七岁离世。

等到我们全部退休，小颖、艳华和我，几个人脾气相投，经常结伴四处旅行。小颖的爱人宝和也常常和我们一同出行，他和我爱人相处得十分投缘。我们去过延吉、海参崴、云南、四川、丹东，攀枝花，朝鲜，韩国，还去辽宁熊岳泡过温泉。

有一年冬天，算起来也有七八年了，记不清具体年份，我们七八个家庭，一起到海南琼海住了整整半年。那段日子热闹快活，大家凑在一起打牌。我们学着东北农村的说法，去地里“溜”作物。所谓溜，就是庄稼收割完毕之后，去捡拾地里剩下的物产。菠萝收完，我们下地溜菠萝；辣椒不去地里，去收购站，收购站只收笔直完好的辣椒，那些弯曲品相不好的被挑出来丢弃，我们就捡回来，分装成塑料袋，两块钱一袋售卖，还挣了一笔小钱。春节的时候，就用这笔钱大家伙聚餐会餐。七八个家庭热热闹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除了艳华、小颖，还有几位印象很深的同学，一位是张立彬，一位是于润宜，还有唐群。

张立彬，我们不在同一个班级。当年学校的宣传报道组，我们在一起活动了一两年，十分熟悉。她父亲是吉大鼎鼎大名的张维达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吉林大学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在吉大地位很高，桃李满天下。她家住在我们住处北边，离得很近，我常常去她家串门。后来她们家搬家，住到了艳华家楼下，两家人住在同一栋楼，张立彬和艳华平时也常有来往。

张维达先生一共有五个子女，有意思的是，五个孩子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经济学专业。大女儿在深圳，电大毕业，没有读过正规全日制大学；二女儿就是张立彬，七六级，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学计算机，1981年毕业；三女儿张立丹，七七级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读化学系，1982年毕业；儿子小童，也在吉大上班，但不在经济系；最小的女儿叫张立苏，吉大毕业，后来也在深圳工作，同样没有选择经济相关专业。一代经济学大家，子女全部另辟蹊径，没有接续父亲的学术衣钵，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张立彬的妹妹张立丹，比我们低两届，也是学校的学生干部，那时候我们算不上深交，但互相都认识，碰面都知晓彼此。

下乡的时候，我和立彬分到同一个公社，分属不同大队。立彬在顺山大队，我在柴岗大队，两个大队隔一条铁路，她在路西，我在路东，下乡期间也常有走动。立彬81年分配在北京经贸部下属企业工作，立丹82年分在化工大学工作。

巧的是，我们单位当年也分来几名北邮的毕业生，其中有个年轻人叫高晓荣。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他父母都在化工大学工作。我随口提起，我有个校友张立丹也在化工大学。他一听十分惊喜，说张立丹正是他母亲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便向他要来了电话号码，就此和张立丹重新取得联系。因为既是旧时校友，又是张立彬的妹妹，我们时常通电话往来。

之后又遇上一件十分凑巧的事。我们同一届有个同学叫范虹，工作在陇海铁路起点的连云港。她孩子参加高考，报考化工大学，在选专业这件事上犯了难，希望能找校内熟人多问问情况。范虹辗转找到了我，我立刻想到了在化工大学工作的张立丹。我把考生的相关情况告知立丹，请她帮忙对接学校招生老师。最后孩子顺利被化工大学录取。新生来北京报到那天，是我和爱人开车去车站接她，再把孩子送到学校安顿下来。事后范虹特意送给我两包干大虾作为答谢。

我办理退休的时候遇到一桩棘手事。按照国家政策，知青下乡年限可以计入工龄。北京本地知青档案里有知青办证明；留在吉林的知青，省劳动局后来统一补填表格确认下乡经历。可我们这批从吉林出来、在北京工作的人两头不靠，北京没有通知我们补材料，吉林补办表格的时候我们人在北京，就此漏掉。社保局要求我必须补办下乡证明，否则不能算工龄。

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去当年迁出户口的派出所调户口迁移档案，可纸质档案已经销毁，这条路行不通；二是回生产队找社员签字，或是公社派出所开户口接收证明。临近春节，交通不便，我根本没法赶回东北。几经辗转，我联系到原公社的派出所老所长，柴岗公社已经和哈拉海公社合并，所长手里还留有印有柴岗公社抬头的信纸信封。我口述情况，由他拟写证明，盖上公章寄给社保局，我的手续才算办妥。

张立彬比我小几个月，同样要补办下乡工龄证明，她人在国外无法回来，就委托我一并帮她办理。我借着办自己手续的机会，把她的证明也一起处理妥当，这件事之后，她心里一直很感激我。

还有一位同学叫于润仪，同样是吉大家属。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于省吾先生，国内很有分量的历史古文字学教授。我去过她家，最早她家住在同光路，后来搬迁到东朝阳路，是一处带砖墙小院的房子。屋子房间不算宽大，格局规整，住起来很舒服，房间数量不少。家里到处都是线装古书，藏书用的是一格一格带小书盒的专用书架，和普通书架完全不一样，专门用来收纳古籍，那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真切感受到教授之家浓浓的书卷气息。

后来于润仪做了资料员，帮父亲整理书稿与藏书。她嫁给了于省吾先生的学生吴振武，吴振武后来还担任过吉林大学的副校长。后来我也和于润仪通过电话，感觉她为人有些木讷，很多旧日往事，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还有唐群，是唐敖庆先生的女儿，比我低一个年级。我们都是学生干部，同在一个叫武装红卫兵的集体里。她长相很像父亲唐敖庆，脑子不算特别灵光，但是十分肯下苦功，属于踏实好学的那一类人。她头发很硬，还带着一点自然卷。以前她跟我们闲聊，说小时候在家偷吃钙片，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头发才格外硬实。

那时候搞战备活动，挖地道、烧砖，脏活累活唐群都冲得上，一点没有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娇气，特别能吃苦，是个品性很好的姑娘。

走过大半生，我深深感慨，年少结下的同学情谊格外牢固。少年人心底没有算计，彼此坦诚真心相待。那时候我们身边不少同学都是吉大家属，各家门第不同，父亲们都是学界有名的人物，可我们孩子之间，只是简简单单的同学之交。到了我们年岁大了，老同学还能结伴出游，说话直来直去，打趣几句谁也不会往心里去，依旧保留着少年时热热闹闹的相处模样。这份跨越几十年的同学情，格外珍贵。

这张照片是在云南大理的树林子里拍的。大家比较放松，动作有些搞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