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榻重庆南一路

林芝仙草

　　我与妻子前些年多次前往台湾，有时一年要去两三次。我们将整个台湾岛3万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犄角旮旯走了个遍。尤其是台北那座坐落于信义区金融贸易区中心、高达508米的101摩天大楼，我们曾专程造访。先乘电梯至五楼，再换乘高速电梯直达八十九楼观景台，耗时仅37秒。电梯内有女声以柔和语调提示楼层与注意事项，这份比大陆电梯多一重的贴心服务，令人印象深刻。101大楼各个柜台后的服务小姐，无论顾客是否购买商品，始终面带微笑、彬彬有礼，那种自然流露的亲切与周到，确实让身处其中的人有宾至如归之感。站在观景台环顾四周，台北市的繁华景象尽收眼底，车水马龙、灯火璀璨，甚是壮观。每晚十点打烊时分，底楼的全体服务人员会整齐列队，向离场的顾客鞠躬致谢，并送上“欢迎下次光临”的诚挚问候，这般日复一日的仪式，透露出一种深厚的服务文化底蕴。

在台湾期间，我们大多选择下榻于台北市重庆南一路上的旅馆，其中尤以华美大饭店入住次数最多。那里离台北车站不远，公共交通四通八达，无论前往何处都十分便捷，周围购物、餐饮亦很便利。住处离“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仅咫尺之遥，我们几乎每日傍晚或逢星期天，都会去公园散步。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当地人亦习惯称之为“新公园”。此园始建于清朝光绪二十五年，至今已逾百年历史。公园北起襄阳路，南抵凯达格兰大道，西临怀宁街，东接公园路，毗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大医院、台北宾馆等重要机构，是台北市历史最悠久的都会公园之一。以“二二八”和平纪念为名的公园，在全台各大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台北这座公园内保存着不少历史遗迹：日据时期的电台播音塔、铜牛老火车头、急公好义坊与黄氏贞节坊，还设有孩童游戏区、池塘，以及台湾博物馆等，皆是台北市著名的文化地标。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里，最令我驻足深思的，是那一面纪念墙。墙上悬挂着一张张为争取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无辜死难者的黑白相片。这个被称为“亡羊补牢”的和平公园，仿佛是历史伤口上一道勉力抚平的疤痕，是当年执政者对民众态度的一种补救之举，然而，有些伤痕终究难以完全弥合。有一次在园中散步，我见到一条长凳上有一根木条损坏了，凳子上缠绑了几圈绿色带子，带子上清晰印有市政单位的名称。询问当地游客后方知，这张长凳的修理费用，需待当地议会讨论通过预算后，方能拨款给市政部门派人维修，这一过程可能耗时一周甚至十天以上。此事让我对台湾基层行政的效率与程序有了些许直观的感受。

公园白天是市民阖家游憩的好去处。园中栖息着许多不怕人的小松鼠，常见孩童拿着面包屑等零食引诱它们。那些小家伙便欢快地奔跳过来，甚至伸直了细腰，站在孩子面前，眼巴巴地等着分食，模样十分可人。而入夜之后，这里传统上成为同性恋者的社交场所，一般民众便较少在晚间前往了。公园广场的演讲台四周，有时会聚集不少人群，聆听或参与各种演讲。演讲内容无非是蓝绿阵营之争、统独议题、“九二共识”与“一边一国”等政治性内容。这些公开的言论场合，也构成了台湾社会多元面貌的一角。

重庆南路一段，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是台北古老的街道之一，也是老字号书店的集中地，积聚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此路旧称府前街、文武街，全线分为三段，以爱国西路、宁波西街为分界点，全长3000余米。街道两旁建筑多为三层楼结构，风貌古朴。1949年后，许多创办于大陆的书店陆续在此复业，鼎盛时期曾汇集近百家出版社、书店和文房用品店，造就了一段书香氤氲的辉煌岁月。

书店老街从重庆南路前端一直延伸至宝庆路口，在这不长的一段街上，各家书店鳞次栉比，高峰期曾达上百家，各具特色。鼎盛时期的重庆南路最有价值的，便是这各式各样的书店密集地汇集在步行可及的短距离内，形成了一场热闹非凡、无可取代的人文盛宴。那时的书店，大多一二层用作门市，三楼便是出版社。店内四周常是顶天立地的高大书架，光线或许有些昏暗，购书环境不像如今这般讲究装潢与灯光氛围，但却丝毫未减爱书人的热情。因为这里不仅是全台的出版中心，也是书种最为齐全之地，无论是通俗读物、学术专著，还是考试用书、工具辞典，几乎都能在此觅得，能满足不同读者的各类需求。

台湾的出版业颇为发达。台湾作为一个省份，面积与海南相仿，人口约2300万。我未曾详细统计过台湾究竟有多少家出版社，但大大小小加起来，应不少于数千家。据说，在台湾，只需三人便可向主管机构申请成立出版社。在我心目中，台湾是出了不少好书的。在两岸的传播与版本差异中，台湾的出版业曾一度领先，并不逊色于大陆。大陆近年出版的某些学术著作，如《哈耶克论哈耶克》、刘子健的《宋史测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在台湾早已出版面世。不得不说，在研究两宋、明清等断代史的文史著作方面，台湾学界和出版界确实曾先于大陆一步，例如《两宋史研究汇编》《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等著作，皆是先在台湾出版，近年方在大陆再版。从图书出版与版本的变化脉络中，常可窥见两岸社会思潮、学术风向与时代命运的变迁。

　　大陆自20世纪50—70年代，社会状况相对封闭，几乎没有系统引进出版西方人文经典著作的机会，即便有少量引进，也多是作为“批判材料”内部参考。而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经历了长期的戒严与“白色恐怖”军事管制，但言论与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有一定空间。据《伪书与禁书》《台湾出版史》《翻译侦探事务所》及学者廖为民关于台湾禁书的研究等史料所示，诸如《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马克思传》《中国共产党党章》《鲁迅全集》，乃至《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五四运动史》（全本）等书籍，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在台湾都曾有过出版或流传。毕竟，原有法规中载有言论出版自由之条文，从胡适到李敖，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与遭遇，亦可作为印证。蔡英文早年曾翻译《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亦从侧面反映了知识界接触多元思想的某些渠道。

　　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出版水平，在许多方面已难分伯仲，甚至可以说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若从好书的总体体量、市场规模和选题广度而言，大陆的出版业或许更为宏阔。一些外版新书，两岸几乎能同步出版发行。那些能够在大陆和台湾同时问世的好书，我想，大抵是经过市场与时间检验，具有普遍价值的经典之作吧。当然，仍有一些优秀的著作，因各种缘由，尚未能在大陆出版，或出版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删节调整。不少读者偏爱台湾图书的繁体竖排格式与装帧设计，认为更具古雅韵味。但我个人并不认为大陆当下的书籍装帧水平逊于台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出版的各种绘画、书法、碑帖类大开本精品，品质极为精良。我曾在不少台湾书店见到的大型拓本、艺术画册，其实也是向大陆的出版社进口的。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并留意图书版本的变迁，倒不只因为内容删减的考量，更因版本本身便是文化流转的印记。台湾的出版社很多仍沿用“书局”之称，如世界书局、三民书局、商务书局等，常常是楼上办公，楼下开店。那些书店橱窗里映入眼帘的各类精美图书，总吸引着我情不自禁地走进去。我也总会耗费大量时间，浏览大陆作家在台湾出版的作品集，或是大陆出版社通过对外交流渠道进入台湾书店的书籍。种类涵盖政论、经济、书画、碑帖、文艺等各个方面，例如历代领导人政论选集，以及冯友兰、钱钟书、杨绛、萧红、冯骤才、冯其庸、王蒙、刘再复、张贤亮、莫言、路遥、贾平凹、苏童、刘震云、余华、王朔、阎连科、张承志、王安忆、迟子建、史铁生、北岛、舒婷、海子、骆一禾、顾城、残雪、铁凝、流沙河、矫健等大陆作家的各类文学作品集，还有台湾作家书写大陆的思乡随笔。甚至，我还看到来自我的故乡无锡的两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许一青的《文学创作心理学》和汤祥龙的一套儿童文学作品，赫然陈列于书架之上，顿感亲切。

　　这里的书店，基本上没有一家是包罗万象的综合大型书店，也少见两家书店售卖完全相同的书。即便是街边的书报摊，也各有侧重：有些摊点报纸杂志最多，有些摊点金庸全集齐全，有些摊点汇聚了许多文学刊物。这些书店品位多元，种类专门，且常有折扣优惠，其中不乏经营逾百年的老字号。一次，我前往三民书局接洽书稿事宜，从大陆带去的复印稿用完了，需寻打印社重新打印。令我惊讶的是，街巷之中大大小小的打印社竟如林立。我在一处居民楼的楼梯口，找到一家仅有一人经营的打印点，营业空间逼仄，不过两平方米。我正疑惑如此窄小的场所能否承担打印，岂料从窗口探出头来的一位少妇，利落地接过我的U盘，熟练地下载书稿，麻利地计算后告知：打印一本30元人民币，两本50元，印得越多越优惠。我言明打印两本，她约定一小时后可取。大约40分钟后我折返，她已将两本打印装订好的书稿递给我。手捧尚带余温、装帧精美如正式出版物的样本，我心中十分感叹。须知那时在大陆，许多城市仍以复印为主，能如此快速、精美地打印出与印刷厂开本无异的样本，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都市，其他大小城市尚缺乏此类进口设备，打印条件确与台湾存在差距。

　　过去，重庆南路上的书店多以出版为主业，辅以门市与读者交流。买书人潮川流不息，使这里成为全台爱书人购书看书的首选之地。然而，随着经济景气变化与网络书店的迅猛冲击，重庆南路上的书店已从全盛时期的百余家，凋零至如今的寥寥数十家。这条路上最宝贵的文化资产，那分多元而丰富的书香风景，自20年前便开始慢慢退化、消散。取而代之充斥市面的，多是折扣书、教学参考书、考试用书，以及千篇一律的畅销读物。如今，那些最美好的、独具个性的书店风景已渐行渐远。但每次走过这条百年老街，我总觉得它像是一本飘着墨香的老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翻阅、深深咀嚼。这些书店我曾一一驻足流连，为了让自己的一些作品集能在台湾顺利出版，我与这条街上的几家出版社社长或总编辑成了朋友，互加微信，得到不少赠书，也购置了许多不涉政治内容的文艺类书籍带回大陆。

　　此后每次赴台，我常会在台湾的不同城市，寻访当地出版社，与他们建立联系。出版社也常希望我能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书稿供其出版。我曾好几次遇见一些女编辑，年纪都已不轻，在大陆或可称“外婆”辈了。我起初不自觉以“某太太”相称，她们脸上常会掠过一丝不悦。后来，还是一位青年旅社的姑娘告诉我，在台湾，无论女性年纪多大，称呼一声“小姐”，她们心里会很高兴。赵进元先生去世后，我去台湾时仍会到复兴中路他的旧居拜访他的妹妹。妹妹住在赵进元先生楼下的单元，按辈分我应称她“赵姐”或“阿姨”，可我依然习惯地称呼她“赵小姐”。虽则她已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但对这样的称呼，她总是欣然接受，显得很高兴。这恰与大陆的风俗不同，在大陆各地，对营业场所的年轻女性，一般已不称“小姐”，而多称“小妹”或“美女”，因“小姐”一词在某些语境下已衍生出别样含义。

　　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也是我常去散步瞻仰的地方。它位于台北博爱特区重庆南路与凯达格兰大道交叉口，地址为重庆南路一段122号，而凯达格兰大道1号则是台北宾馆。这座建筑周围被重庆南路一段、宝庆路、博爱路、贵阳街一段所环绕，正对凯达格兰大道，背对长沙街一段，邻近台北捷运红线台大医院站。该建筑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对外开放参观，时间为上午9：00—12：00 采取预约方式办理，不受理现场登记。这座厅舍最初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自1919年落成以来，便一直是台湾的权力中心所在。建筑风格为“后期文艺复兴式”，现为台湾方面认定的古迹，也是每年元旦及“国庆日”举行升旗典礼的地点。我曾数次站在重庆南路一段的街尾，观看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当选后的就职典礼以及卸任仪式。场面谈不上特别隆重，戒备也不似想象中森严，一些现任和卸任的官员面孔，在人群中都能看得比较清楚。

　　我还曾专门寻访过马英九在台北文山区的旧居。那是一片普通的居民住宅区，马英九的旧居便坐落于一幢老旧的公寓楼中。街道上空电线略显零乱，环境质朴，与寻常百姓家无异。马英九是家中独子，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返台后，其父马鹤龄在文山区兴隆路二段这幢公寓楼的三楼购置了两套单元，每套约33坪，合100平方米左右。南面一套由马英九夫妇居住，北面一套则住着他的父母。马英九在此一住便是25年。他的母亲习惯于此地生活，认为购物买菜十分方便。住宅四周，多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房子，马路对面是一个名为“兴隆公园”的小公园，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这算是难得的休闲绿地。只要有时间，马英九每天早晨都会沿着住宅区的马路跑步锻炼。

台北文山区这样的老式公寓，比起我现在居住的带有恒温恒湿恒氧科技系统的住宅，设备自然简陋许多，且马英九旧居的面积比我目前的寓所小约一半。他长期居住于此，直至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出于安全考虑，才搬进临时配给的“中兴寓所”。“中兴寓所”是专供领导人居住的官邸，陈水扁和李登辉时代，这里分别称作“玉山”和“大安”官邸。卸任之后，他又搬回了文山区兴隆路的老公寓。因公寓大门有警卫人员值守，我无法进入三楼拜访本人，只能在大楼外合影留念，算作一段特殊的记忆。

时光流转，重庆南一路上的书店风景已不复当年盛况。那些折扣书、教辅书、畅销书固然仍在流通，但曾经滋养了几代读书人精神世界的、各具特色的独立书店与专业书局，却在一片“不景气”的叹息声中悄然隐退。这条百年老街，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旧时文人，墨香犹在，却难掩岁月带来的寂寥。然而，每次踏上这条街道，指尖抚过书店橱窗的微尘，我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潜藏在砖缝瓦砾间的、固执的文化脉动。它或许不再喧嚣，却以另一种沉静的方式，见证并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知识流转、思想碰撞与人文积淀。

从101大楼的现代服务礼仪，到“二二八”公园的历史沉思与市井生活；从重庆南路书店街的兴衰沉浮，到街头巷尾打印社的便捷高效；从对出版业变迁的观察，到对寻常称谓差异的体会，乃至对政治地标的平静审视与对政治人物平民化住处的寻访——这些片段共同拼接出我眼中复杂、多元、细腻的台湾社会图景。它不完美，有其琐碎甚至略显迂缓的一面（如公园长椅的维修），也有其令人赞叹的文明积淀与人文温度。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也面临着现实的冲击与转变。而这一切，都静静地流淌在台北的街巷之间，等待有心人的驻足与理解。

　　在台湾，我下榻于重庆南一路，漫步于书店与公园，观察着最寻常也最真实的生活现场。这些经历无关宏大的政治叙事，更多的是关于文化、出版、市井人情与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片段，更能拼凑出一个社会血肉丰满的肌理，让我们在跨越海峡的打量中，多一分理解，少一分隔膜。而那条飘着墨香的老街，无论将来如何变迁，都会如一本厚重的书，永远存放在我的记忆里，供我在往后岁月中，时时回想，细细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