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逸夫书法批评

摸云楼主熊灿亭

虞逸夫书法批评

老四/文

【注】此文应【书法报】之邀，写于2009年，刊载于当年的书法报。今天发出的文字有修改。

原文标题【韵外之致】。

当代湖南书法界，足当领袖者，无论学养与技法，交游与见识，虞逸夫都是当仁不让。更何况此翁在当代湖南书法家中是年岁最长者，威望亦高。以其书法的成就论，应不在颜家龙等之次，而声名竟不能及，论其原因，与中国之官本位和自身少作宣传，作品流传未广有关。在评点近代卓有成就的书家时，江南大儒钱名山曾被称为是学养修为与书艺人品均达到了很高高度的书家。

蒙童期间从师于钱名山的虞逸夫先生，正是钱名山归稳回乡后，杜门谢客，辛植杏坛所收的入室弟子。与乃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高深的书法造诣，深为湖湘学界推崇与景仰。少年时期的虞逸夫先生即以文才横溢而名噪乡梓。而立之年，其诗文已自成家数，名震一方。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在当今湖湘艺坛罕有相匹者。他的诗，从天赋、气质来看，凡事敏感而易动情，从他所作诗句“百年前后谁名我，七尺形骸强认吾。”（《自题万有楼》）“薄酒解忧非小惠，残书娱老有深恩。”（《远游归来作》）“问天不语休饶舌，欲访无怀共往来。”（《天问》）中，足证虞逸夫先生的旷世才情。

虞逸夫先生不论是作诗还是书法，常常有灵光一现的奇绝。他的书法“喜作分行，于《石门颂》、《杨淮表记》、《张迁》、《衡方》等碑最为用意。所临汉碑，每着意于其精神、意态，而不斤斤于点画。特别是他大胆地将极灵动、极随意的简帛书的笔意融于分书，使所作笔姿生动而气势雄健。其大字书更如黄钟大吕，声势夺人，风神焕发，最富艺术震撼力，其行草书先受钱名山先生影响，后又汇入马一浮先生之意趣及简帛书韵致，“行笔虽疾，但点画沉着，笔姿润清动、老练而洒脱。”（颜家龙评）

丙戌冬至，季节虽寒。长沙却是日暖风和，当我随王友智教授和余德泉教授一起叩响虞逸夫先生位于桐梓坡的家门时，一袭青衫，面容清癯、神态蔼然，颇著仙风道骨的虞老及老伴热情地将我们让进家门。

虞逸夫先生与钱名山先生系常州同乡，1915年生、今年己逾九十二岁高龄。耳聪目明、记忆超强、身体健朗，这要归于他的淡泊豁达。他曾自撰：非丝非竹而自恬谕，不烟不茗而自清芬。 “初读儒家书，中年于老庄玄学致力尤深，晚岁阅历既多，志在怡养。笃好禅宗义学之超脱，颇有发悟。外此无他玩好，唯以书法自娱。”虞逸夫先生室内自书一匾，室名曰：“万有楼”，自署为“天遗老人”。何谓“万有楼？”虞老笑答：今人多不知足，急功近利。人生须臾，欲海无穷，人岂能为名利所缚？吾楼虽小，但耸于天地之间，吾以天地为家，游心于万仞，可唱可诵，可坐可行，湘江为我浴，麓山为我遣，岂不万有乎？

书法是文人“聊抒胸臆”的“余事”，所谓逸笔余兴，无所为方能有所为，这种心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是高级的、超俗的、儒雅的，而虞逸夫先生的书法作品正是这种韵致的极品。

虞逸夫少年时师从江南大儒钱名山，青壮时与国学大师马一浮交好，晚岁时和紅学大家冯其庸常相唱和。此等经历，为当代湖南书法界绝无仅有。虞逸夫保持着旧式文人的清高和气节。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車，有傲骨无傲气。并不是那種自命不凡和恃才傲物之輩，不将人放在眼里。我与虞老多次接触，有些请益，印象中都是面和亲善，临別时总嘱我：有空来玩。

虞逸夫先生的书法艺术，是以韵致胜的，这种韵致并不以精熟的技巧和繁复的法度程序为最高境界，相反，崇尚的是那种言语不能传达的意味，它同时启示了诗中所含蕴的类似于诗的余味，以及对简朴到深远的艺术手法的重现。但这种讲求“韵致” 的结果，往往使技术层面的笔法有所忽略。他将手中一杆毛笔使得烂熟，书法悟透秦汉意。其于笔力的贯注深入精微：中锋涩进，节节加劲，如蚕食叶，如锥画沙。但用笔着纸处有时也过于随意，多有力不逮处。

虞逸夫先生无疑是一位有着自觉文化意识和传统本土价值守护的人物。这种精神价值追寻内化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也使其创作更具文化的真实性。他的书法得清，得雅，但尚未得简、得淡、得辣。此亦非唯人力，亦赖心性学力耳。也许是虞逸夫先生固有的孤迥心态所致，他显得颇不合时流，将自己置身潮流之外，我行我素，自揭须眉，俯仰俱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