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工”到“上班”的回想

陶家汇 （47829902）

　　语言这东西，真是一张时代灵敏的晴雨表，有时听到一个词，就会让人知道这是在说哪个年代的故事了。

比如参加工作后人们较多的说是去上班，也有说去打工，而我还在插队落户那些年，虽也日日劳作，却不叫上班，更不叫打工，只说是出工。要是天晴而没去田间干活，便是不出工了。不出工，这三个字里面多少让人感觉有点不太勤快的味道。

　　“出工”与“上班”，公开说起来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设置专门的节日，可那“出”与“上”之间，却隔着一道田埂似的界限，犹如横亘着农村与城市两个世界一般。记得当年为了号召上山下乡，进行了大力宣传，积极动员，欢送时还敲锣打鼓，那轰轰烈烈的场面，至今仍能回想起来。

按要求，下乡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就业，而是去消灭城乡差别的那道田埂。这样一个宏大目标，是否只需我们这些年轻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让手脚在泥土里插下去，这个田埂便自然融化了呢？应该是远远不够的，不过这只是后来才明白的事。

十多年后，下乡政策调整了，返城风起了，不敲锣，没打鼓，静悄悄地把我吹进了一家建筑公司，由此“出工”便顺理成章改称了“上班”。

但冷静下来，发觉改称得似乎早了一点，因到了建筑工地后，工人们说的仍是出工。这让人感觉这生产队与工程队的城乡之间差别缩小了？但我又觉得自己在农村这些年，一直在改造、锻炼之中，还没开始投入消除这田梗的行动？这实在不能去致敬自己了！

　　初到建筑公司，我被分配到了第七工程队。同事告诉我，这编号是从公司驻地湖州那边排下来的。说来也巧，当年我插队落户的“陶家汇”村刚好是第六生产队，尽管这只是偶然的数字衔接，却让我一时怔住了，这巧合莫非就是命运？只是生产队出工去了田头地角，工程队出工到了脚手架旁而已，那一刻，恍惚觉得自己不过是从六队挪到了七队。

说返城后差别不大，是回想生产队与工程队在一些方面是那样的相像。比如，出工前，由生产队长分派农活，当我分派到重活累活时，总觉得这大概是我茁壮成长的标志吧？而建筑工地上，班长则按工种要求分派，相对简单了一些。

再说晚上业余时间常开会也是差不多的。生产队是隔三差五召集社员在仓库集中，宣传办法是读报纸、听广播。工程队是每月一次集中在“东塔弄”食堂听报告，由书记传达上面会议精神。至于能传达多少，全凭书记自己的理解了。有一回讲开放政策，说外国人要来办厂了，按协议签上几年后厂子便可归咱们了。我坐在下面，听得懵懂，总觉得那时候的外国人如同是天外来客，要么鼓掌欢迎，要么警惕提防，愤怒时也会振臂高喊几句，既解气又安全！

在涉及分配方面，生产队与工程队也是相当的统一。生产队长是我踏上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个当官的，官不大，但工分怎么记，粮食怎么分，他说一句是顶一句的。有时碰上纠纷，尽管那时的年轻人大多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对出身不一样的，队长还是讲究立场，以至比是非还重要。到了工程队，书记同样负责分配。比如返城那会住房紧张，又没有市场买卖，有些年轻夫妇因房子无法久等，便把集体宿舍当成了自己的家。“东塔弄”里的宿舍，慢慢成了家属大院。书记不是不想解决，可一个工程队资源毕竟有限，解决起来实在很慢，很慢，慢得像田埂上的草，一季一季地生长，又一季一季地枯萎。

由此就说差别不大？其实换个单位在那时也会感觉差不多的。细想起来，生产队与工程队的城乡差别不明显，这是否是计划定价机制接近的原因？看似农业、建筑业范围都不小，却离富裕一词很远、很远！再说那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城乡间的关系，只是嘴上没说。比如那时人们看重户口，有农业的、非农业的，政策是按户口绑着票证，绑着工作，绑着房子，绑着一切分配的资源。要是没了这些绑定的福利，这城乡之间还会有哪些区别呢？还会有后来的蓝印户口？

　　因而当返城风吹来的时候，虽没有大张旗鼓的声势，知青仍不顾年龄，都愿从头学起，重新就业，以适应生活变化的需要。

令人惊喜的是返城后，逐渐迎来了开放的好政策，视野开阔了。要是关起门来，只会让自己在大脑中筑起一堵堵的围墙。

政策好不好，就看群众笑不笑，群众满意不满意。改革开放政策，让农村率先改变了面貌。八十年代初，承包责任制在田埂那头铺开，我虽已离开了“陶家汇”，仍听村民笑着说起粮食多了，笑着说起日子比从前满意多了。而第七工程队呢，也着手解决住房问题积下来的旧账。速度显然不如农村，毕竟城里没有自建房的土地资源。至于上级批准建设的住宅，正在加快施工进度，人们翘首以盼等着分配，同样很慢、很慢。

不过，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出现的房价现象。但话要说回来，要是什么都无法预测，什么都想不到，也会让努力失去奋斗目标，计划自然容易落空。

后来，城市也像在追赶一般，一度在企业内部还流行了分灶吃饭、缩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把一个互相联系的复杂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就连七队的番号也来来回回改了多次，因而有时聊起往事，就会称呼“老七队”，听着十分亲切，仿佛这个编号里藏着多少年的颠簸，藏着从旧到新的踉跄。

　　我常想，从“出工”到“上班”，从六队到七队，看似一个数字的距离，走起来却是几十年的事。这不是我一个人在田头地角与脚手架之间挪移，而是一代人的某种转身。前脚还踩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在开放后这一页迅速翻了过去，后脚则踩在了现代文明的土地上，面对的是快速变化的一个世界。那些有着时代印记的出工、上班，如今偶一触碰，依然能让人回想起自己经历的年代：有泥土潮湿的熟悉气味，有水泥钢筋混夹着的气味，也有开放后看到一缕充满了希望的晨光。

如今当我再次路过“东塔弄”那片土地时，曾经的食堂、集体宿舍因拆除而看不到了，民丰、冶金那片昔日辉煌让人向往的厂区，连同东塔遗址，正在打造名为“甪里拾光”的新天地。偶尔看见年轻的建筑工人戴着安全帽匆匆从我眼前走过。风，把工人的说笑声吹了过来，他们会说是出工、上班，还是说去打工？

　　只是时间跑得太快，那条至今未完全消失的“田埂”，静静地看着我，难道它还会等我去融化？那是我在等着它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