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的雾，梧桐树的影》，——关于上海、旧梦与岁月的片段记忆

旅者杂记

《黄浦江的雾，梧桐树的影》

——关于上海、旧梦与岁月的片段记忆

雷声东西，更漏残钟，惊醒了陈痛；爱已旧梦，人已天涯。

有些城市，是可以居住的；有些城市，是可以怀念的。而上海，似乎总是介于两者之间。它既真实地存在于地图上，也虚幻地漂浮在记忆与想象之间。即便从未在那里长久生活过的人，也常常会在某个黄昏、某首老歌、某张泛黄照片里，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我便是这样的人。

每次听到老上海时代的歌曲，尤其是那些周旋唱过的旋律，总会恍惚闻到一种特别的气息。那气息里有法租界梧桐树叶的清香，有红砖洋房墙角的潮湿气味，有雨后石库门弄堂里的煤烟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辣酱油的咸鲜。

那是旧上海的味道。

这种味道并不真实存在于鼻尖，却真实存在于记忆深处。仿佛一首老歌的前奏刚刚响起，张爱玲笔下那些穿着旗袍的女子便从岁月深处缓缓走来；霞飞路的电车叮当作响；外滩的钟楼敲响黄昏；黄包车夫弓着背穿过湿漉漉的街道。

而这一切，其实都与我没有直接关系。

我不是上海人，去上海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十多年前的一次上海之行，我专门找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氏家族的旧宅。那是一栋安静得近乎被遗忘的老房子，墙面斑驳，铁门生锈，仿佛时间在这里停顿了半个世纪。

我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了两张。

这时，一位戴鸭舌帽的老先生慢慢走了过来。

他看了看我拍照的方向，笑着问：“老先生，你也知道这房子？”

这一声“老先生”，让我心里猛地一沉。

我愣了一下，心想：难道自己真的已经老了吗？

年轻时在北京街头跑来跑去拍照片，总被人叫“小伙子”；后来叫“师傅”；再后来叫“老师”；如今直接升级成了“老先生”。

岁月真是个不讲情面的东西。

我半开玩笑地向那位老人抱怨。

老人哈哈大笑：“知道这栋房子的人，年纪都不会太轻啦。”

一句话，把我说得彻底没脾气。

后来想想也对。一个年轻人，大概不会专门跑来看一栋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老烟草商旧宅。会在意这些旧砖旧瓦的人，多半已经到了喜欢回头看路的年纪。

年轻人喜欢未来。

老人喜欢往事。

而怀旧，或许正是岁月赠予人的一种特权。

说到南洋兄弟烟草，我又想起另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年，在海外遇见一位先生，抽的竟然是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红双喜”。

我有些意外。

如今香烟品牌层出不穷，一个人几十年只抽一种烟，实在少见。

聊起来才知道，他在海外中资机构工作了几十年。当年的海外机构里，“红双喜”几乎成了一种身份标志。久而久之，别的烟都抽不惯了。

他说：“换什么都不行，就认这个味儿。”

说着递给我一支。

我也接过来点燃。

烟雾升起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些旧上海电影里的镜头。夜色中的百乐门，霓虹闪烁；舞池里的狐步舞；西装革履的买办；穿旗袍的歌女；还有码头上永不停歇的汽笛声。

可惜的是，我吸了半支烟，也没吸出二十年代的上海。

烟还是烟。

人还是人。

旧梦终究只是旧梦。

记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总会自动给往事镀上一层金边。

我还记得读过一篇旧上海女作家的散文。具体是谁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张爱玲同时代的人物。

她写的是上海早市上的黄花鱼。

凌晨天还没亮，小贩们便把普通的鱼用黄色颜料染成黄花鱼的模样。天色昏暗，主妇们看不清，纷纷购买。等太阳升高，鱼身上的颜料开始融化，一道道黄色的水顺着鱼鳞往下流淌。

黄汤流尽。

鱼又恢复原本灰白的颜色。

故事里的警察发现了，跑来执法，没收了鱼；结果到了晚上，那些鱼又出现在警察自家的饭桌上。

这篇文章写得极有上海味。

不激烈，不愤怒，只带着一点幽默，一点讽刺，还有一点对人性的无奈。

近百年过去了。

时代变了，高楼更高了，汽车更多了，手机替代了电报，直播替代了报馆。

可是有些故事却似乎从来没有改变。

卖鱼的人还在卖鱼。

执法的人还在执法。

买鱼的人还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人性的喜怒哀乐，贪嗔痴爱，不过换了舞台，换了服装，剧情依旧循环上演。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所谓怀旧，也许并不是怀念某个具体时代。

因为真正的旧上海早已消失了。

百乐门里的舞曲停了。

电车轨道拆了。

石库门里的住户搬走了。

张爱玲笔下那些人物，也早已散落在历史烟尘之中。

人们怀念的，其实是一种情感。

是一种对逝去时光的想象。

是一种对已经无法重来的青春的追忆。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说过：“回忆中的东西，总是比现实中的要美好。”

这句话用来形容上海，似乎格外贴切。

上海之所以迷人，不完全因为它曾经繁华，而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爱情、失落与传奇。那些故事像黄浦江上的雾气一样，从未真正散去。

于是，一代又一代并非上海人的人，也会爱上上海。

爱它的旧报纸。

爱它的老电影。

爱它的留声机。

爱它的梧桐树。

爱它的辣酱油。

甚至爱它那些真假难辨的传说。

而我，也许正是其中一个。

有时在墨尔本的黄昏里，偶然听见周旋唱起《夜上海》，窗外是南半球的冬日冷风。我忽然会想起那个戴鸭舌帽的老人，想起南洋兄弟烟草的旧宅，想起那支没有抽出旧上海味道的红双喜，想起那条流着黄汤的假黄花鱼。

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本来毫无关联，却被岁月悄悄串成了一串珠子。

人到晚年，总喜欢捡拾这些散落的珠子。

因为我们终于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是曾经真正拥有过的，而是那些始终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旧梦。

而上海，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永远无法彻底抵达的旧梦。

它像留声机里最后一圈缓缓转动的唱片，唱针已经磨损，旋律已经模糊，却仍在夜色深处轻轻回响：

雷声东西，更漏残钟；旧梦不醒，人间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