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探秘(一百八十九)【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231《人工智能的智迷》】2026年8月(第一期)

林祥新海派赏石门类一一十福石

　　

四六一的前述——这一期轮到讲我们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理论，其中关于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1949→1840)年化数列符号的全新解构；

这应该是一件对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要的解构，因为这个在客观上成为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它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拆解的天机密码，就像是去拆解宇宙黑洞那样？

只是，当我们现在将1949→1840置入到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的模型中去，从而就可以确认1949的年化数列是对1840年化数列之否定；但1949年只是表达这一年化因果的时间表；

而如果真的再去看在1840年开始后的所谓传统中国末世期，当时很多中国精英已经普遍感到自家的国运变得极其糟糕了；例如，有两座大山挡在了中国面前，一座是传统中国的仿佛已经进入末世的那座死火山；第二座是现代西方那座活火山，它喷出来的熔岩正将传统中国那座死火山团团围住……

但是，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就算在进入20世纪以后，当时有关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思想，还是一个理论空白？这又造成能够真正重新评估传统中国之新的思想架构也是空白的？

因而，中国人在当时(20世纪)也就难以对传统中国后边命运，到底会怎样相生相克难以作出理论预判？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应对20世纪？在当时简直就等于是有眼无珠的、但两眼却还是一抹黑的……

所以，在20世纪开头的时候，中国人对自己在新世纪面前会有怎样的命运性，更为客观一点的感觉是黑暗多？只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在黑暗的反面还是会有光明的？这看来无比矛盾是吧……

的确，19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糟糕的；那么，进入20世纪中国人能把坏命运给板过来吗？并且，如果在20世纪里不能把传统中国末世的坏运给逆转回来的话，那中国就可能垮了——这一点可无关于后来出不出现美苏两个超越大国什么事……

但这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所谓特殊就是怎么在一不靠讲道理、二不靠布施，而是要真真实实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看似单一、却是无比沉重的任务——例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错误的东西给剔除(错误的人和事)；大概只有这样子，在一个一个错误被剔出去了之后，新命大概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然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家现代主义偏不认传统中国？就是人家现代主义早就把传统中国当成印度或者南美了(其实西方明白传统中国不是印度和南美)？但现代主义就是不认传统中国是现代主义的前现代？

这是什么道理？原因大概是现代西方在17~18世纪，因内生出了治理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而令现代西方就此也跃升到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后，现代西方内心真实的反应便很牛(但是，传统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时，因内生出了治理社会的法道儒价值，便率人类社会之先跃升上了第二台阶文明)。

但人家现代西方却偏偏凭着治理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他们不仅不认治理传统中国的法道儒价值，他们还把传统中国当作印度与南美一样来对待；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种与特殊文明的问题——例如，仍以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全部进程为例：在第二台阶文明的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传统中国世代与现代主义两个世代性呢？就是光在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就有传统中国世代与现代主义两个世代性(所谓两个世代的抽象，就是一个代表历史经验主义的世代，而另一个代表现实存主义的世代)……

而对于为什么是传统中国世代与现代主义世代两个世代性的问题，现在就算在2026年后，已经有了关于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一整套理论，但那也很难全面破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主义两个世代性对立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明到底打哪真正被开元？这就是传统中国世代与现代主义世代要打破头的事？

例如，以人与文明性的对应关系而言，人的进化性似乎才是人类构建出社会文明的本质——可人类为什么会有文明社会的主权追求呢(因为有了文明主权的追求，意识的形态便运用而生)？所以，有一方会说另一方不文明？

而关于一方说另一方不文明？它是不是一种意识的原生性形态？例如，对于中华文明开元的问题，我们只能够把搞得清楚的事搞清楚，而能够搞清楚的只是文明时态，而在时态性上闭合了，那文明也可以闭合了；

这也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中华文明开元问题之所在，因为它才是中国人命根子的一个问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例如，先后发现了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仰韶文化大地湾的宫殿式大型建筑、红山文化大规模丧葬宗教遗迹群、各地龙山文化的城址等……

它们所显示出来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使得研究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无不都感到了是到了要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开元问题的时候了——

而专家学者当时就考虑到对商代文明已有定论——例如，对在夏代纪年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亦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形态，也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于是，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个判断，即中华文明的形成或文明产生主权意识的时代，应当上溯到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去——

这时，也有比较著名的专家学者来出面，例如在夏鼐和苏秉琦的倡导下，关于要开展中华文明开元的研究任务，便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从20世纪迄今为止探索几近40年了，这其中包括了2001年启动官方组织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在经过近40年的探索后，学术界对关于中华文明怎么开元的？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路线图——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①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一万多年前有了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最晚在距今6000多年时就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②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

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到社会成员中的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也即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③而中心聚落的出现就是一件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又可以与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

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就很像先秦文献记载五帝时代“邦”与“国”的雏形——兹称之为古国。

而自大约57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而古国时代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三代(夏商周)，即“……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是也 (《战国策·齐策四》；其间的演进变化十分复杂，远未厘清，但却是理解中华文明开元和发展演化性的一个关键所在。

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再到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从而真正步入文明的主权——

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近年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国家的基本面貌：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层。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这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

古城内部有高规格宫殿建筑，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过去依照血缘关系展开的农业村落。

而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所以在城内发现的大规模粮食仓储和大量居民所需粮食消耗皆需外来供应，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便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

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强烈的“一神教”特点的宗教信仰，而在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态——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且它们的产生通常伴随了民族、国家的重大变故，换言之，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

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贵族手工制造业中心，在其他地区如今天的上海、苏南等地还有若干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它们结成网络，实现对文化全域的控制。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这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由良渚文化率先开启的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又此起彼伏。大体而言，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但同时期的中原和晋陕甘宁以及内蒙古中南部诸文化的发展却略显迟滞，总体水平低于长江流域诸文明。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

①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也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而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却先后衰落了，相反的原本发展略显缓慢的黄河流域诸文化却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还有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

这其中尤以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山西襄汾陶寺、四川郫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此间的第二个变化在于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从中原到陕北，考古所见与暴力和战争相关的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而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和及青铜冶炼技术于此间传入中国，首先到达西北地区，再至中原；

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石峁国家在此间迅速崛起，重要原因之一就很可能是引进了羊这种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土高原上不利于从事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养的家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有关。

②至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

例如，夏鼐早就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

③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华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贵权政治时代。

而归纳良渚、陶寺、石峁等这批最早的国家(文明主权)之特征，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是农业与科学和技术显著发展，复杂的社会分工；

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等等；

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

四是从大型建筑、战争和暴力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权力也即王权，以及由它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相关理论的重要补充。

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整个古国时代的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但平心而论，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若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史前史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那是因为中华文明不仅有一个长达近2000年开元的历史过程，又是分布在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

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

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出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文明主权)这一历史因果。

　　

所以，在我们【新明皇聊天群】这里又将新石器时代至三代(夏商周)、称之为人类社会第一台阶文明的水平位置；故人类社会第一台阶文明的界碑0是在新石器时代，而它最后一块里程牌就是在三代(而这一整个辨识过程，从是从20世纪80年开始至今)……

所以，这一期关于四六一前述的行文比较长，是因为新明皇与刘如飞在这期话题内容的讨论中，比较全面论述了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前，就是人类社会第一台阶文明(它的时态性就是整一个华夏时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起，一路延伸到夏商周三代)；

而接下来新明皇就准备与刘如飞讨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1949→1840)——

四六一、传统中国确立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界碑0(它的时间节点确切是在公元前221年)，再到1948年这一传统中国的里程结束，结束后便需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界碑0(它就是现代中国)

只是，这一关于1949年重新对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确立一新的界碑0，是基于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在2026年所创建的一个新理论，就是所谓“文明终点线”理论；那么，这一“文明终点线”的新理论，它亦体现出了中华文明主权的政治正确——

例如，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被跃升上来的界碑0，就是由秦中国在开元传统中国时确立的，但这一作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界碑0，其里程数在1948年时就到头了(虽然这一里程数长达2169年)。

而这当然是一个新思想认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还要对当下的现在再来作出辨识——例如，就是我们现在的当下，它当然不是处在传统中国的时代性，而是处在现代中国的当下；只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确认了自己是处在现代中国的当下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辨识出，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既要有对传统中国的新思想认识，也要有对现代中国的新思想认识，这样才能以更宏观的认识观，去判断中国未来的国运——

而人们对中国未来国运去作出更为宏观的认识与判断，就必须拥有三个政治正确(既传统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之全面的新思想认识……

而更复杂的是当中国人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有了三个新思想认识后，那我们中国人才能把三个思想认识变成一个统一性的思想认识——那就是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未来的进程中，归根结底中华的文明(当然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主权，该怎么继续经营下去、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天大的课题……

一、关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之纵论

当下最为有利的地方是现在已进入到2026年，而进入到2026年后，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已经把认识三个政治正确(传统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底层思想给出了一套理论，就是所谓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中的主权，它有三大类价值性——既法道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而这一所谓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中的主权(价值性)，都已经分别被占到位了——就是传统中国占有了法道儒价值、现代西方占有了资本主义价值、现代中国占有了社会主义。

但在这三大类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之主权中，最具有稳定性态的是法道儒价值(理由是它被传统中国占有的历史经验主义之时间是最长的——既从公元前221年~公元1948年，共计2169年)；

而呈现出比较突出稳定性态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理由是社会主义价值是更为泛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不仅排挤掉了已嵌入到法道儒价值中去的资本主义价值，它还转替了法道儒价值，而成为了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这一单一意识形态——

显然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玩一玩的(注意是可以玩一玩而不是在早100多年前认为的、是要把资本主义价值干掉<埋葬>的那种——那是因为去干掉就不构成泛化的意识形态了，而就成了又多了一个单一意识形态性了——资本主义就是意识的单一形态；所以，资本主义这一在意识上单一的形态就显得很凶，就会容不得其他意识形态？)

但问题是由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天机性早就定下来的、属于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之主权(治理社会的价值性)，到今天为止还只出现了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它就是资本主义。

所以，与法道儒价值、还有社会主义价值相比，资本主义价值本质上就是非稳态的；那是因为它很会搞事，不仅是一般的搞事，还是会很凶的搞事——例子就是资本主义价值搞出了第二世界大战，而且还让资本主义价值升级成了三大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例如，甚至新法西斯主义也又露头了，就是寄生于泽连斯基政权下的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川普个人不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例如，要灭绝一个国家、以及将一个国家政权实体集团的一大群人一下子给干掉了，又以及川普下令轰炸伊朗核设施(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核设施进行明目张胆的轰炸，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一遭，川普不以为耻、还以为荣)……

那么，问题是怎么才能让资本主义价值这个非稳态的意识形态成为稳态呢？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根据结构主义而论，人类文明社会三大文明(意识形态)主权的主权之历史与现实的唯物主义是法道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是偶数性价值(第二类价值性)，所以它生出来就是要来搞事的，就是不稳态。所以，第一大途径就是只有让资本主义价值被偶数除尽，它便能成为一种稳态的价值性——而这样一来就要再出来一个新偶数序例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途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再搞一次世界大战来解决后现代主义的一切问题；

第三个途径是资本主义价值被社会主义价值嵌入(只是被嵌入而不是被埋葬？例如，类似1945年后的东德)，然后让资本主义价值也成为泛化的意识形态，而不再继续成为意识的单一形态……

但资本主义价值最终要走怎样的路，现在还是不得而知的？

(一)、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与正巧可以对两大类治理社会价值性标的进行重复摸彩

这一次【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预备通过五期内容，专门介绍从公元前221年到2050年(假定到2050年之共2271年)，既所谓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进程中，通过我们新前卫小说的抽象性，来抽象定义出“地道文明”将要在2050年被走完；

届时，在“地道文明”2050年走完后，便走入一个新的“人道文明”中(而所谓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第五递次“文明终点线”的叙事，将会穿过2026年后的全部24年间)。

只是，此时此刻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秦中国确立了人类社会从第一台阶文明，跃升上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传统中国世代的界碑0以后，一直到了1840年时，此时西方主义就想用资本主义价值板倒法道儒价值——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重新确立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新的界碑0……

但是，西方主义这样的企图在1949年时被否定掉了。只是，接下去便出现了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年化数列就是1991年；但再到了2013年现代中国的新时代又出来，这一次新时代要来确立新的界碑0——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虽然，在2018年的时候，第二版的被“鸦片战争”模式开启，它当然是为了否定2013年？只是，最终结果没出来？就是，第六递次的“文明终点线”会在什么时间节点出现，现在还完全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想进行推理模拟——

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一共确立了五个递次的“文明终点线”——最后第五递次“文明终点线”(是从最近到最远的叙事)，其年化数列符号为“2013→1991”(“→”代表否定的符号)；

第四递次的“文明终点线”的年化数列符号为“1991→1922”(上一已经讲过了)；

这一期便轮到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年代数列符号便是1949→1840)；

我们已经论述过了，所谓人类文明社会最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明主权——例如，西方专家像福朗西斯·福山与彼得·蒂尔，在1991年后都在宣杨“历史终结论”；就是治理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在1991年已成为了“普世价值”；

而针对所谓1991年的“历史终结论”与“普世价值论”，我们【新明皇聊天群】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不断递进的“文明终点线”论——而新递进的“文明终点线”之历史唯物论，就是否定之前的“文明终点线”——

例如，2013→1991；1991→1922(包括1949)；1949→1840；1840→公元前221；公元前221→0(就是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里程碑的界碑0)；

那么把年化数列换成名词就是(也是从2013年开始)——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世的资本主义；普世的资本主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内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西方内生出来的资本主义→传统中国内生出来的法道儒价值；传统中国内生的法道儒价值→人类社会第一台阶文明(从第一台阶文明跃升上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从而成为第二台阶文明里程的界碑0)。

所以，在现代中国在转替传统中国时(1949→1840)，中国人有对现代主义两种治理社会价值性进行了重复性“摸彩”，而且是不少风云人物都亲身参与其中……

　　

(二)、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全部进程中，唯1949→1840之风起云涌的文明性最为精彩

例如，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道儒价值，在1840年后遭治理现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的嵌入；然后，是1949年中国人开出了大宝(这个大宝就是中国人在“模彩”后，得到的一个治理现代中国的新价值性，还一方面可以将嵌入法道儒价值中去的资本主义排挤出去，然后就再用这一新价值转替了法道儒的旧价值)……

所以，1949→1840的年化数列符号被辨识，它就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在完成了2169年的里程牌之后，又被确立出一个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新里程的界碑0(当然这是一个抽象)

而当把这个抽象投影到人类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之主权上，就是投影到法道儒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上面去时，在2026年时的你我，就能辨识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真正之精彩，就发生在1949年上——

它不仅是构建出了1949→1840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被确立，而且它也否定了1840年(资本主义价值)，而1840年又否定了公元前221年(法道儒价值)；而法道儒价值恰恰是开元了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是其文明里程的界碑0！

到1949年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界碑0要被重新确立，而确立它的碑基并不是干了1840年之能事的资本主义价值，而是导致1949年干了惊天地泣鬼神之事的社会主义价值！

如此，虽然现代主义在干出了1840年之能事后，资本主义价值嵌入进了法道儒价值中而一时得意(因为资本主义价值认为自个可以重新确立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新的界碑0了)？

但是，没想好戏还在后头，就是1949年来了！因为1949年弄来了一个罕见的新碑基——它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这个社会主义价值的新碑基不仅比法道儒价值的碑基更为宏大，且质地也很是不同，它是玉而不是石……

所以说是中国人摸到了大宝，这个大宝往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一放，资本主义价值那个“钢铁侠“就将要相形见绌……

　　

二、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出了光照一切人

关键是这一个人最终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共产党宣言》有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个“幽灵”从它诞生出来之后，只能在欧洲游荡(除了曾落地过现代苏联一段时间——就是1922年~1991年)……

唯有现代中国让这一“幽灵”在浴火中成为“生灵”！甚至这个“幽灵”在现代苏联进程中最终也没有成为“生灵”？那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

①资本主义价值(意识形态)太强(因为它是单一意识形态)，所以，当科学社会主义还只是半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还没完全成为治理社会的价值性之前)，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属性是不强的……

②现代苏联社会的上层建筑，虽然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予以了治理现代苏联社会的价值性，可现代苏联在运用社会主义价值治理社会之前，还没处于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就是既无加入法道儒价值之法门，也无加入资本主义价值之阵营)；所以说现代苏联首创社会主义价值治理社会的实践性，就像秦中国开元传统中国内生出法道儒价值差不多，就是现代苏联首创实践的社会主义价值，它还只是属于泛化的意识形态，就是既无对前意识形态的去化，也没有被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之后的价值性)去化；所以，现代苏联首创实践的社会主义价值，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

③实践非真理性定义之铁律——而只有经过符号性语言的量化后(因为无政治功利)才显示其真理性——例如，现代苏联当然是首创实践了社会主义价值的国家，可社会主义价值在俄罗斯或者在西方、可为什么原本是“幽灵”现在还是幽灵呢？只有当现代中国在1949年，运用社会主义价值将嵌入进法道儒价值(法道儒是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性)的资本主义价值扫地出门、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再转替了法道儒价值后，它的幽灵性才转变为生灵性……

所以，马克思主义最终只有在现代中国，才被印证为马克思的同一语！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完全不是为写《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而写的话，而是为了被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一个运程之命运证实的真理(只是，现在被证明它的真理性不在所谓的欧洲，而是在传统中国被转替后的现代中国)！接下来我们就来论证——

(一)、就是让你猜——也猜不到中华文明的总命运会在1949年时出来了一个完全独特的现代中国之因果

所以，绝对不能简单讲我们中华具有一万年连续性文明命运从没有断过？因为这完全是一潭死水的概念；不要说在整个一万年的中华文明中有第一台阶文明那个水平与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就算在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不是就有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分别吗；

例如，对于上层建筑而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作为平民政治形态(传统中国之前是贵权政治形态)；而后者是政党政治形态……

平民政治形态终结贵族政治形态、政党政治形态更替平民政治形态(所谓形态是绝对的复数或不是唯一性)，贵权政治形态、平民政治形态、政党政治形态在中华文明整个运程中，都只是独特的存在，根本就连不起来？

只是，虽然对于贵权政治形态它是因为终结了什么形态才冲出来，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那是因为贵权政治形态所处的年代在第一台阶文明那个水平位置中，我们现在仅在2026年搞清楚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的事；所以，搞不清楚的事我们不去谈论它)？

但是，贵权政治形态怎么被平民政治形态终结的事，我们现在是绝对弄清楚了；不仅如此，我们现在还弄清楚了政党政治形态是怎么终结民平政治形态的；并且，我们还搞清楚了新旧军政势力集团的政治，也属于平民政治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党政治形态所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它还参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争锋，这在平民政治形态的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1948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于1949年这一特殊的量化标的，它对于中华文明是创造出许多第一的一个年化数列——而既然1949年它已然创造出了许多第一，那么这一1949年是不是应该被看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呢？

是的，1949年正是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总进程中，文明(意识形态)主权之主权(就是治理社会的三类价值——法道儒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进入此起彼伏一个完全的焦点时期；也就是中华文明被继续保持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主角的一个标志性时代！

所以，中华文明继秦中国开元了传统中国后，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确立了其文明进程的界碑0(又因为传统中国内生出了治理社会的价值性法道儒)；而至公元1949年，现代中国运用社会主义价值，排挤掉嵌入法道儒价值中的资本主义价值(这个事在1840年~1948年发生)，然后又用社会主义价值转替了法道儒价值——而一俟法道儒价值被转替，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新的界碑0，又再一次被现代中国确立！

四六二的前述——【新明皇聊天群】的【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从2026年7月开始，通过去构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实践室，从而要对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五个递次的“文明终点线”，规划五个实验工程项目——而到今天这期话题内容，就是来解构所谓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年化数列符号为1949→1840)——

那么，在下半场话题内容中，新明皇与刘如飞将要举两个实例——第一个实例是在传统中国之前几百年，有一位从贵权政治实践，转向尝试去实践平民政治实践之一个重要人物——此人就是孔子(而他的实践结果——是从失败到失败直至彻底的失败)；第二个则就是现代中国政党政治中一个更为客观的从失败到失败直至成功的典型案例——

　　

四六二、从贵权政治形态到平民政治形态、再到政党政治形态的二个案例

一、孔子的案例

还在孔子十七岁时，当时鲁国有一大夫叫孟釐子，他在病重行将就木前，对自己的儿子这么说道：

“孔丘是圣人之后！我听说像这样圣人的后代，虽然不一定会当权，但可以肯定此人一定是个他通达的人！你看年纪轻松就喜好礼仪——这就是极好的证明，我死后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孟釐子死后，他的儿子懿子和南宫敬叔果然为学孔而拜孔子为师(而实际上孔子在十岁时就开始收学生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的开端)……

在孔子那个年代之前，教育是贵权政治的特权。所以，孔子就出来倡导“有教无类”，想打破贵权政治这条界限；就是不论你贫富贵贱，只要你愿意学，他就愿意教。

例如，在孔子的学生中，颜回是住在一个破巷子，一箪食一瓢饮的人；而子路甚至是一粗鲁的勇士，他的标志就是头戴着由鸡毛做的帽子；而另一路人中有子贡，他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孔子的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他是想培养一批有全新头脑的人——孔子把这种有全新头脑的人称作“君子”。于是，孔子教育的特点，是以客观的人和具体发生的事去理论抽象——

例如，在《论语》中几乎看不到用长篇大论来谈哲学？全是针对具体事物的解答——例如，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段话正是他一生务实精神之精准的时间线。

十五岁确立学习的志向，三十岁建立知识体系，四十岁不再被外在的诱惑所动摇，五十岁懂得了自己在这个时代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里的“知天命”不是迷信，而是对自身使命和命运边界的清晰认知)。

例如，孔子在三十多岁时，他让自己的学生南宫敬叔，从鲁君那里弄来了一辆车、两匹马、一个童仆，顺便与南宫敬叔一同去周朝的都城洛邑，目的是为了向老子问礼；

老子后来直接对孔子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你所说的那些人，骨头都已经朽烂了，只有他们的话还在。君子得志了就出来做事，不得志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好的商人深藏不露像是空无所有，君子有盛德，容貌却像是愚钝的人。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这些都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那孔子对老子的话是怎么想的？后来孔子回到鲁国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能走的可以用网捕，能游的可以用线钓，能飞的可以用箭射。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风上天的？我那天到老子，他大概就是那种龙吧！”

孔子和老子的会面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场景之一；一个人想全力入世去改造世界，而另一个则想要出世顺应自然；

老子对孔子说的“去骄气与多欲”，几乎是对孔子一辈子求仕不得的预判——就是你太想做事了，而这个世界不需要你做这些事？例如，孔子后来对学生说老子是"龙"，这个比喻既表达了敬重，也暗示了他们之间的思想观是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只是，正如老子先前预料的那样，孔子在鲁国并没有获得重用。于是，他就到齐国去见齐景公，孔子在那里便提出了最著名的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齐景公一听很受触动，便对孔子说“说得好啊！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就算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但也有人不同意孔子这一套说教——例如，齐国的执政大夫晏婴就对齐景公说：“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无法用法度来约束的；此等傲慢且自以为是的人，便不能把他们当贤臣看待；还有像儒者重视丧礼，为了厚葬不惜倾家荡产，这种做法不能成为风俗；这等还到处游说讨要官职，故儒不能用来治理国家。”

齐景公听罢便不再向孔子问政，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时大约四十多岁。

而此时的鲁国由季氏把持国政，又逢阳虎作乱；这让孔子不愿意在这种混乱的政局中出仕，便就在家整理《诗》《书》《礼》《乐》……

但到了孔子五十一岁时，他的官运突然来了，就是鲁定公任命他为中都宰。就这样孔子在做中都宰仅仅一年，就得到了“四方皆则之”的好评！于是，四面八方的人全都效法他的治理方法。

这样之后他就被升任为司空，后又升任为大司寇，最高司法长官等官职；于是孔子便遇到了夹谷会盟与堕三都两事件——

鲁定公十年，鲁国与齐国在夹谷举行会盟，孔子竟以鲁国代理相国的身份负责礼仪。此时齐景公有一谋士的人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礼仪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武力劫持鲁公一定能得逞”——

齐景公听从此计，于是在会盟时，莱人拿着兵器鼓噪而上。孔子快步上前护住鲁定公，同时又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士兵们！两国国君举行会盟，你们这些夷狄的俘虏竟敢用武力来捣乱，这断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办法！夷狄不能扰乱华夏，俘虏不能触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样的话就算对鬼神也是不敬的？这对德行是有的伤害，对人是失礼的。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齐景公听了很惭愧，挥手让莱人退下。

而就在准备签署盟约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了一句话：“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要按盟约处罚”；孔子让鲁国大夫兹无还揖作答说：“如果齐国不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也按盟约处罚”。所以，夹谷之会盟的结果是齐国归还了鲁国的汶阳、龟阴等土地。

夹谷之会盟后，孔子对鲁定公说：“臣子的家里不能私藏甲兵，大夫的封邑不能有超过百雉的城墙。”这是针对鲁国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的"堕三都"计划。这三家大夫的封邑费、郈、成三地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实际上是掌握独立武装的。

孔子认为大夫的权势不能超过国君，所以要把这三座城的城墙拆掉。季氏和叔氏先后拆掉了费邑和郈邑的城墙，但孟氏的成邑坚守不拆。鲁定公派兵围攻成邑，但没打下来。这“堕三都”是孔子毕生最接近政治理想的一次行动，他想要恢复国君的权力、压制大夫的势力、重建礼乐秩序。

而当成邑打不下来时，鲁定公就放弃了。孔子很快就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正想要他那套礼乐秩序的东西。同时，齐国人害怕鲁国在孔子治理下强大起来？就选了八十名美女和一百二十匹好马送给鲁君。于是，季桓子和鲁定公沉迷于女乐，一连三天不上朝。

子路见状就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走了”？可孔子还在犹豫，他对子路说：“鲁国马上就要举行郊祭了，如果祭祀后还能把祭肉分给大夫，我还可以留下”……

结果祭肉没有送来，孔子才失望的开了鲁国。这一年他五十五岁。从此，孔子便开始了周游列国——就是他开始了在希望的废墟上周游列国(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在列国整整漂流了十四年……

①孔子先到的是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的俸禄是多少？孔子说六万粟。卫灵公便也给他六万粟的俸禄。但有人对卫灵公说坏话，卫灵公便派人监视孔子。结果，孔子待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②离开卫国后孔子要去陈国，在路上经过匡城，匡城人把孔子围了起来。因为孔子长得像阳虎(阳虎曾经残暴地对待过匡人)；这下弟子们害怕了，可孔子却非常镇静的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天如果不想毁灭这个文化，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但这样陈国便没去成。

③然后便去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杀他。孔子在大树下跟弟子们演习礼仪，桓魋派人砍倒了那棵树。弟子们说“快走吧”；孔子说“天把德行赋予了我，桓魋能拿我怎么样”！然孔子在宋国没呆成；

④于是再去郑国——在途中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一个人站在城东门口。有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从腰以下比禹短三寸。累累然若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他。孔子笑着说：“说我的外貌不重要，说我像丧家之狗，对啊，对啊”！

⑤孔子便又去了楚国，楚昭王想封给孔子七百里土地。楚国令尹子西反对却表示反对，说“大王派使者出使诸侯，谁能比得上子贡？辅相，谁能比得上颜回？将帅，谁能比得上子路？百官，谁能比得上宰予？如果孔丘拥有了土地，又有这些贤能的弟子辅佐，这才不是楚国之福”楚昭王听罢就放弃了。这是孔子一生中最接近拥有自己封国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⑥后来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断粮了。随从的人都饿得起不来，孔子却还在弹琴唱歌。子路很生气地来见孔子，问“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还能坚守节操，小人穷困了就会胡作非为”——这段梗后来成了中华文化理想在逆境中奋进的经典叙事！如同孔子在周游列国中反复遇到的所有困境：君主们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真正实行……

　　

在孔子六十八岁时，季康子派人来请他回国。这样十四年的流亡就此结束了。回到鲁国后，已是鲁哀公的他还想向孔子问政？而此时的孔子便不想再去追求浪漫的政治理想，只想把最后的生命投入到了另一件更为不朽的事业中——既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

孔子要做的第一件事为什么是整理《诗》呢？据说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首，孔子删定了三百零五首——“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且每一首诗都配乐而可吟唱，让它们符合雅正的音乐标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

第二件是整理《书》——就是《尚书》，是上古时代政令文献的汇编。孔子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了从尧舜到秦穆公的重要政治文献，并且为每一篇写了序言；

第三件是定《礼》《乐》；

第四件是为《易》作传。孔子晚年特别喜欢读《易经》，“韦编三绝”(就是把穿竹简的皮绳翻断了三次)。他还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第五件是作《春秋》。这是孔子所有文化事业中最为人称道也最受争议的一项。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录，编写了一部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编年史——

孔子该写——写，该删——删，连子夏这样的高才生都不能增减一个字——《春秋》表面上是客观的历史记录，实际上每一个字都有褒贬。某个国君被杀了，是用“弑”还是用“杀”；某次战争是“侵”、还是“伐”、还是“征”？这些都承载着孔子的政治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孔子后来说“后人了解我的是因为《春秋》，怪罪我的也是因为《春秋》”。

孔子他当然也清楚这本书会引起争议，但他还是写了。因为在孔子的判断中，写一部给后世看的史书，比做一个给当代看的官员，更能持久地影响历史……

孔子晚年整理六经不是在做单纯的文献编辑，而是在为中国文明做一次完整的奠基。我们今天读的《诗经》是孔子删定后的版本；今天讨论春秋时代依赖的编年是孔子确定的框架。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看世界的很多基本方式，都来自孔子在生命最后几年完成的这几项工作。

　　

但是，后来孔子却遇上了“歌梁木，哭泰山”的事——就是他的儿子孔鲤先他于而去，孔子的爱徒颜回也先他而去——孔子恸哭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而子路甚至在了卫国的内乱中死于非……孔子晚年一直在感受他所爱的、所期望的、所寄托的人，一个一个地先离他而去。

在鲁哀公十四年，有人猎获了一头麒麟。孔子看到了，说这是祥瑞之兽，但它出现得不是时候，天下大乱，祥瑞来干什么呢？孔子就此叹息说：“我的道走不通了”。结果，他在这一年他就停止了《春秋》的写作。

第二年子贡去看他。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看到子贡说：“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晚”？然后，孔子就唱了一支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崩塌了！梁柱要折断了！哲人要枯萎了)；唱着唱着孔子流泪不止。然后，他又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天下没有正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够实行我的主张)……

与子贡见面后的第七天，孔子便也辞世了，享年七十三岁。孔子死后就葬在鲁国城北的泗水边上。弟子们都为他服丧三年。三年期满后，弟子们互相告别，又痛哭了一场……

后来，子贡在孔子墓旁搭了个草棚，又住了三年才离开(前后是六年)。这个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会做生意的人，家里非常富有。他在孔子生前用财力支持孔门的学术活动，在孔子死后用六年的守墓表达对老师的敬意。

而其他弟子和鲁国人有一百多个家庭，也都搬到了孔墓周围居住，这片地方后来被称为"孔里"。弟子们把孔子生前说过的话记录整理出来，这就是《论语》。

孔子死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前。他在世时只是鲁国的一个大夫，周游列国十四年没人真正用他。但他死后三百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再过一千年，科举考试以《论语》和《春秋》为必考科目；

再过两千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影响中国人的日常言行。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分散到了各国。子贡在卫国和鲁国经商成为巨富同时兼任外交官，子路在卫国做官死于内乱，曾参留在鲁国传承师说，子夏去了魏国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像七十二颗种子散落在战国的土壤里，每一颗种子都在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发了芽。孔子的思想不是通过他自己传播的，而是通过这七十二个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弟子各自的人生实践传播的。

所以，孔子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座城池？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两千多年过去了，城池早已化为尘土——而孔子看世界的那种方式还在……

二、从沪上到北平

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换之时，就是在1921年之时，中国第一个符合现代主义政党政治要义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但从1921年至1949年，比孔子14年周游列国长一倍的这个政党组织，也经历了为革命理想满中国走的六次“漂移”——就是从十里洋场的上海，到九省通衢的武汉；从江南红土瑞金，到黄土高原陕北，从太行山麓西柏坡，最终定都北平。

(一)、唯物精英：追求真理，为革命空降上海

1921年7月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空降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现在叫兴业路与黄陂南路口的一个地方——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仅有五十余人，革命根基和力量薄弱，而这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英们便来到上海建党，因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工商业中心、交通枢纽，信息通达、人员流动频繁，是发展和从事政党和革命事业的理想之地。

所以，上海便成为党中央最早的机关地，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上海都是党的革命中枢——例如，党中央在上海便了领导早期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播撒革命火种、凝聚革命力量的中心……

　　

(二)、乘风北伐：开拔武汉，又只得重返沪上

1926年北伐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横扫北洋军阀割据势力，整个中国革命的浪潮就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随着战局推进，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九省通衢的武汉一跃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政治氛围空前开明，群众的革命热情也空前高涨

这样的革命氛围也为党组织公开活动、壮大力量提供了绝佳契机。为紧跟革命大势、统筹全国工农运动、对接北伐战局，中共中央开启建党以来第一次战略搬迁。从1926年底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等核心机关，分批有序从上海迁往武汉。

此次搬迁，是党首次走出隐秘潜伏的上海，在公开的革命环境中统筹全国工作，党的组织规模、群众基础、军事工作都迎来快速发展期。

所以，在武汉期间党中央全力领导两湖工农运动，发动广大群众支援北伐，壮大革命声势，全国党员数量大幅增长，革命事业迎来第一次高潮，彼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向好！

但是，在看似前程坦荡的背后却暗藏汹涌暗流——因为新旧势力也在此全力博弈，像国共两党的矛盾、军阀残余的反扑等；早已为后续的血色变局埋下隐患，既之短暂的光明背后，很快到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白色恐怖——

果然，当时光来到1927年时，而这一年就成为了中国革命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转折之年。因为，随着北伐胜利在望，在国民党的右派中，反共的野心也暴露了出来，

导致在这一年的4月12日，篡取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到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镇压湖南工农武装，两湖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再到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分共”，致使整个国民党走上了彻底的反共之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绝境中的中国革命指明新的出路。

但“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又被迫秘密回迁上海，使得革命事业重回隐蔽战线状态。而此时的上海，早已不是建党初期安稳的革命沃土，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层层布控、严密搜查，白色恐怖无处不在。党中央藏身十里洋场的夹缝之中，隐姓埋名、秘密办公、隐蔽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守革命阵地、统筹全国斗争。这段潜伏岁月，是党最艰难的蛰伏期，随时面临暴露、被捕、牺牲的风险，每一次工作开展都是与死神博弈，每一次秘密集会都是绝境求生。

但在沪上潜伏多年后，在1931年4月白色恐怖的毁灭性打击还是从天而降。那是因为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掌握党中央所有机密、机关地址、人员名单的他，供出大量核心情报，党中央瞬间陷入灭顶之灾。多亏周恩来等人应急处置、连夜转移，才让中央机关侥幸脱险。

但祸不单行，在又过了两个月的1931年6月，时任党的最高负责人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再次泄露核心机密，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连续两次核心人物叛变，让党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空间彻底崩塌，机关据点接连暴露、工作人员大量牺牲、组织体系濒临瘫痪。

彼时，王明即将远赴莫斯科，周恩来奉命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中央核心架构濒临瓦解。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此时的上海，早已无立足之地，国民党全方位搜捕、特务密布、杀机四伏，党中央在城市潜伏的道路彻底走到尽头，向农村根据地战略转移，成为唯一的求生之路。

(三)、扎根瑞金：转战红土，奠基红色共和国

中共领导的革命在大城市接连受挫、极白色恐怖压迫的背景下，中共中本土派精英毛泽东却在农村稳住了阵脚、这一派率先受到了作为职业军政人员与留过洋的革命者朱德的关注，两方便汇聚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最稳固的红色堡垒！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庄严成立，使得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首府，也成为全国革命的核心地区。

所以，为了彻底摆脱上海白色恐怖、统一领导全国苏区斗争，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决议撤离上海，迁往江西瑞金。

此次搬迁秘密进行、分批转移，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先期离沪；1933年1月19日，博古抵达瑞金。他抵达立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联席会议，全面接管中央工作，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

自此，中共中央彻底告别城市斗争而转入农村斗争，而党中央扎根瑞金的岁月，是红色政权奠基立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在此建立完整的红色政权体系、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开展土地革命、普及红色教育，让红色火种在南方红土燎原生长。

但安稳只是相对的，国民党从未停止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从数次小规模围剿到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反围剿，苏区常年处于战火包围之中。加之临时中央陷于教条主义与左倾错误指挥，摒弃灵活的游击战术，只是与敌人硬碰硬，最终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陷于失败，也使得中央的苏区根据地全面失守，致使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被迫开启举世闻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四)、万里长征：边撤边打，辗转陕北定根基

这一次也是在中共党史中遭受最为悲壮与惨重损失的磨难——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瑞金，中共中央随主力红军一同踏上长征之路。这次迁徙没有固定目的地、没有安稳落脚点、没有后勤保障，全程两万五千里，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历时两年之久，是一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的绝境突围……

一路上，党中央随红军昼夜行军、浴血奋战，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在敌军围追堵截下、革命者和红军战士在饥寒交迫、伤病缠身的绝境中艰难前行。无数革命先烈倒在了长征路上，用生命为党中央保驾护航、为革命开辟前路。历经无数生死考验，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终于结束漫漫征途，在陕北落地生根。

落脚陕北后，党中央依旧辗转迁徙、稳步扎根。1935年11月7日，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在此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全民抗战奠定政治基础——1936年6月，为适应战局发展、规避敌军威胁，中央机关移驻陕西保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迁至延安。自此，党中央在黄土高原站稳脚跟，扎根延安十年之久。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休养生息、蓄力腾飞的黄金时期。党中央在此领导全民抗日、开展整风运动、总结革命经验、培育延安精神、壮大革命力量，让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重新焕发蓬勃生机，从弱小走向成熟、从被动突围走向主动担当，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组织、群众基础。黄土高原的窑洞，承载了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也孕育了新中国最坚实的希望。

(五)、转战华北、落脚平山：村野中决胜千里

1947年春，解放战争局势骤变，蒋介石调集重兵，由胡宗南领衔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重兵围剿延安。为保存有生力量、灵活指挥全国战局，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开启“转战陕北”的游击斗争。在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在陕北群山之间辗转穿梭，以极小的队伍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在山野沟壑间运筹帷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随着全国战局逆转，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更好统筹华北战局、指挥全国决战，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告别驻守十三年的陕北，挺进华北晋察冀解放区。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而这座普通的北方小山村，也成为了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中心，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党中央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彻底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从此奠定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局面；中央还在此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明确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新中国成立做好了全面筹备。而也让这小山小村，承载起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宏大棋盘，让见证了红色革命即将问鼎中原、执掌乾坤的历史性跨越！

(六)、进京赶考、定都北平：现代中国启开元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方大局底定，全国解放大势已定，新中国成立进入倒计时。历经二十八载风雨拼搏、六次中枢迁徙，颠沛流离的革命岁月即将落幕，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全面部署建国大业，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建设新中国的全新阶段。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所属党政军机关陆续撤离西柏坡，向北平搬迁。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留下“决不当李自成”的绝天戒言！

1949年3月25日，中央机关全部顺利进驻北平，历经六次重大迁徙的红色中枢，终于结束二十余年颠沛流离、辗转求生的岁月，彻底扎根古都北平。

自此，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从军政的革命斗争，转而进入文明(意识形态)主权治理之新中国全面革命的时代！

(注以上章节引用至一个聊天群的群友谷新光老师在《今日头条》上的原创文章)

三、再论年化数列符号对于“文明终点线”理论模型之根本意义

在上几章节讲过，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对文明(意识形态)主权，可以用唯物论完全讲清楚的是年化数列符号——所以，要真正把1949年这一年份解构全面了，除了将现代中国的新中国、治理现代中国运用社会主义价值完全结合起来之外；再通过年化数列符号这一模型公式(就是1949→1840的年化数列符号)，从而标识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进程中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

而这一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之完全的意义，就让是1949年去否定1840年(1949→1840)——而再将这一年化数列符号换成思想理论上的词语，就是现代中国的新中国通过运用社会主义价值，将嵌入进治理传统中国社会中法道儒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排挤出去(当时有一句专用词汇叫“把屋子打扫干净”)；以及，现代中国的新中国同样运用社会主义价值，转替了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道儒价值；

但是，解构到这一步还没有完——就是1949→1840的年化数列符号，它还真正保住了公元前221→0(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进程的界碑0)！为什么呢——那是因为1949它重新确立了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一个新里程的界碑0——既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现代中国进程的0里程(因为，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在传统中国进程的里程数，从0到最后的里程数为公元前221年+1948年(计2169年之里程数)；而有了1949年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现代中国进程里程的界碑0，就保全了公元前221年之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之传统中国里程数和界碑0！

同样道理，1949→1840之年化数列符号，它否定了现在台湾方面自搞一套的意识形态，就是台湾的存在之目的性，现在很清楚了是旨在否定1949年——就是否定1949→1840(年化数列符号)之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否定它是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现代中国进程的界碑0；那是因为台湾方面为了显示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投降主义，甚至否定了“台湾的中国性”；而否定了“台湾的中国性”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好1949→1840、这一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第三递次“文明终点线”。

(这里必须要展开一下，台湾方面接入资本主义价值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因为从那时起台湾方面开始了其另一条政党政治的形态之路。至此台湾不仅只有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等几个党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是这一情况；那么很清楚了蒋家父子中的老蒋，他在溃逃到台岛上去最后的政治算计，是从中原王退到施琅第二的诸侯王；而蒋家父子中的小蒋，它是一砌头砌尾的投降派、香蕉人式的党阀人物……所以，要把解决台湾问题联系到孙中山临终对国民党的政治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台湾是1949→1840年化数列符号“→否定”的漏网之鱼；而1949→1840的否定正是孙中山说的“革命”，这一革命之意义就不是像香港那样实行“一国两治”的政治就能搞定的事；这一革命是为了终结老蒋从中原王到台湾王的斗争开始，再到终结小蒋的投降派香蕉人党阀而结来，这样一来才能把对中华文明不当一回事的忤逆派给解决掉……)

四、对四六二的小结暨专门介绍一下关于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开始兴起类似于工程实验室的新模式

据《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2日 06版)刊文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要义，是在于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必须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而当今社会科学面对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大多呈现出综合、复杂、交叉的特性，而传统文科长期存在“从文章到文章、从经典到经典”的内循环困境，难以有效回应这一伟大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的学科创新、学术创新和话语创新的迫切需求。

所以，文科实验室便凭借着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交叉、以实践为基础的政产学研合作、以智能技术提高理论可验证性等优势，正日益成为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平台。并且，在三个层面发挥独特作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层面)。

所以社会科学实验室工程在学科研究中，就有可能超越传统思辨与文献分析模式，形成可测量、可验证、可重复的研究范式。

在世界上有美、英、德、日、澳等多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已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工；例如，全球顶尖大学正以实验室为枢纽，重新组织人文社科的研究力量。在知识生产方面，各国根据自身学术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了差异化的侧重方向，普遍呈现出跨学科协作加深、学术研究与政策服务紧密结合等共性特征，而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作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业已成为国际共识。

国内的布局也在加速推进。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启动试点已开始，教育部已分两批建设55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战略层级正在快速提升。

在如此视野下再辨识，【新明皇聊天群】通过一种连载小说的形式，来展开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五个递次“文明终点线”实验工程，这样的思维逻辑显然是极其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