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宁静之

采访札记：一个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巽之先生

采访时间： 2026年8月10日

采访地点： 中国萍乡武功山竹格民宿

采访对象： 东和次郎先生，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现居日本东京，每年随留学日本并已在日本就业的中国妻子数次往返萍乡

一、从“16个小时”说起

东和次郎先生从日本家里出发，到推开萍乡丈母娘家的门，全程耗时16个小时。

16个小时，足够把一个在东京写字楼里用敬语写邮件的日本上班族，变成一个在萍乡麻将桌上被丈母娘塞辣椒的“中国女婿”。

“我第一次来萍乡是2023年5月，差不多3年了。”东和次郎先生说。但实际上，他来中国的历史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次来中国，十年间往返约20次。

这个数字放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并不寻常。日本内阁府2025年底的官方民调显示，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日本受访者高达83.1%，创数十年新高。而东和次郎先生不仅来了，还娶了中国妻子，每年往返数次，中文流利到几乎听不出是外国人。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现金，不一定所有人都有手机。”他回忆，“地铁上还有边走边唱歌、讨钱的乞讨者，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十年，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二、高铁上的“国家速度”

东和次郎先生坐过日本新干线，也坐过中国高铁。他的观察很细。

“日本乘客很安静，一直在睡、搞电脑、看手机，说大声话的人很少，开外音的几乎没有。”他说，“但中国高铁上，一定有一个开很大外音的人，还有小孩走来走去，很热闹。”

问他觉得哪个好，他想了想：“我坐高铁时间比较长，想休息的时候，还是喜欢安静的。”

这话说得坦诚。但他又说，每次来中国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吃饭，“是很开心的”。

安静与热闹之间，他没有评判优劣，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种“不站队”的姿态，恰恰是一个局外观察者最珍贵的地方。

三、媒体里的中国vs眼睛里的中国

这是整场采访中最锋利的一段。

“日本新闻里关于中国的报道，负面的挺多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东和次郎先生说。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一边倒”，主要体现在议题选择极度失衡、叙事框架“定式化”。涉华报道几乎全是负面报道，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减贫成就、城乡建设等的客观报道几乎完全缺失，但科技进步方面的，一般都会据实报道。

“一般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对中国有好感的不多。但是去过中国的，可能都会喜欢上中国。”

他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媒体会报道路上采访中国人“你对日本有什么看法”，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喜欢日本。“这样的报道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对日本有敌意。但我来到中国，通过和中国人的交流，觉得中国人很温和、有教养，并没有对日本有偏见。”

他的父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孟湉（东和次郎先生的妻子）说过，他爸爸认为中国有很多要戴的口罩、要穿人民服。”丈母娘插话道，“但他到了上海以后，改变了看法，第二次又来了北京。”

去过和没去过，中间隔着一道真实的国境线。

四、私人空间的半径

东和次郎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日本人认为私人空间“只有自己的身体”——身体之外就是公共空间了。但中国人认为“包括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周边的空间”都是自己的。

“所以日本人喜欢打字，中国人喜欢用声音、开外音。”他说。

这个观察解释了太多东西：为什么中国人在高铁上开外音不觉得冒犯，为什么微信语音在中国大行其道而在日本仍是图文邮件的天下，为什么中国饭桌上可以高声谈笑而日本餐厅安静得像图书馆。

这不是素质问题，是空间认知的差异。

五、酒桌与牌桌

东和次郎先生被问到日本居酒屋的职场喝酒文化和中国萍乡的牌桌文化有什么不同时，他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

“日本喝酒很不平等，有请客的一方和被请客的一方。被请客的要喝多。所以如果我是请客的一方，一定要让对方喝得开心，我很有压力，吃饭的时候不是很开心。”

相比之下，中国酒桌“感觉比较平等，可以聊什么就聊什么”。

一个在等级社会长大的人，在中国找到了某种平等感——这大概是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六、萍乡的变与不变

东和次郎先生被问到“每次隔几个月来萍乡，肉眼可见变化最快的东西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很克制：“这三年没什么变化。”

但他补充道：“2015年第一次来中国，大家用的是现金，不一定所有人有手机。现在大家都用移动支付了。”

这种“没什么变化”的感觉，恰恰说明萍乡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2025年萍乡新兴产业产值首次超越传统产业，打破了百年来传统产业主导的发展格局。“江南煤都”正在转身蝶变。但这种产业层面的深刻变革，对一个每年只来几次的外国女婿来说，可能不如路边一家新开的奶茶店来得直观。

当被问到“喜欢日本的不变还是中国的变”时，他的回答很有意思：“高科技方面的变化，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大家都喜欢、都追求。但传统上的不变，我喜欢。”

“所以现在的社会可以两个都有——变化很快的是高科技，不变的领域是文化和传统。”

七、数十万与“中国菜很好吃”

采访中有一段让在场所有人都笑了。

丈母娘透露，东和次郎先生今年大概收入有数十万人民币。在萍乡，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但东和次郎先生最想对想来中国的日本人说的一句话，不是关于钱，也不是关于发展——而是：“中国的菜很好吃哦。”

“我去过33个国家，吃到好吃的菜是保持精神和心情良好状态的最大关键。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国家，只有中国。”

一个年赚数十万人民币的东京精英，对中国的最高评价，是“菜好吃”。

这大概就是烟火气的力量。

八、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最大的朋友

采访最后，东先生被要求用一句日本话来形容他眼中的中国。

他想了好久，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最大的朋友。”

这句话出自一个每年往返中日之间数次的日本人，比任何民调数据都更有分量。

问他最想对丈母娘说什么，他说：“没有妈妈的支持，我们不会在中国过得那么幸福快乐。”

丈母娘补充了一句：“我把我的宝贝给了你，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这是一场跨国婚姻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两个国家之间最微观的和解。

九、结语

采访结束后，我在笔记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东和次郎先生不是什么“中国通”——他不了解中国的职场，不了解中国的消费观，甚至不知道萍乡的产业转型。但他知道一件事：真实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他去过33个国家，只在中国找到了“好吃到可以保持精神良好状态”的食物。他在日本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中长大，却选择了一个留学日本并已在日本就业的中国妻子，每年数次往返16个小时，推开一扇萍乡的门。

这扇门里，有辣椒、有麻将、有大声说话的热闹，有一个丈母娘对日本女婿毫无保留的接纳。

也许，国与国之间最坚固的桥梁，从来不是政治家签署的协议，而是一个普通人愿意花16个小时，去推开另一扇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