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丰碑·两弹一星⑥ 氢弹之父——于敏③

真善美

文字: 真善美 图片: 网络

美篇号: 8340240

四、永不失守的信念

氢弹试验成功之后，中国科学家们决心进一步发展国家核武器，用新的突破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这时，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国防军工实行大转移，理论部受命搬迁“三线”，进驻荒山野岭。于敏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1969年1月的一天，天空像灌满铅的大锅一样阴沉沉、灰蒙蒙的。一辆满载着职工和家属的列车缓缓行驶在西去的铁路上。这本来是辆特快列车，但是它有站便停，有车就让。有时不知何故，就在一个既没水，也没饭的深山峡谷一卧就是半天。

周光召和于敏就坐在这趟车上。

　　大部分人坐在那种既没门窗、厕所，也没有水的大闷罐车厢里。于敏因为有胃病，被“照顾”到老、弱、病者乘坐的车厢。车厢里没有立锥之地，母亲们抱着孩子睡，有的只好把婴儿放在座位底下。老人的咳嗽声、小孩的啼哭声混成一片。在这种拥挤嘈杂的环境里，于敏却能专注地想着工作，他吃不下，睡不着，笔挺挺地坐了四天三夜。

“三线基础工作条件尚不具备，没有办公的地方，没有大型计算机，这么多人到了那里，怎么开展工作呢？这种情况还要拖多长时间？长此下去，岂不是把国家核武器事业本来与国外缩短了的距离又要人为地拉大吗？这是重大损失。我们怎么办呢？...

　　几天之后，技术人员不得不陆续返京，只留家属在三线。于敏又过上了单身生活。人们心疼地说:“看吧，老于离不开夫人，一不吃她做的饭，准闹胃病！果然，于敏胃病复发，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1969年，地下试验和空爆试验同时进行。于敏在地下试验工地上日夜操劳，身体已十分虚弱，每上一个台阶都要用手帮忙，腿才抬得起来。空爆那天，为了看火球，大家搀扶着他到很矮的小山岗上去，刚到山上，他就躺倒了，浑身是虚汗。那时他才43岁。1970年，“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核基地。科研生产一片混乱。一次局部性实验失败了，后续的两次也没有达到预想结果。有人站出来说:“这是政治问题”，他们把矛头指向理论部，点名把邓稼先、于敏等人叫到实验场。

　　面对干扰，于敏主动承担了物理设计的学术责任，以减轻具体设计同志所承受的压力。大会上，他明确表态：整个理论设计，吸取了过去有益经验，思路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个别环节上，这是新情况，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经验。这是研究工作中难以避免的。下一步，要进一步研究它，想方设法解决。

会后，于敏和邓稼先一方面与理论部的同志商量对策，鼓励大家站稳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方面和实验的同志共同研究，密切合作。同时又主动接触工人群众，耐心解释设计思路，采取“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在局部对产品无关紧要处做点修改，应付领导，原则问题则不让步。

　　在一次被强迫按“领导”意图办事时，于敏终于愤怒了，他站起来拍着桌子说:“你们就是把我关起来，也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

于敏开始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和批判。他的胃病更重了，经常呕吐，每顿仅能吃一两饭。但他没有退缩，面对威胁，他义正词严，“我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如果我说假话，现在可以轻松过关，但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良心违背真理的话。”

　　当时与于敏一同工作的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深有感触地说:“于敏不但在技术上是很强的一手，他在做人上坚持真理的言行，也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对任何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做一个维护真理尊严的人，是我从老于身上学到的最可贵的品行之一。”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作为会战技术负责人，于敏拖着虚弱的身体，从未休息过。他做调查研究、给技术人员讲课、介绍原理设计情况、回答各种技术问题，和大家一起分析实验数据。最后，终于找到技术方面的原因，成功地完成了试验任务。

　　在会战的关键时刻，于敏的身体彻底累垮了，他不得不躺在沙发上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工作。1971年一回到北京，他就休克了，幸亏妻子及时发现，急忙叫邻居帮忙抬到医院。1973年，于敏抱病去青海基地出差，回京途中在火车上便血，到医院输液时再一次休克。

从1969年到1973年的四年中，于敏三次休克，一方面由于工作非常繁重，过于疲劳；另一方面，是由于精神压力太大，稍有不慎就变成反革命。但于敏意志刚强，没有退缩，坚持战斗在科研第一线。

　　在试验前的汇报会上，于敏自信地回答了领导和专家提出的各种问题。“据我们的经验，数据的结果虽然是初步的，但算的是对的、合理的、有根据的。影响还是有的。但对本次试验影响不大，是可靠的。”“我想最后测试结果出来时，可能和我们理论计算的基本一样。”“当然，这是科学试验，在还没有经过试验检验以前，我不能绝对保证我们的物理分析百分之百地正确。以后，无论何时，一旦发现问题，我将随时如实汇报，这是我的科学责任!”汇报会结束后不久，罗布泊地下产生了一次强震，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五、多姿多彩的人生

科学家都有执着追求、埋头工作的特点，但并不都是“苦行僧”“书呆子”。

于敏不仅学识渊博，工作勤奋，而且兴趣广泛。年轻时，他的桥牌、乒乓球玩得都很漂亮。昔日牌友评价他“数学脑瓜真灵，打桥牌特能算计”。在邓稼先的影响下，于敏还特别喜欢看京剧，还曾与邓稼先、何祚庥两位戏友一起到戏院门口“钓”退票。于敏还爱看那些中国强项的体育比赛节目，尤其喜欢看中国女排姑娘们参加世界大赛的实况转播。于敏从小爱好古典文学，能整首整首地背诵唐诗名篇，大段大段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70年代在核试验场，一次试验前夕，因有所感，于敏与陈能宽一起，一人一句地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从开篇一直背到结尾，一时在核武器研究院传为佳话。

　　有一天，他带大家去嘉定县城逛孔庙。一路上他谈笑风生，兴致颇高地与大家背古诗，讲《红楼梦》，聊《水浒》，论《三国》。在孔庙，他为大家作义务解说，介绍孔子，分析庙堂的对联，讲隐含在建筑中和古老松柏中的历史故事和讲究。转饿了，又请大家吃地方风味小吃。

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鬓已霜染的“青年们”回忆起同于敏一起工作战斗过的日子来，都仍然历历在目，分外留恋。他们说:“我们这一辈子，跟着老于做这一件工作就值了!”

　　于敏的一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国防安全的底气，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坐标。在这个流量至上、人人追求“快速成功”的时代，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板凳甘坐十年冷”：为了一个数据，他可以算上几个月；为了一个原理，他可以推翻几十次方案，从来不急着出成果、拿奖项，只盯着国家最需要的目标。在个人选择和国家需要冲突的时候，他放弃已经深耕多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转行，把个人理想完全融进国家命运里，这种格局在当下尤其珍贵！多少年轻人找工作先问薪资、先想前途，却忘了个人的价值从来都建立在国家的需要之上。他隐姓埋名28年，不求名不求利，直到解密时，很多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存在，这种淡泊在今天更是稀缺品质。我们现在常说“躺平”“内卷”，可于敏那一代人，在戈壁滩上喝碱水、啃窝头，用算盘打出大国重器，从来没有人抱怨过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奋斗。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走的时候很平静，病房里还放着未看完的学生论文。如今，罗布泊的蘑菇云已经消散了几十年，但于敏留下的精神惊雷，还在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就像他生前常说的：“我没有什么本事，就是相信，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能把它做出来。”这句话，应该被所有中国人记住——因为所谓大国崛起，从来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个又一个像于敏这样，把一生献给国家的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