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飞三下南京一杨连山

送英烈回家山哥

余飞三下南京一

一九七零年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访我国，临结束时，向中央要求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中央同意了，并要求南京方面做好接待保卫工作。

这天下午四点钟，阿尔巴尼亚客人到达南京机场。下飞机后，立即乘卧车来到南京长江大桥。当看到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桥身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客人赞不绝口地说，中国自己设计施工的这座桥，是世界一流的，真了不起。陪同参观的一位同志说，要是晚上来看这座桥更漂亮。一位阿尔巴尼亚客人说，那就晚上七点钟来参观吧。旁边一位陪同参观的负责同志说，今晚七点宴会，八点到十点是晚会。谈话间，一辆军用敞篷车按着喇叭飞驰过来，那位提议参观的客人看看手表停了说，咦，我的手表停了。周围的人不约而同的看表，都停了。大家注视自己的手表，约过三分钟，秒针才滴滴答答的移动了。这件事引起了陪同参观的公安人员的注意，回去立即向公安局汇报了，公安局又向公安部汇报了。

公安部接到这个情报，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半年前，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国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这事要绝对保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安全必须保护好，因为他是国家元首，一定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所以要绝对保密戒严。这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一辆小卧车来到桥头，要求通行。这辆车看起来是某个部队首长的车，司机告诉值勤人员说，这个孩子得了急病，必须到市医院抢救。值勤人员说，要公安局的特许证，方能放行。这时车里的一个妇人一听，马上从口袋里拿出特许证。值勤人员看后还是拿不定主意，便去桥头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负责同志考虑到今晚大桥戒严，是和市警备区的共同行动，便又打电话给市警备区商量，征求意见。警备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任务关系重大，便说要绝对戒严，防止万一。只同意妇人带孩子步行过大桥，并且要值勤人员监督。于是小卧车回转，执勤人员拉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妇人怀中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上了桥。不料走到桥中间，那个小孩不走了，双手抱着桥栏不走，又哭又闹，无论怎么哄骗吓唬都没有用。跟来的执勤人员焦急的看看表，啊，糟糕，只差十五分钟就到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间了，怎么办，时间不等人啊。心里非常着急，问妇人，怎么办？妇人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孩子抱到桥头派出所，那里有我爱人的朋友，叫他来接这个孩子。值勤人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并说，越快越好。

那妇人刚走一会儿，四辆摩托车和一辆小卧车开上了桥，这是市公安局和警备区的最后一次巡逻。当他们发现值勤人员和小孩时，便下车来询问，得知此事后，巡逻小队负责人向局长汇报。刚说了没有两句，侧后的一个侦察员猛地冲上前，检查了小孩子。然后把小孩的耳朵一拧，只见那小孩的胸部立即打开一个小门，里面放着一颗定时炸弹。拿起来一看，不偏不斜，时针正指在八点钟。侦察员一看，还有五分钟。二话没有说，急忙抱走那孩子，上了摩托车，飞也似的跑了。八点正，这颗炸弹被扔到空中，轰的一声炸开了。原来这小孩是西德制造的一种机器人，全身安装着很多机关，动作灵活，无论说话走路，以至喜怒哀乐，都像人一样。加上身上穿着衣服，更是分辨不出来。

公安部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做了认真的细致分析，一致认为有个特务组织想搞掉南京长江大桥。应该派谁去破此案呢，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老侦察员陈占祥比较合适。但是陈占祥同志为了党的工作需要，直到今年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刚回家没有几天。怎么办呢，一时有没有别的人可派了。但是这是燃眉之急啊。最后还是决定打电报通知他。当陈占祥接到电报后，马上赶到公安部，部负责人给他谈话后，他表示一定以革命利益为重，放弃婚假，坚决服从命令。领导上让他回家安排一下。他便回家和爱人商量，他爱人一点意见也没有，而且鼓励他大胆完成任务。临走时，陈占祥对爱人说，如果七天以后，没有接到我的来信或电报，你便带我的这封信到公安部，对门卫的同志说明自己的身份，要求见谢部长，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他。他爱人答应了。原来他爱人是某个工厂的保卫干事。七天以后，陈占祥果然没有来信和来电报。他爱人赶忙拿信去见谢部长，拆开一看，上面写着，要破此案需要老贵忠来。老贵忠是谁呢，问了保密局后才知道，他就是二号侦察员余飞同志。

余飞三十岁左右，当时正在云南。云南的省委书记谭甫仁同志被暗杀后，他任专案组组长，因为此案已经基本结束，公安部便调他回来。他接到电报后，便乘车从昆明往北京赶来。途中由于职业习惯，他又回忆起了谭甫仁案的过程。谭甫仁同志工作积极踏实，谦虚谨慎。他住的是一座山间的房子，第一间是会客室，第二间是办公室，第三间做卧室。他的爱人也是他的秘书。他们夫妇俩经常在卧室谈工作。一天，夫妇俩坐在卧室的沙发上，正谈之间，发现窗外有人影一闪。他爱人刚要喊有刺客，可是不等她开口，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死了。谭甫仁见她倒在沙发上，忙回过头来看，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击了二下，立即失去了知觉住在隔壁的女佣人听见倒在地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