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八章最后的知青

潘晓阳

1975年3月，四川省在成都办了一期全省“知识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班”，这张照片是江津地区三位学员在四川大邑县阶级教育馆前的合影，前排右边一位是作者，当年22岁。为什么这章美篇的标题是“最后的知青”？因为我是1975年3月参加工作的，从4月份开始领工资，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4元，却是我结束知青身份最后的一个月，所以是“最后的知青”。 想起在成都收到落户大队党支部书记来信时的情景，他在信里说，接到合川县委的提干通知，要求我5天内办好所有手续，到合川县组织部报到。我拿着这封信并没有欢呼雀跃，而是呆愣住了。 因为我头天在四川省知青学习班才向省委省革委递交了“扎根农村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决心书，第二天就收到这封信。看着信上的文字，我不禁红了脸，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这不是知青战线的逃兵吗？这样的事我怎么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知道了难道不会异口同声骂我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我将信揣进衣兜里，像揣进一个滚烫的煤球，这事不仅羞于对人说，还夜不能寐！在农村当知青成为城里人，这是绝大多数知青的梦寐以求，但我1975年时的状况却事出反常，俗话不是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吗？那“妖”就是我多年被“扎根农村”宣传的洗脑，被全国知青“铁姑娘”邢燕子、“优秀知青代表”董家耕、“特别姑娘”侯隽以及所有扎根农村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楷模事迹冲昏了头.....。 想起郭宁虹现身说法的先进事迹总觉得汗颜。郭宁虹是谁？她是学习班请来作“扎根农村”报告的一个成都知青。郭宁虹当知青后进城当了工人，又义无反顾第二次下乡当农民，她在报告中慷慨激昂的说，知青就是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救世主，因为自己是救世主，所以第二次到农村后，立志改变生产队贫穷面貌，这个生产队面貌改变后，再转战另一个生产队去改变面貌，直到农村全部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郭宁虹是改变农村面貌的救世主！我也要作救世主，不做知青战线的逃兵！但潜意识告诉我，走出农村机会难得！怎么办？我约了学习班女学员胡泽君，让她陪我一起到了新华社驻成都办事处的徐文家里。徐文在办事处任的什么职？我不知道，但徐文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贵人，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四川省委派工作组到合川解决一个政治事件，徐文是省委工作组的组长，我叫她徐组长。 在与徐组长多次交往后，她认为我是个值得重点培养的好苗子，于是我就从普通知青一跃而为江津地区的知青先进典型，这次到成都参加四川省知青理论骨干学习班和合川县委对我的提干，后来我才知道，也是徐组长的努力。 徐组长热情接待我和胡泽君，认真听我讲了来此的事情，原以为徐组长会鼓励我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没想到她说，知青的大有作为不是只在农村才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听党的话，党无论将你放在哪里，你都能发光，都能发挥作用。徐组长的话对我而言犹如醍醐灌顶，原来徐组长是赞同我接受“提干”安排的，我这才放下思想包袱，坦然接受我不再是下乡知青的事实，并下决心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 离开徐组长家，在向回走的路上，胡泽君原本不知道她陪我到徐组长家为何事，现在知道了，她却说我，你这是犯了“左派幼稚病”。不是有一本书名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吗？当时和现在想来，胡泽君说我犯“左派幼稚病”的点评真是一针见血。 我16岁到农村当知青，在农村生活6年，这6年的生活状况，我已经在美篇9-11章“青年时的下乡知青”写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先说说学习班。当年的政治运动主要是批林批孔，所以，我在离开农村的最后大半年时间里，都在县里或江津地区参加各种批林批孔培训班、学习班以及各种政治活动。我当知青时参加的最后一个学习班，就是四川省委举办的“四川省知识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班”。什么理论？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理论学习，达到批林批孔的目的。那时的四川省有4个省辖市，15个地区和自治州，所以，学员们都来自全省各地。 学习班全体学员在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馆前的合影，第三排右边一位是作者。学员全是下乡知青，共40人，这些都是全省知青中的“佼佼者”，有的是各地市自治州树立的知青榜样，有的是省或全国党报多次宣传报道过的先进人物，也有的是在某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总之，参加学习班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藏龙卧虎”之辈。 来自江津地区的三个知青学员合影。江津地区有八个县，俗称“江八县”，参加学习班的有3人，除我而外，还有一位女知青来自璧山县，名叫贾成英，一位男知青来自江津县，名叫王德术。 贾成英和王德术两人的年龄都比我大，下乡时间也比我早，而且两人都在农村结了婚，贾成英找了一个农村青年做丈夫，王德术找了一个农村姑娘做妻子，他们两人都在农村安了家，这样的“壮举”正是当年形势的需要。下乡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证明下乡知青扎根农村开花结果的实际行动。 在学习班，我和他们两人交流甚少，对他们的情况了解不多，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与他们也再没有任何交集，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经八十岁左右，不知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好？是否还在人世？甚念！虽然我对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两个学员不熟悉，对其他学员的情况也知之不多，但我对学习班学员最熟悉的却有两个人，一个是陪我到徐组长家的女学员胡泽君，一个是男学员孙成民。 我与胡泽君在学习班住的成都第四招待所门前的合影，左边一位是作者，右边一位是胡泽君。仅从胡泽君的长相看，容貌算不上漂亮，甚至有些粗糙，她与我一样，都是属于拍照不上镜的人。我对胡泽君为何最熟悉？一则因为她和我一样，都是从重庆市北碚区下的乡，1969年，我到合川县落户，她到西充县插队；二则我们年龄相仿；三则我们俩是一个小组的学员，不说耳鬓厮磨一个月，就是天天见面也会熟悉起来。 班上40个学员分为4个小组，每个小组10人左右，我所在的小组是第三组，胡泽君与我是同一个小组的成员，学习期间，我们第三组全体成员在成都的合影。后排从左至右第二位是胡泽君，右边一位是作者。我对胡泽君的聪明智慧刮目相看，这种刮目相看是从第一天她在小组发言开始的。分组后，各小组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是如何端正思想好好学习。因为学习班的学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学员们相互间都不认识，所以每个人发言前都要先做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时，好几个人都特别强调自己现任的最高职务，那时每个人至少都有一种职务，有的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或副大队长，有的是大队妇女主任，有的是县或地区干部....，虽然这些职务都是不脱产的，但大多数人的自我介绍却是所任职务一个比一个职级高。 我和几个人都相继发了言，有的强调自己最近有好几家媒体要采访，忙得根本抽不出时间好好学习；有的强调自己近日要参加好几个会，这些会都很重要，非参加不可，所以也忙得根本抽不出时间学习；还有的强调自己的工作日程表安排很满，日程表里安排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非做不可，所以也忙得根本抽不出时间参加学习.....。 小组里的学员个个像打了鸡血，老子天下第一，既亢奋又狂热，其实这样的心态一则想说明自己很重要，二则也想在人前显摆。胡泽君坐在一边并没有抢先发言。 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只淡淡的说，我在农村当知青期间荒废了理论学习，所以我的理论水平很差，人不学习就跟不上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所以我很需要学习，接到参加学习班的通知，我就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一定会放下手边所有事物，为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而努力....。胡泽君的发言就像在一锅沸腾的水里倒入一整筐冰块，不仅压住了即将沸腾的水，而且使学员们即将高热而发病的身体迅速降温，后面发言的人全都按照她的定调谦虚起来。 什么叫刮目相看？这就是我当时对她的第一感受。别看她貌不惊人，但头脑如此清晰，行为做事如此实在，这样的人就如同鹤立鸡群！我与胡泽君交往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我和她每天早晨都在一起晨跑，从住的成都四招待所门口跑到半边桥，有三个公交站的距离。 一次刚跑完，正准备休息一会儿，我站在路边看贴报橱窗里的报刊，突然被一个人重重打了一拳，打人的人没说话，但下手力量很重，痛得我一个劲呲牙。只见一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满脸污垢，披头散发向我讪笑，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这是一个“疯子”，“疯子”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胡泽君赶紧上前扶住我，关切的问我情况，看着离去那人的背影，胡泽君说，赶紧报警！我忍痛阻止她，说那人是个“疯子”，告他没用！胡泽君这才作罢。但我自此知道了，“疯子”的力气比正常人更大，我被“疯子”打了一拳的地方疼痛了好几天。 后来，胡泽君讲了一些她的往事，比如她在北碚朝阳中学读书时就是学霸；比如她父亲是北碚搬运社职工，整天拉着沉重的板车挣力气钱，母亲没工作；比如她每天下学，都要和弟弟一起，到北碚街上帮父亲推车；比如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家很穷，都看见她在街上帮父亲推车，但她从不介意别人的眼光....。 学习班结束后，我和胡泽君仍然有很多交集，比如，1975年我和她都参加了四川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帮她带走一个煤油炉；比如，1993年我在重庆市妇联任职期间，她在西南政法大学任职，其间专门到市妇联看望我；比如，1994年我想自学俄语，她帮我买书后寄给我；比如，1995年我关心她的个人问题，专门写信询问，她回信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儿子等等。 我与胡泽君的接触，使我笃信，人与人之间真的有智商高低之分，这种区分，与个人的后天努力无关，而是先天因素，胡泽君的智商就是比一般人的智商更高，我打心眼里佩服她的聪明才智。 说胡泽君智商高，是因为我们靠十倍的努力才能获取的知识，她靠一倍的努力就可以轻易达到，实践证明也是这样的。1986年我还在党校大专班读书，胡泽君就已经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来她任了学院党委书记，再后来她调任国家司法部任了常务副部长，再后来到了最高检察院，任了中国一级大检察官，再再后来，成为我国审计署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审计长。 时隔多年，我和她都已退休，她的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她的丈夫和儿子在何处？她的身体是否健康？她是否还住在北京.....？我和她再也没有联系过。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学员，是一个名叫孙成民的男性学员。孙成民来自开江县红岩公社，他的年龄比我长两岁，下乡却比我晚9个月，后来走出农村也比我晚三年，学习班时，他与我不在一个组，所以我对他并不熟悉，但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外表，却显得与众不同。1975年4月，学习班结束，他亦是从学习班留下在四川省知青办帮助筹备省知青先代会的5人之一。 当年留下来的5人中，前排左边一位是巫溪县下乡知青李正维，右边一位是开江县下乡知青孙成民；后排站立的，左边一位是作者，中间一位是宣汉县下乡知青李世华，右边一位是西充县下乡知青胡泽君。后来几经发展，李正维任了重庆市万州区建设银行的副行长；孙成民任了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世华任了广东东莞沙角电厂副厂长；胡泽君任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我与孙成民的熟悉，是因为与他在省知青办工作期间，一起出差，一起开会，一起筹备四川省先进知青代表大会。离开省知青办后不久，孙成民与胡泽君都参加了后来的四川省先进知青代表大会，我因身份已经不是知青，所以与会议无缘。 代表大会结束，我见到一份报纸，报上登载着孙成民被授予先进标兵称号的决定。再后来，我和孙成民没再联系，直到在1996年公布的四川省公开招考副厅局级干部名单中赫然看见他的名字。 四川省于1995年9月进行了一次公开招考副厅局级干部的试点，将省外办副主任、省高院副院长、省林业厅副厅长、省物价局副局长以及省计生委副主任等10个副厅级职位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考。我也报名参加了省计生委副主任的竞考，在成都盐市口中学参加考试时才知道，报名竞争省计生委副主任的既然有一百多人，一百多人竞争一个职位，真是百里挑一。但竞争结束，孙成民报考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职位一举夺魁，而我却名落孙山。 再后来，我辗转联系上孙成民，此时的他已经是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正厅级调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联系上他以后，他送给我一套书，这书是由四川省出版社出版的三卷《四川知青史》，全书1330千字。我一直珍藏着这套书，认真拜读过多次，厚厚的三卷书，全是四川知青自6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的各方面历史资料。 前两年，我也以“丁猫儿”的笔名写过一本穿越故事书，全书近160万字，发表在番茄小说网上，因为写的是穿越小说，所以书里的情节全靠虚构和杜撰，而《四川知青史》完全没有任何虚构和杜撰的内容，书里所有内容都来自真实的历史史料，没有半点虚假。写过书的人都知道，要完成如此巨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需要收集大量资料，需要采访大量人物，以及需要反复编撰才能成书。所以，这套书花费了他十余年时间的编撰。 我不禁掩卷沉思，这是专家写作才有的严谨态度。现在我仍然珍藏着这套书，每每在书里见到下乡知青们农村的往事和图片，我眼前总会浮现出自己在农村6年的生活场景。 为这套书作序的是全国赫赫有名的知青楷模侯隽，我很赞同侯隽的观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为后人留下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传播这些记忆）是我们这些亲历者、见证者的责任和义务”。我作为中国千千万万知青之一，有义务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展现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再说回学习班。学习班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学习之余，我和同学们一起到过成都很多地方。比如，我与全班同学一起，专程到成都大邑县的刘文彩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教育”。 比如，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游览成都杜甫草堂后的合影。第一排从右至左第二位是作者。 比如，我和同学们游览都江堰后的留影。后排中间一位是作者。 比如，我和同学们在成都第四招待所门前的合影。第一排从左至右第二位是作者。 比如，我与第三小组几位女同学的合影。第一排左边一位是作者。 比如，我与学习班要好的几个女同学合影。第三排左边一位是作者。虽然1975年3月我结束了知青生活，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仍在继续，这个期间，我一直在合川县知青办工作。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我代表县知青办送一批合川籍知青赴西藏插队落户时在成都的合影，第一排右边一位是作者。当年合川赴藏知青有12名，安置地点在西藏昌都地区的波密和芒康两县。送走他们以后，我虽然与他们仍有间断联系，但对他们在西藏的生活细节却知之不多。 直到1978年12月以后，中央才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而我，最后的知青也已经过了50年，回头再看走过的路，历史的标点全是问号，幕后的历史全是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