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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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最初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所执教的泰安师专教工的孩子张新也，被录取到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时国门刚打开不久，这件事不但在师专家属院，包括高校林立的文化路甚而整个泰安城，都可谓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大新闻。

那时的泰安还是一座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出国留学的不是很多，张新也能被美国的重点大学录取，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肯定有不凡之处。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当时的天才少年往往都被“陈景润化”。张新也也不例外，口口相传的结果是说他痴迷于天文，是一位星痴少年，唯一的爱好就是晚上仰望天空，站在操场里或者高坡上观察星星，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别管怎么说吧，反正是张新也出国留学了，在他成为当时中小学生偶像的同时，连带着他就读学校的名字，也就在许多人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码在我这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深刻印象，就是在那时留下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再一次引起我的注视，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的2020年。当时该校的工程教授 Lauren Gardner 及其学生团队，正式向公众推出了全球首个实时监测新冠病毒的系统。用交互式看板以世界地图的形式，实时地汇总并展示全球各国累计确诊、死亡及康复的病例，每天全天候更新数据。人们了解病毒施虐那两年的世界情势，大都是从这一监测数据通报中得知的。全球疫情实时追踪看板，成为了全球抗疫的重要信息枢纽，这不得不让人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刮目相看。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当儿子儿媳带我和老伴去巴尔的摩旅游，将参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作为重要一站时，我是有点兴奋的，为此还专门查阅了有关的信息资料。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于1876年，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它是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14所创始校之一，也是一所全球顶尖的私立大学。大学与医疗系统在马里兰州的经济影响高达约400亿美元。学校由10个学术部门组成，研究实力极强，已连续40多年位居全美科研经费开支榜首。特别是它的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水平，算的上是全球顶尖的。

学校由银行家约翰·霍普金斯去世时留下的700万美元遗产创立（当时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首任校长吉尔曼开创了以讨论班方式授课、分专业录取本科生的先河。学校有诸多开创性科研成果：发明了CPR（心肺复苏术）、氯化净水技术和新生儿心脏缺陷矫正手术；其应用物理实验室（APL）负责运营着哈勃和詹姆斯·韦伯这两大太空望远镜的地面控制中心。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哲学家约翰·杜威等，都是这所学校的知名校友。

我们参观的位于巴尔的摩霍姆伍德的主校区，环境非常幽美，校园建筑以19世纪典型的学院派乔治亚红砖式风格为主，红砖墙面搭配白色或淡黄色的石材装饰，整体呈现着庄重、典雅且连贯的古典美。校园内拥有众多绿树环绕的方形院落、开放型草地和运动场，充满着自然气息的田园风光。不过与校园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所大学在办学特色上与其他顶尖名校在重视通识教育方面显现出的本质区别。具体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更突出地体现出一种“研究驱动、医工结合、应用至上”的办学特色。

首先是它的开创性定位，即“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匠”学校，而是以“知识创造”为核心。建校之初就引入德国洪堡式的研讨班制度，摒弃死记硬背，强调本科生从大一起就深入科研一线。这种定位使学校连续40多年的科研经费支出列全美第一，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真正成为典型的“重研发、轻虚名”的学术实体。

其次是它学科霸权的发展方略，即一直保持着“医学+公共卫生”的绝对统治力，这也是凸显学校办学水平的独特的标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创了美国医学教育研究生化的先河（医学院是美国首个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医学院，需要具备本科学位才能申请）;公卫学院更是全球标杆，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全美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它的办学逻辑是“医学即社会工程”，不仅治病救人，更主导全球疾病建模、健康政策的制定。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将医学从“临床技术”提升为了“国家战略学科”。

第三是它的跨学科应用的教育方针，即“工医融合”与“国家使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工程学不搞纯理论，譬如最具代表的是全美顶尖的生物医学工程（BME），即是完美融合了工程技术与临床需求。此外，它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也不属于传统院系，而是直接承接国防和航天项目（如韦伯望远镜地面控制），体现了“学术直接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的鲜明军工与实用特色。

第四则是它的全球化的“地缘战略”布局。区别于一般大学的校园办学，在校区的选址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充分显现着自己的战略眼光：主校区在巴尔的摩做科研，医学院在市中心服务民生，紧邻政治中心的华盛顿特区新校区，则着重培养国际关系方面的人才。而且学校在海外的中国南京和意大利博洛尼亚也设有教学点。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这种布局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学生在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中能直接占据核心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哈佛培养的是“领袖”，麻省理工培养的是“工程师”，那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更注重培养“能解决人类最棘手难题的科学家与决策者”。它不追求学科的大而全，而是紧紧抓住研究深度与社会转化率不放。这样的办学特色起码能使我们得到如下启示:大学教育虽然有自己固有的规律，但具体到对人才的培养上，也不必千篇一律。真正突出其培养特色，才能使人才毕业后更容易找到自身的位置，进而在社会中发挥其无可取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