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流年忆母——记母亲李淑芬八十余载人生路

刘老更

图片/撰写：刘海英

编辑：刘老更

故土东北，少女时代的旧日时光。

第一章 故土东北，年少时光

母亲李淑芬，1943年农历正月十二生于辽宁锦西，家中兄妹四人，她排行第二，上有兄长，下有一弟一妹。

我曾问母亲，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为何家中人人格外宠爱她。母亲说，只因自己排行适中，自小得父母偏爱。母亲祖上家境殷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原本都是地主；日军侵占当地后，家道日渐衰落。解放后土改划分成分，家中被评定为中农。

姥姥是位手脚极为能干的小脚妇人，娘家是当地大地主。嫁入李家后，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而她的婆婆性子刻薄，对待儿媳、长工都十分严苛。即便处境艰难，姥姥依旧撑起整个家：

她擅长编织炕席、存粮围屏，交由姥爷挑到集市售卖，换钱购置螃蟹、虾爬子，给一家人改善伙食；她的女红手艺更是一绝，见过什么样式的衣裳，便能亲手缝制出来。每年春节，无论家中多忙碌，她都会给孩子们做好崭新衣衫。母亲穿着新衣，常和邻里小伙伴串门游玩，年少时光十分快活。

父母对母亲从无严苛要求，愿意读书便去上学，不愿读书就分担少量家事，粗重活计从不让她触碰。母亲自小模样周正、胆大、大方，常帮家里售卖鸡蛋，遇事敢出头，深得祖辈、父母疼惜。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靠姥姥持家有方，再加上家中亲戚担任大队干部，母亲还当上了小队队长，时常参与集体会议，偶尔能吃上集体伙食，一家人总算没有挨饿。

待到适婚年纪，姥姥对这个女儿寄予厚望，曾直言：“家境条件太差的人家，不许登门提亲”。母亲和小姨日后聊起未出阁的岁月，总忍不住感慨姥姥一生能干，当年家里的日子算得上安稳舒心。

第二章南北远嫁，荣为军嫂

母亲有一位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叔叔，解放后仍在部队担任军官。叔叔常年驻守军营，婶婶独自在家，母亲时常上门陪伴，和婶婶相处十分亲近。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叔叔、婶婶有心为她介绍部队军官，在那个年代，嫁给军人是人人羡慕的选择。父亲是叔叔麾下的军人，军校毕业，外形俊朗、前途可期，到了适婚年纪，长辈便牵线介绍父母相识。二人先书信往来，看过彼此照片后，都心生好感。没过多久，母亲拿着介绍信远赴部队；二人见面投缘，便着手筹备结婚登记。

母亲抵达部队后，住在叔叔的军官宿舍，还有士兵专门帮忙打饭，享受优待，一切都格外美好。父亲老家远在海南，一南一北相隔千里，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却丝毫没有阻碍二人走到一起。彼时二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父亲精心筹备婚事，母亲烫了当年时髦的卷发，身着列宁装，还添置了手表作为嫁妆。1965年，父母正式成婚，留存至今的结婚照里，英气军官配清秀姑娘，时至今日再翻看，依旧赏心悦目。

婚后母亲先返回东北老家务农，父亲只能趁着探亲假期回乡相聚。1967年6月，我出生，是姥姥家第一个孙辈。白日里姥姥照看我，常带着我走街串门，给我扎小辫，还会偷偷塞白糖给我吃。家里人丁兴旺，众人轮流照看我，我的幼年过得无忧无虑。同年，大舅的儿子也降生了。

1971年10月，弟弟出生。家中人口增多，长辈们便商议分家另过。彼时父亲已调任湖北省煤炭设计院任军代表，经单位协调，1972年夏天，我们全家搬迁至设计院分配的职工宿舍；同行的还有年仅十六七岁、刚初中毕业的小姨，她专程过来帮姐姐照看两个孩子。母亲顺利随军，被分配到大型国企湖北省钢铁厂工作。厂区配套完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门诊部一应俱全，我们就此开启大城市的生活。

流年一瞬，亲情永记。

第三章聚少离多，城市烟火

刚定居武汉时，家中条件尚可。单位分配的是三层小楼二楼中间户，一套两居室，自带厨房与独立卫生间。母亲在钢厂实行三班倒，父亲只上白班，宿舍就在厂区内，尚可兼顾家庭，家中生活井井有条。每逢“八一”建军节，单位还会上门慰问军属，敲锣打鼓。身为军嫂的这份荣光，真切落在日常烟火里。

安稳日子并未持续多久。政策下达，要求所有军代表全部返回原部队。父亲所属部队驻地在河南，自此只能依靠探亲、短暂出差回家团聚。单位体恤军属，将母亲的排班调整为两班倒。白日里主要由小姨照料我和年幼的弟弟。可小姨不到二十岁，胆子小，从未照料过孩童，也不擅长操持家务，平日里不爱出门交友，常年郁郁寡欢。弟弟尚且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我年纪尚小不懂事，家里稍有差错，我们便会挨母亲责罚，那段岁月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军属拥有旁人羡慕的荣誉，背后却藏着数不清的牺牲。

1974年，弟弟年满三岁，顺利入园；我七岁，踏入小学校门。小姨也回乡筹备婚事，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支撑。母亲依旧两班倒，白班时接送弟弟上下幼儿园，我独自步行上学；赶上中班，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弟弟，夜里照料他洗漱休息。厂区食堂允许家属打饭，我的早餐花样繁多，油条、热干面、烧饼、米粑轮换着吃。

武汉盛夏酷热，钢厂职工福利优厚，西瓜、酸梅汤整个夏天供应不断，家中从未缺衣少食。只是当年肉票配额有限，我们总要攒到月末才舍得使用。逢上休息日，母亲还会抽空带我们去公园游玩。她忙于工作，无暇管束我的学业，我反倒乐得自在。

当年社会治安安稳，几乎没有孩童走失、被拐的传闻。孩子们无需大人看管，成群在外玩耍；每到饭点，街巷里满是家长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安稳日常里，也藏着不少难处：每到寒暑假，家中无人看管两个孩子。记得一年暑假，弟弟拿着铁皮玩具手枪上楼梯，不慎戳伤眉骨，血流不止。隔壁邻居姐姐先帮忙简单包扎，我央求姐姐陪同我去厂区找母亲，生怕她得知消息后心急迁怒于我。后来我们前往医务室，缝合两针后妥善包扎，才算平息这场意外。

家中只要有一人生病，母亲便心力交瘁。弟弟自幼体质偏弱，常年频繁住院。若是暑假住院，我白日在医院陪护弟弟，夜晚独自回家，小小的我独居一室，心中满是恐惧；倘若赶上上学时段，便只能由母亲全天陪护弟弟，我吃完医院的晚饭，独自步行回家。母亲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万般艰辛，却从未萌生过辞职的念头，她总说，孩子们总会长大。

全家最欢喜的时刻，便是父亲探亲或是出差归来。他总会带回腊肉、腊鸡、黄豆，还有糖果、崭新衣裳，在家中从不动怒，那段时光的热闹欢喜，比过年还要隆重。海南老家的亲人，也数次寄来马胶鱼、花生糖，隔着千山万水，家乡的美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远方亲人的牵挂。

有人会疑惑，当年为何不跟随父亲前往部队共同生活。我们曾专程去河南连队探亲，连队地处乡村，有一片苹果园和庄稼地，苹果可以随意品尝，却不能带走；当地随军家属几乎没有工作机会，孩子只能和农村学生一同读书。综合种种现实，随军定居连队并不现实。

南华寺旧照，一家人的珍贵瞬间。

第四章 迁居韶关，岁月沉浮

1978年，国家宣布大裁军，父亲接到转业通知。父亲祖籍海南，我们 本可以举家迁回海南。母亲故乡在东北，当年交通闭塞，往返极其不便，为方便母亲日后回娘家探亲，全家最终选择定居韶关。

韶关是重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前为广东第二大城市，可各方面条件远不及省会武汉。父亲转业分配至韶关炼钢厂，厂区坐落于城郊。单位分配一套两房一厅职工房，有厨房，无独立卫生间。彼时弟弟还未满七岁，即将入学，学校设在北门，我们居住在五里亭，路途遥远，公交班次稀少，出行十分不便。父母工作地点距离住处很近，可日常采购食材也要走一段好长的路。

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让母亲难以适应，刚迁居那段日子，她常常暗自落泪。父母1965年成婚，直至1978年才算真正团圆，此前常年聚少离多，朝夕相处后，二人性格都格外刚直，再加上教育理念分歧、生活环境巨变，日常相处难免磕磕绊绊，隔阂颇多，但夫妻磕而不破，绊而不离。

不久后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双职工家庭收入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市场经济到来后，重工业行业发展滞后，韶关在广东的发展地位逐年下滑。父母所在工厂名称数次更改，企业历经关停、合并、转型，经营效益持续低迷。

1988年爷爷离世，家里还向单位借了钱款，每月从工资里扣还欠款，那段时间，家中氛围始终压抑低沉。父亲党性极强，工作能力出众，一生坚持学习。在部队长期从事政工工作，党的理论功底扎实，一辈子听从组织安排，常说：“共产党员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厂效益下滑，需要有人留守值班，领导找他谈话，他便一口应允，坚守岗位，从未主动寻找新的工作。早年国家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身份待遇标准统一；后期政策调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划分为两套薪资、福利、退休金体系。曾经的干部身份不再被企业认可，退休之后待遇差距悬殊，父亲为此常年心中不平。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分配工作变为自主择业，大众思想观念逐步转变。我从父辈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参加工作后从未停止学习，新岗位需要何种技能，便尽快补齐短板。几十年职场生涯，我始终警醒自己：一旦察觉单位发展颓势，便提前规划出路，不要等到企业发不出薪资再慌乱寻找工作，一味抱怨毫无用处。

定居韶关后，我慢慢克服粤语方言障碍。武汉基础教育质量优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同学关照，顺利考上韶关一中。家中琐事不再需要我照料，目睹父母工作的困顿、家中一地琐碎，再对比韶关局限的生活环境，无需旁人提点，我早早成熟懂事。我暗下决心努力读书，依靠自己改变命运，我清楚没有人能长久依靠，韶关的小城工厂，从来不是我想要的人生。1987年，我成功考上广州的学校，自此扎根广州学习、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