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行迹(二<2>)

强强联手

（四）打工里的迷茫与觉醒：工地上的灵魂叩问

1978年高中毕业，我没能考上大学。老师拉着我的手劝：“你成绩好，复读一年肯定能行。”可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母亲被柴火熏黑的手指，几个妹妹上学的学费，我实在不忍再添负担。跟着村里长辈去外地打工那天，母亲把我送到路口，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补好的衣服，还有她攒的几块钱。

工地的日子像在磨盘里打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泥、搬砖，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汗流浃背苦干一天，晚上只能蜷在工棚的地铺上。两年里，我攒下了几百块钱，可心里总空落落的。看着同村伙伴有的在工地安了家，有的去了更远的城市，我常常坐在工棚外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的灯火发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想一辈子在土里刨食，不想让人生就这么被钉在工地上。那些在工地上的夜晚，我无数次叩问自己的内心：我的人生，难道只能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我还年轻，我还有机会，我不能就这样向命运低头。

（五）应征入伍前的序曲：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1981年秋天，征兵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坪田村。我几乎是立刻就报了名，连和父母商量都没顾上。母亲看着我，眼圈红了，却没拦着，只是连夜把我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衣服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烟，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抽了一根又一根，末了只说：“检上了就去吧！别给家里丢脸。”我知道，父亲的话里，藏着他对我的期望，也藏着他的不舍。

征兵体检工作在佗城公社卫生院进行，哪天诊室里挤着半大的小伙子，肥皂味混着汗味。我光着膀子，听诊器刚贴上胸口，心脏就狂跳起来。医生皱眉的瞬间，在公社工作的大伯上前疏通，重检后总算过关——这份周全，我记了一辈子。

医生捏我胳膊腿时，我攥紧的拳头全是汗。田埂上的晨读、渡江的月光、打工里的汗水，都在喊我抓住这张命运的船票。直到“合格”两个字落地，我差点蹦起来。下午跑圈、俯卧撑、视力检查，每一项都咬着牙扛，直到医生点头，悬着的心才落回肚子里。

这一次，我终于抓住了驶向远方的船。那些踩过泥、流过汗的路，早铺成了脚下最结实的桥。

半个月后，县征兵办和公社武装部的人来村里政审。他们先找我谈话，问我文化，我说高中！为什么当兵，我憋了半天，只说：“想活出个人样。”后来又去邻居家、大队里打听我的日常，临走时，他们拍着我的肩说：“小伙子，部队欢迎你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