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鲁海

1969年秋后，我上小学了。因为身体不好，比正常孩子上学晚了些。一到三年级在本村就读，1972年转到邻村朱启虎上四五年级，1974年小学毕业到马场胡读初中。小学这五年，正好处在轰轰烈烈的大运动期间，稀里糊涂过来了，没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如果把没学到东西完全归结于那个年代也有失公允，无非是堂而皇之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仍然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初中同学石清亮就是一个例外。

我们村是个小村，七八十户人家。村小人少生源不足。两间破房子，十来个泥孩子，三个年级，一位教师，就是我们的学校了。十来个穷孩子，说来就来，想走就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长孩子谁都没把上学当成正儿经八的事儿。上学无非多识几个字能认秤会算账，长大了不憨不傻不是“睁眼瞎”罢了，学校相当于一个儿童扫盲班。至于什么理想抱负，家长、孩子、老师，恐怕谁都没有动过这样的心思。甚至到了高中，我们的脑子里都没有考大学那样的信号。1977年恢复高考，一声春雷，惊醒了浑浑噩噩的“学子们”。

我们村是个穷村，没有如雷贯耳的大户人家，就是过去的地主、富农，这个时候似乎也成了贫下中农。捉襟见肘，破衣烂衫，甚至露屁股、光脚丫都没人笑话，家家一样，人人一样，没什么可笑的。我家是这个穷村里的穷户，是有名的“缺粮户”。和余粮户相比，缺粮户就没那么但丁了。缺粮户时刻为温饱而纠结，缺粮户的孩子们自然就没有骄傲的资本了。东拼西凑，吃上顿没下顿，生活上的困境自不必多说。上小学了，我还偶有尿炕的恶习。到了晚上做梦找厕所，找啊找啊，谢天谢地可找到了，痛痛快快的尿吧。屁股下面热乎乎的，一睁眼，尿炕上了。尿炕了，哪敢言语，自作自受呗。羞愧、自责、难受，甚至自残，不敢睡觉，都无济于事，梦照样做，炕照样尿。母亲十分恼火，既心疼又无奈，她把尿湿的被褥悄悄拿到僻静的地方偷偷晾晒。在乡下，尿炕是件特别丢人的大毛病，传开了，丢人事儿小，长大了恐怕连个老婆都寻不到。

去学校只能穿那条散发着浓烈尿骚味的裤衩，哪有可以替换的衣服。“这是什么味？”一个同学手捂鼻子环视四周。我窘迫极了，这味道我当然熟悉。我装作没事人，“是啊，这是什么味道？”

小学时候，除了正常的星期天节假日，学校也放麦假和秋假。农忙季节大人们忙于繁重的田间劳动，孩子们要替大人做一些事情。甭管什么假期，一离开学校，教科书就扔一边去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孩子们大部分时间用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上，拔草拾柴、喂猪放羊。稍有闲暇，便聚集起来吆五喝六，做各种各样的游戏。这时候，他们的世界是快乐的。

这个阶段，我还是内向的性格，很少参与打打闹闹的群体活动。父母下地劳动，我留守在家看管年幼的妹妹，或按母亲的嘱咐熥熟干粮。春夏之交，拆洗棉衣棉被也是我的事儿，我只负责拆不负责洗，不是不洗是洗不了。

那个年代，小学课程是简单的，也是单调的，一本语文，一本算数，没有其它内容，也没有课外作业。上课懒懒散散，下课打打闹闹，属于“松散型放养”模式。印象中，语文教科书前几页就几句口号。有年初冬，我学了句“军爱民，民拥军，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回家显摆。正在挖菜窖的父亲高兴极了，这是那个年代父亲少有的一次笑。父亲是位复原军人，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课程简单，上课压力不大。但毕竟三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其它两个年级就得自习，老师还是辛苦的。

没有学习上的压力，孩子们应该是轻松快乐的。但是，他们的快乐却是短暂而苦涩的。因为，他们要和家长一起承受生活上的重压。

孩子们大部分没有书包，两本教科书，两个作业本，胳膊一夹上学去耶！学生的铅笔有“白皮”和带橡皮的两种。白皮是原木色，一分钱一支；带橡皮的属于高档铅笔，涂了漆还印了卡通形象，漂亮极了，三分钱一支。三分钱一支，有点奢侈了，我一次都没用过。为了节约用纸，有条件的孩子还买了写字石板。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写画画，完了擦掉接着用，方便又省钱。可是，大部分学生没钱买石板，只能眼巴巴羡慕人家的份了。那时候，有的孩子买盒蜡在纸上涂鸦。那味道，那颜色，那神情，相当骄傲了。

上学的时候，孩子们要自带小板凳，否则就得站着上课。轮到值日的学生，还要从家里带上扫地笤帚。

学校的冬天是最难熬的。粗糙的旧式门窗难以抵挡凛冽的寒风，室内室外一样冷，风和日丽的时候，教室里还不如屋外暖和。一下课，孩子们跑到院子里晒太阳挤呀吆取暖。

到朱启虎念四年级的时候，一位同学辍学，就剩我们五个了。

从朱启虎东西大街西段往南是一个深巷，再拐俩弯就到学校了。和我们村相比，这里才是个学校的样子。学生多，老师多，校舍大，学生像学生，老师像老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这所学校分前后两个部分，一到三年级在前院，四五年级在后院。后院大门朝东，是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北屋三间是教室，东屋两间老师备课办公。院落不大，干干净净，整洁规矩。看样子是座民房，青砖贴面，门窗户搭，做工考究，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宅院吧。

班主任朱以恩老师德才兼备，德高望重。他神情严肃，一双犀利的眼睛，有着极强的威慑力，同学们都怕他，怕他那颇具穿透力的目光。除了教课，朱老师也教我们唱歌。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今还能背过它的谱子。课堂严肃认真，课下活动丰富多彩。同学晋富嗓子好，他唱京剧《智取威虎山》“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朱凤山老师拉胡琴给他伴奏，像模像样。

到了千人大村，规范的学校，严肃的纪律，规律的作息，既新鲜又紧张还有些打怵，担心大村的孩子恃强凌弱，也担心学习差跟不上班遭遇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心思不久便烟消云散。但是，学习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学习上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语文课中有“复杂”两个字，这个“杂”字我老是记不住。不得已，就在杂字上边画了个小锤子。不用说，拼音没学好呗。

显明的对比，引起了我们对本村老师的抱怨。于是乎，我们两个同学密谋给老师写了个纸条，大意是“张老师，到了朱启虎才发现，你教的我们什么都不会。”悄悄塞到她家门缝里。罪过啊！罪过，不从自身找问题，却给老师挑毛病，岂有此理！老师没有责怪我们，这事儿反倒是成了我终生的悔。

面对差距，我是努力的，成绩提高也很快。到五年级的时候，就跻身优秀学生序列，还参加了学区举办的数学竞赛。我的作文《小村巨变》也被朱老师推荐给全班同学。

我的小学，似乎是从四年级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