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特殊战场，写忠诚

纪平

　　在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里，有无数共产党员人长期秘密战斗在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并作出了特殊贡献。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为“吴德老”，被王震称为“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被国民党刊物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的新中国首任武汉市长吴德峰，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

1.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公安局长

原名吴士崇的吴德峰，1896年6月出生于湖北保康县石磐岭一个士绅大家，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自此，他与时任校监的董必武有了师生之谊，而此时也在一师读书的陈潭秋则是他的师兄。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和介绍下，1924年2月，吴德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德峰同志故居

吴氏庄园

　　鉴于吴德峰的家庭出身有利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共产党也需要他潜伏在国民党内，1925年，根据党组织指示，吴德峰以公开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

同年，根据党组织决定，吴德峰创办崇实中学并任校长，同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实社”并担任主任干事。校舍是吴德峰家的房产，而办学经费则靠母亲变卖陪嫁换来的700多串钱支撑。从此，崇石中学成为一个团结教育和培养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阵地，也成为一个传递秘密情报的据点，承担着湖北地区对中央、省内外城市以及农村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与发送任务。

由于吴德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英文，爱好广泛，知识渊博，加上显赫的家庭背景，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交往密切。当时，武汉国民政府需要一位交际广泛的人来当公安局长，而吴德峰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通过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推荐，吴德峰顺利当选为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

自此，以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吴德峰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此时陈公博也是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常委，吴德峰十分重视与他搞好私交，以便利用他获得汪精卫的情报。

任武汉市国民政府公安局长时的吴德峰

　　在以双重身份为国共两党努力工作的期间，吴德峰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的妻子戚元德于1905年出生于武汉，1927年参加工作，1928年2月入党。巧的是，戚元德也是由陈潭秋及夫人介绍入党。夫妻二人志同道合，自此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吴德峰与妻子、女儿合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因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虽然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但设下了“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将其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了敌人这一阴谋，并立即向党组织报告，提出了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建议并得到同意。之后，吴德峰利用敌人不敢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安排相关同志和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举行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开会前，吴德峰让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最后，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对于吴德峰的上述经历，王震曾评价道：“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你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2. 中央交通局的首任局长

1928年底，担任河南军委书记并完成在开封消灭叛徒特务的吴德峰刚回到上海，即按周恩来指示，接受了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并任局长的重任。

那时候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是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输送的渠道。吴德峰任职时，中央秘密构建的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从上海至天津和北平的北方线；二是从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线；三是从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线。1930年秋冬，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吴德峰领导中央交通局又专门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过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

为了解决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吴德峰想到了“开铺子”的办法。苏区缺什么物资，他就开什么铺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站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比如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便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分号，进药规模相当大，铺子里的人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只需按一般买卖来做即可。有时候外部交通不易开设的铺子，就由“特科”来做。

到1931年，中央交通局又在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上建立了若干个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派往苏区的交通员并不进入苏区中心，而是在赤白交界处的国统区秘密交通站内将文件、物资、金条和进出的干部进行交接。

从1930年开始，在吴德峰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先后将一大批领导人护送到苏区。这其中，就有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伍修权等。

1932年5月，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也历经艰辛，通过秘密交通进入苏区并被分配到军委机要科当科长，主要负责军委的机要文件和译码保管、文件送阅和签发等工作。她经常去给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送阅、签发文件。由于她读过私塾，字写得工整漂亮，文件报告写得流利通畅，经常受到表扬。

吴德峰和妻子之间也纪律严明。他告诉妻子，搞情报工作时，如果人家有不认识的字要问你，就只能单看那个要问的字，其余什么都不要知道。所以，每当有人问电报上不认识的字时，戚元德总是让他们在白纸上按一个字的大小剪个窟窿盖在电报上，只露出那个不认识的字。

　　1930年前后，中央在上海的经费比较困难，在苏区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又运不出来。为此，党组织决定由吴德峰亲自去苏区组织运送一批数额较大的黄金。吴德峰不负重望，将金条塞进特制的“子弹袋”里，全部安全带到上海。

　　后来，吴德峰夫妇因身份需要，住到了租界内的豪华住宅。自此，这里也成为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每次聚会时，戚元德就带着孩子在院外以假装做家务来站岗放哨。由于豪宅租金较高，二人身上的钱很快不够用了。吴德峰便让妈妈从老家带来钱，并跟他们住一起。慷慨的吴母还帮助过不少同志，以致解放后周恩来、刘伯承都惦记着她……

保康县检察院主题党日活动走进吴德峰故居

　　3. 西安秘密情报工作的领导者

西安事变爆发后，时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吴德峰，随周恩来到西安。西安事变解决后，吴德峰遂受命负责西安的秘密情报领导工作，并化名“吴铁铮”。西安市曹家巷12号，就是吴德峰和同事们的办公地点。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作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尤其是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军队番号，长官的姓名、出身、嗜好、特点、政治态度、社会关系以及勾心斗角的内幕，都了然于胸，一清二楚。他还安排妻子到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并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以通过交往获取信息、掌握情况。

从所掌握的情况信息中，他认真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中，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是少数；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中央后，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为当时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

与曹家巷12号相邻的13号原本是位姓赵房主。有一天，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对此，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吴德峰认为“灯下黑”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们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因此他一直坚持在那儿办公。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呈德峰还是在堂屋的神龛后挖了一个洞，并藏了两把从延安带来的手枪，以便在危急关头自卫。

在曹家巷12号办公期间，秘密情报工作根据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吴德峰的身份，则由之前的《工商日报》记者，通过关系变为国民党38军高参。

在对敌斗争中，呈德峰想出了许多分化瓦解的办法，以致国民党中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难怪多年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中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了……”

[延伸阅读]

1949年5月，时年53岁的吴德峰以解放后首任武汉市长身份，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当年，他以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身份智逃武汉时就说过：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如今，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真的回来了！

1949年5月24日，吴德峰在青年剧院（今武汉市政府礼堂）发表施政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武汉过去是消费型城市，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型城市，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品流通，保障生活供给。他说：“共产党有本事接收旧城市，就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从此，吴德峰一头扎入到新武汉的建设中……

吴德峰在武汉市一直工作到1954年11月。此后，他进京先后担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他临终前留下遗言: 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任解放后武汉市首任市长的吴德峰

　　（本文根据吴德峰子女吴持生口述和吴琪整理材料以及其他权威资料综合改写，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