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兵团历史建馆著书 ‍ 之我见

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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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是从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大规模掀起的。到1979年基本结束。历经十二个年头。当然，有一些城市从1964年甚至更早开始就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只是涉及面不太大，触及人的灵魂程度与后来的运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知青，我们从内蒙兵团回城，大约近五十年了。刚回城乃至很长的一段时日，大家奔波于生活与事业。似乎没有对所谓的第二故乡表现出多么大的眷恋。这几年来，我感觉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热”，纵观当下，许多当年的知青倾力筹建纪念馆博物馆之类的、编撰回忆文章与连队史。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在这股浪潮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问一下，这些叙事究竟是对历史的忠实还原，还是某种选择性遗忘后的自我美化？



这里我要重申一下，我并不笼统反对以上所讲的回顾历史的方方面面。甚至我本人也写过许多篇兵团回忆文章。但问题在于，当某些人将这段经历过度神圣化，将其描绘成“兵团精神”的英雄史诗时，便难免陷入自我陶醉的迷思。一场涉及到千百万青年的运动已被历史证明自始至终是错误的，又从哪来的光辉历程和历史丰碑呢！出书和建馆当然都可以，但如果只是一味的颂扬，偏离了历史的真实，那倒不如不建馆不著书。



我们来分析一下热衷于为兵团唱赞歌的大体是哪些人呢？首先他们也是知青，且一般都在基层连队工作过，尽管这段时间不是很长。其次，由于自身的主观努力，更有兵团的客观条件加持，使他们较早的入党、提干、上学，成为高于绝大多数知青的佼佼者。再次，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如严重吃不饱饭，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他们涉及的时间较短。可以这么说，在兵团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或许是他们人生里的高光时刻。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在艰难中熬了八九年的绝大多数人，在沉默无语。另一个方面，在兵团呆了不多久的人却在大谈兵团感情，把兵团史拔高为纯粹的英雄史诗，这岂不咄咄怪事？





不可否认，内蒙兵团涉足边疆，在一些不毛之地的开发与建设中，做过一定程度的客观贡献。但你能说当时当地的工人农民就没有贡献吗？如今内蒙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代的发展。很多舆情对兵团作用渲染已然超出了客观史实的范畴。诸多泛滥的颂扬文字，大多带着知青群体的主观滤镜，不乏自我感动与自我陶醉的色彩。这些叙事刻意淡化了当年物资匮乏、劳作艰辛、青春漂泊的苦涩与无奈，用英雄主义的外壳包裹起个体的牺牲与遗憾，让一段五味杂陈、充满磨砺的真实岁月，变成了单一的、被美化的传奇。



事实上，兵团的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军事化管理与农业生产的错位导致大量资源浪费；知识青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其教育权与发展权遭到系统性剥夺。所谓“建设边疆”的实际成效，与后来国家投入巨资进行生态治理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若将这些客观事实置于历史天平上衡量，那些慷慨激昂的颂扬之词就显得苍白无力。



回顾过往的亲身经历，我始终对此类过度颂扬心存保留，不愿盲从这份被渲染出来的宏大光环。在我看来作为个体，剥离掉舆论堆砌的华丽辞藻，兵团岁月最真实、最珍贵的收获，从来不是所谓的宏大功绩，而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深情。那是在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同的劳动、共同的饥饿、共同的迷茫，催生出的情感联结。这种情谊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诞生于苦难之中，无关名利。这是那段艰苦时光留给我们最真切、最无可替代的馈赠。也是任何亲历者都无法抹去的心灵印记。

岁月浮沉，历史自有公论。褪去所有精美的滤镜，兵团岁月的功过是非，时代与史实会评判的。而对于我们每个亲历者而言，不必把个人情感捆绑在宏大历史评价上，不因为对历史叙事有保留，就连战友之情一起否定。也不因为珍惜战友情，就必须全盘接受所有宏大颂词。若有人问起我，你在这场历史评价中做了什么？我会说，我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认真思索发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