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忆童年

岷舟

（二）街坊四邻

周庆平/文

小时候，我很记事，三岁左右的事情，瞥一眼就清清楚楚印在脑海，当时不懂的，长大后慢慢回忆消化理解，就像牛羊反刍一样。

我们那时，没有诗和远方之说，谁都不可能到处旅游，只能本分地踏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安静且用心地生活。因此，身边的街坊四邻，便如家人般的熟悉和亲切。

我家的后院，几户人家是连接相通的，一直通到师范学校后边的教师宿舍，我的好朋友希妹就住在里面。希妹爱哭爱笑，大家叫她“洋辣子”。青神人把洋槐树上一种小小的，绿色的毛毛虫称之为“洋辣子”，这种毛毛虫只要一沾在身上，立即起包，又痒又疼，大家都说惹不得。所以就叫沾到就哭的小孩儿叫“洋辣子”。而在我的记忆中，希妹总是笑眯眯的，很讨人喜欢。

（在这张照片中，我和希妹（右）两个人都咧嘴傻笑，开心得不行。）

师范学校老师的娃娃，常在荷花池一带蹓跶的，还有帅汇文和她的弟弟帅民放。印像中，汇文姐很懂事，说话做事间有男孩子似的爽朗，招呼人的时候总是嘴角上扬，带着和气懂事的笑容，我很喜欢她。

（汇文姐说话时嘴角上扬，露出爽朗的笑容）

在我的心里，汇文姐还是偶像般的存在。我是我家最小的孩子，生我的时候，我爸妈年龄都比较大了，我上面有四个姐姐，都挺乖巧懂事。因此我总认为，我的爸妈其实希望我是个儿子。既然我不是儿子，我就是多余的那个。全家人越疼我，我就越自愧，越想像个男孩子，但可惜体质太弱，性格也太柔，无法像个男孩。所以对汇文姐那样有儿子性格的女孩，自然心生羡慕。

经常跟在汇文姐身后，腼腆不语的，是她的弟弟帅民放。民放和我是幼儿园的同学，瞪着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汇文姐说他不敢一个人上街，更不敢去买东西 ，但是却敢去荷花池玩水。

（民放总是瞪着怯生生的大眼睛）

荷花池又叫飞仙池，是周边一带小娃儿的“朝圣之地”。因为在我们之间流传着一个龙门阵，说是每晚夜深人静之时，就有一个神仙从湖面上飘过。所以常常会有一帮娃儿躲在湖边的假山后面等着看神仙。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因为总是夜不够深或者人不够静，反正一拨又一拨的，谁都没有看见过神仙。

师范学校的子弟，还有一个姓沈的男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曾在我家的隔壁住过，经常在后院的树下坐着发呆。也不爱招呼人，脸上总有一种疏离和抗拒的表情。他的眼角上有一块黑斑，因此其他的娃娃爱拿这点嘲笑他。我妈告诫我不要跟着那些娃娃取笑他。我妈说，每个人的模样都是不一样的，只要听话、品行好，都是乖娃娃。我妈问我听懂没有，我说懂了：就像我自己一样，鼻子有点儿塌，嘴巴有点儿翘，但我听话，学好，也是乖娃娃，我妈笑了，说你的确听懂了。

在那一拨小娃儿中， 和我天天玩在一起的，就是咪咪几兄妹。因为我们是两隔壁，中间的內走廊只隔了一堵矮矮的女儿墙，隔着墙都可以听动静打招呼，而后院则完全相通。

咪咪的老爸徐绍先是小学的音乐老师，喜欢在后院拉手风琴、唱歌，意气风发的样子。他们家的孩子，小名叫“哆哆”，“咪咪”，“嗦嗦”、“啦啦”，盖与他的音乐爱好有关。

星期天，徐老师从乡下的小学回来，会把左邻右舍的娃儿集合起来，排在他们家的柚子树下搞大合唱，我也滥竽充数地排在其中。队伍里，只要是能站稳的，哪怕刚刚学语、吐字含混不清的，都会被徐老师抓来排起唱“巨浪，巨浪，不断地成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若干年之后，我才晓得这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尽管当时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却觉得：闻着柚子花香，抻着脖子，扯起嗓子大声吼唱是一件很安逸的事情。只是这种安逸没有享受多久，咪咪的老爸就打成了右派，送去农场劳改，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还有两个小朋友郑路君和郑路超，也是天天和我们一起玩耍。路君是姐姐，精灵乖巧，路超是弟弟，呆萌可爱。他们家是开染坊的，后院也和我家相通。那片草坪上，天天都晒着五颜六色的布匹，我们喜欢在中间穿来穿去，好像蝴蝶穿花一样。

他们的老爸郑宏顺被人说偷税漏税，不服气就去中岩寺跳了悬崖。此后，他们的妈妈马孃孃每年都来我家请我的爸爸帮她写申诉材料，想帮他们的老爸申冤，但一直没有成功。后来，才读小班的路君得急性白血病死了。路超当知青后因父亲的问题受牵连，得了精神疾病。

他们家的事情，几十年后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破碎的琥珀》的素材。其实，写这样的故事，于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但我既然看见了这些人和这些事，就不能装瞎说没有看见，所以就只能写出来，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虽然普通渺小，但却真诚的活过。当然，这是后话。

读小学的时候，我家搬到米巷子的附近，也在下南街。那时候，对左邻右舍的大人，有几个印象很深。

于儿时的我，隔壁的刘四娘是谜一般的人物。她长得很漂亮：乌黑的短发，红润的脸庞，精致的五官，高挑的身材，一看就特别出众。她少言寡语，但爱在门口看街景。她的丈夫刘四爷比她年长很多，像她的爸爸也像爸爸一样宠她，不让她做家务，和她说话从来都是轻言细语的。

刘四爷是旧政权时期城厢镇的镇长，为人特别好，解放后成为统战对象 ，继续在城厢镇工作，很受大家的敬重。刘四娘是刘四爷从外地娶回来的太太，自然也很受大家的尊重。听我妈说，扫盲运动的时候，刘四娘是我二姐的扫盲对象。我二姐天天端着个墨盘去教她写字，才教了十来天，她的字就像模像样的。只可惜，后来我二姐去乐山读高中，刘四娘就没有继续学文化了。我妈对此特别惋惜，说“可惜了 ，如果她要是再自学年把半年，就可以脱盲自己看书了。”

刘家的房子比较宽，刘四爸就让他乡下的罗姓亲戚一家进城同住，为的是对老年的自己有个照应。大家叫这位亲戚为罗二爸。罗二爸一家老实本分，和左邻右舍相处得很好。他们进城的时候带来一盘石磨，半条街的人都来这里借磨子推东西。记得我妈用这个磨子推中药给我做过肥儿膏，我三姐、四姐来这里推米豆腐浆和豆花儿浆，而我在这里学会了添磨和推磨。那转动的石磨间流淌的米浆和豆浆，现在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

刘家多余的房子，出租给了一位单身女人，人称陈大孃。据说，陈大孃原来是一户张姓人家的妾室，因受不了正室的气，离家出走，自谋生路。这在解放前，算是了不得的勇敢了。

陈大孃靠门面摆了一个摊摊儿卖纸烟洋火薄荷糖，一边看摊一边做针线维持生计。

做鞋是陈大孃的拿手绝活，她做的布鞋比制鞋社的都高级。因此当时最讲究的女青年们，若能在陈大孃那里定做一双黑灯芯绒操鞋，是一件值得款天磕地的事情。那时候女孩儿一般都穿袢袢鞋，而陈大孃做的操鞋，厚厚的白底，秀气的黑色鞋帮上还要镶嵌两行整齐的鸡眼扣，再串上黑色的的鞋带，结成漂亮的蝴蝶结，别提多美气了！

陈大孃有哮喘，常常一边咳一边纳鞋底儿或上鞋帮儿，胸腔像拉风箱一样“呼呼”的，却还不停下手中的活计。由于常年做鞋，她的手满是老茧，骨节也是变形的。

陈大孃的长相有点丑样子还有点凶，但人缘却出奇的好。学道街小学的老师们，无论男女，只要家在外地的，都把陈大孃的家当成最温馨的落脚点。星期天回不了家，去陈大孃那里下碗面，打个平伙是常事。谁要是手头紧，去陈大孃那里借钱或赊烟，陈大孃总会爽快地应允。要是谁家有事，拿不定主意，也会去陈大孃那里讨主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这么成了一众姑娘、小伙儿共同的大孃，也深得左邻右舍的敬重。我想，除了勤奋，性格好也是重要的原因。

又说回刘四娘，六十年代初，刘四爷走了，刘四娘一下没了主心骨，很是惶恐。文化大革命一来，破四旧的阵仗更是吓人，刘四娘被抄了家，惶恐益甚，内心世界轰然崩塌，惊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刘四娘和陈大孃的际遇，一直萦绕于心，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刘四娘，恁么好的条件，却落得如此结局。长大后我终于略有所悟：刘四娘的人生，如同藤蔓寄托在刘四爷这棵树上，一旦大树倾塌，藤蔓无所依托只能消亡。

而年龄，相貌，健康条件均不如人的陈大孃呢，则顽强地凭一己之力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一棵完全可以支撑自己的树。所以，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成为依附别人的藤，而要努力成为独立生长的树，哪怕是歪脖子树也行。

所谓“忧劳兴邦，逸豫亡身”，于国于家，皆是如此。

　　同样让我学到不少知识的，还有对门的邻居曾幺娘。曾幺娘不识字，但她说话总是用古汉语的读音。比如医院（wan)，阶（gai)檐等。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裤子”二字，她从来不说，觉得不雅，而是说“下衣”，“小衣”， 这里的“衣”，用的正是古汉语的语义。

她的方言俚语也多：感谢别人，她说“劳慰你了”；事情做完，她说“做皈依了”；照顾别人，她不说照顾而说“经忧”；形容一个人是非得很，她说：“这个人牙尖舌怪”；大人的棺材，她说枋子；小娃儿的棺材 ，她说“火匣儿”……

等到我阅历渐长，对古汉语和方言俚语兴趣益浓的时候，就从她这里悟出了不少东西。

十来岁的时候，我上面的四个姐姐们喜欢读的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等人的作品，我也跟着囫囵吞枣。并且，对西方的社交礼仪和浪漫情怀喜欢得很。像曾幺娘这种老太太，觉得老派得像是从远古走出来的一样。但当她每天来和我妈小小声地摆龙门阵，永远正襟危坐，永远笑不露齿，永远安详温和时，我就对这位衣着简单，神情恬淡的老人家充满了好奇和敬佩。

曾幺娘的家里算得上是富户，她家的房子很宽，里面有水井，水池，花园，还有酒窖，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门洞很深，解放后上交给政府，成了后来的县党校。还有双槐树街的几处门面，也迅速上交，然后就领着自己的孙子果强，孙女运平租我们对街的一厨一房，日子过得甚为清淡。

曾幺娘的丈夫幺老师早年在师范学校做事，后调至外县。家里的生意就由曾幺娘打理。她不会写字，但账本用自创的“蝌蚪文”记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生意和房产交出后，幺老师后来死于非命，家里的收入就靠当小学教师的儿子媳妇维持。日子最拮据的时候，曾幺娘就清家里的东西来卖。记得她用一个小簸盖卖过一些小娃儿的小瓜皮帽，顶好的缎面，上面缀了一圈玉片，只能卖一两角钱。曾幺娘很平静地对我妈说：“只要卖点钱来买得回米，吃不吃菜没来头。”

有一次，曾幺娘说她可能得了不治之症，全身乏力，心慌得不行，但不想去看病也没有钱看病。后来她的媳妇从乡下搞回一副猪心还有一点土党参，炖来吃了后立马见效，原来是极度缺乏营养造成的。她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妈听时，平静得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看见别人的家被抄，曾幺娘立马把自己家里沾金带银的物件连同她记账的老账本一道打包，和读小学的孙儿果强一起，连夜拿去丟在月耳塘，躲过了一劫……

曾家一远房大姑，家庭贫困，终身未嫁，就跟着曾幺娘过日子。当初，曾幺娘家境殷实，多个人无非就是多双筷子。后来，曾幺娘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十分拮据，可从来没有嫌弃过这位大姑子，两个人相濡以沫，情胜亲姊妹。所以，每每有人说起中国传统妇女的隐忍，坚强，平和，善良，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曾幺娘。

那些年，老一辈的日子艰辛，年轻人也过得不容易。

近邻宋中寰与我二姐年纪相仿，高大俊秀又喜欢帮助别人，很得老辈人的赞赏。记得有一次我妈牵着我去关帝庙买米出来，正好遇见中寰哥从东门口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妈的背箩接过来背上，然后抱上我，大步流星地把我们送到家。本来我跟着我妈走来走去就有些乏了， 此刻被中寰哥高高的抱起，大有升天的感觉，印象特别深刻。

宋中寰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当了代课老师，一去就遇上整风运动，糊里糊涂的就成了右派份子，送到农场劳动改造，绝望之中他想跑新疆。当年，跑新疆在我们这里的意思和历史上闯关东差不多，是绝望之中年轻人的希望之光。有些跑到新疆的人不久就有钱寄回家中，还写信回来说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不受歧视。可惜宋中寰才跑拢成都就被抓回来，直接送去了劳改队，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于是小他两岁的弟弟宋更寰接起了养家的重担。他们的父亲在三反五反期间死于非命，母亲离家去成都帮人，后来也没了音信，他下面还有有两个妹妹需要供养。宋更寰后来也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父兄的教训，家庭的困境让他少年老成，格外勤谨。他任教的小学校长见他字写得漂亮，就让他帮写一些总结材料，开介绍信之类的活也交给他。但代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宋更寰也想往外走。

1958年，我的三姐初中毕业因家庭出身读不了高中，就去朱店儿小学代课，后又去粮店当临时工，她做梦都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继续读书。

当时我二姐在成都读大学，时刻留意招工或招生信息，只要有适合我三姐的，立马发电报回来。1959年春，我二姐发一份加急电报，叫我的三姐马上去成都考学。我的三姐收到电报后，把信息告诉她的朋友李梦林，又请人带信给宋更寰。宋更寰从乡下的小学赶来我家时，已是晚上十点过，如不连夜赶路，第二天赶不到成都，就会耽误报名。但他们没有身份证明，又找不到单位开证明，这个时候，宋更寰把我的老爸拽到里屋，拿出一张有公章的空白信笺，由我的老爸执笔，写上他们三人的姓名，才完成关键性的一步。

原来，宋更寰的校长叫他开证明取粮票时，他偷偷多盖了一张空白信笺，才救了这个急。我的老爸之所以执笔，是打算万一露了破绽，就由他来担风险，不让孩子们受牵连。

晚上十点过，三个少年没有带干粮、饮用水，甚至连电筒都没有，从青神出发，摸黑走一百多里，穿过眉山县、彭山县境地，到青龙场赶火车，第二天赶到成都。宋更寰报了教师培训班，很快留在成都当了一名正式小学老师。我的三姐和李梦林报考了农业机械学校，还有一年即将毕业时，学校停办，于1962年无条件返回青神，继续东奔西走找工作。

（当年摸黑一百多里寻出路时，我的三姐只有十五六岁，小小的女娃一个。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没有功夫害怕。）

所以，后来我的三姐对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哪怕是扫茅房（厕所），都会努力去干得巴巴式式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后来参加工作后，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前边讲到宋中寰哥跑新疆没有成功，但我对门的邻居孙三哥就跑成功了。

孙三哥中学毕业没有工作，于是便跑新疆。他准备得比较充分，备足了钱和粮票，而且他出身贫民，没有人去半路抓他。所以他顺利跑到新疆伊利农场，一挣到工资后就往家里寄钱，还准备把他的弟、妹也弄去新疆建设兵团。没想到很快就到饿饭年辰，计划泡汤，他自己也在1962年的伊利事件中，跑去了苏联。

据说，当年苏修趁我们物质紧缺，在伊利边境用面包等食品引诱的中国的边民，造成伊利暴乱事件。部分中国边民趁乱跑到苏联寻饭碗，成了苏联最廉价的劳动力，弄去种地开矿。

当年，苏联修正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跑过去的人属于叛国。消息传回青神，孙三哥的家人一下子全都蔫了，从此关门闭户，愧对邻里。迫不得已要出门时，就从后门绕到五显庙或月耳塘转出去。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孙三哥才得以回青神看望家人。届时，孙三哥已经两鬓挂霜，满脸沧桑。据说他在前苏联种过地，也去西伯利亚挖过矿，过得十分不易。所幸熬过来了，回乡见到了他的老母亲。

老母亲拿着孙三哥带回的糖果，请左邻右舍品尝。老街坊们悄悄说苏联糖硬邦邦的不好吃，还不如早些年间青神小作坊的寸精糖和薄荷糖爽口。街坊们说，孙三儿这么多年在外国，人生地不熟的，太难了，差一点连自己的老母亲都见不到了，真是不值。要是他当年不跑新疆，要是不过边境线，现在多安逸！可世间的事原本没有如果，只有无数的遗憾和不尽的唏嘘……

不过，于我而言，下南街的街坊四邻，带给我的更多是温馨和情谊。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是斜对门的张承杰，她是陈伯母的外侄女，和她的哥哥张承师一起跟着姑妈一起生活。她的姑妈夫家姓陈，我叫她陈伯母。陈伯母是个性格十分爽朗的女人。行事公正利落嗓门大，在街坊四邻中比较有威信。

据说五十年代陈伯母娘家兄弟两口子死于非命，留下年幼的几个儿女无人照料。陈伯母趁月黒风高之夜，潜回几十里远的娘家，悄悄将承师、承杰兄妹带回青神，养在自己身边，还供他们读书。

陈伯母家的房子很宽，承杰自己就有一小间，我们俩喜欢躲在里面摆龙门阵。

夏日每天，承杰家那边是早晨艳阳高照，我们家这边是下午烈日暴晒，所以暑假时期每天早晨她就来我家玩，下午他们那边凉快，我就去她家玩。有时候就干脆在她那边，两个人抵足而眠。

陈伯母很喜欢我，叫我幺女儿。有时候还教我做针线活。一边做一边说：“老太太做的针线，长针大麻线；小姑娘做的针线，灯笼火把都照不见。所以嘛，你做针线针脚一定要密要细。”有一种补疤的藏针法，就是她教我的，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天天在他们家，俨然成为她们家的一员。承杰有个大哥，从家里跑出去后在上海当海员，一直和他们秘密联系，但他们都让我知道，这是何等的信任。

承杰小学毕业后，去龚嘴水电站当工人，回来约我出去散步，给了我五元钱。那时候我四姐当中医学徒，包吃包住每月的补助才四元。这五元可是巨资啊！我不肯要，承杰非常生气，她一生气，脸就涨得通红。我只好收下，拿去放在我的笔记本里。后来我家被抄的时候，我不能回家，这五元钱可是管了我好多天的饭钱。

有一次承杰回来，让我和她去照了一张合影，她说她要去上海看她的大哥，她想告诉她的大哥，她有我这么一个好朋友。

我和承杰（左）

后来承杰谈恋爱了，那个男生我认识，是街坊也是同学。这个男生聪明而且比较有胆识。他爸爸当右派后和他妈妈离了婚。他妈妈在乡下教书，他一个人在城里读书 ，自理能力很强，也不怕事。有次一王姓老师批评他，明显带偏见，他“嗖”的一下站起来，一边哭一边捶着桌子和老师对吼，才9岁的孩子，把老师和同学们都镇住了。

我知道这男生厉害，而承杰很老实，因此有点担心。但承杰说这男生对她很好，我就没说什么。若干年后，这男生终究还是负了承杰。

前两年，我从承杰的亲戚那里要到了承杰的电话，承杰知道是我，十分激动。我们两个聊了好多小时候的事情。对于她的现状，她没有说，我也没好问。我感觉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因为她和她的女儿在一起。以承杰的贤惠，母女俩相处应该是很融洽的。

祝我亲爱的朋友永远幸福！

在街坊中，曾运霞也和我玩得挺好。运霞是我的正对门邻居。读中学时，我天天都从她的家里穿出去上学，比从正街上走要近一大截。因此上学放学，一天要穿好多趟。来来去去，自然得很。运霞家的房子也很宽，她家前边住着曾果强，隔壁住着万崇新。果强和崇新比我和运霞小，大家像兄弟姐妹似的，常聚在运霞的天井边摆龙门阵。

运霞家的天井处有个水池，里面有假山，假山上长满青苔和虎儿草。老人们说身上发包块时，用虎儿草煮醪糟可以消除。虎儿草的叶型很漂亮，有点像连环画上的灵芝草，我好想尝一尝它的味道，但因为一直没有长包包，始终没有得尝，有点遗憾。

运霞家的楼很高朗，上面视野开阔。她的爸妈住在上面，爸妈上班的时候，运霞就领我们一起上去“大闹天宫”，甚至还可以去翻她老爸的书架。运霞的老爸是人民大学的调干生，学的是法律，因此书架上法律书较多，我们就拿来看案例。也有文艺类的。一次我翻出来一本人体素描，还有一本介绍米开朗琪罗雕像的画册。运霞让我把两本书带回家慢慢看。我当时异想天开，想无师自通学习绘画，终因没有天赋而放弃，但感知人体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文革期间，我们几个一起看一些世界名著，一起练字。有时在我的阁楼上，也有时在崇新的阁楼上。果强和崇新虽然小，但很懂事，也很能干。记得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想学习编扇子，果强和崇新就陪我去市场上买了一根竹子，还帮我扛回来，在米巷的坝子里锯成一截一截的，然后和我一起分片，启层、开丝。由于是初学，一根竹子才编得一把很不精致的扇子。这把扇子虽然不怎么好看，我还是保存了好久。

还有一次，果强的奶奶告诉我妈，说城里的肉票可以在西龙乡用，那里的肉比城里的膘头厚，味道也要好些。于是我就告诉我爸妈，说要去西龙乡买肉。说是买肉，其实是想去一个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的爸妈姐姐们把我护得太好，从小到大，除了下南街我基本没有去过哪里。

西龙乡离城里有八里路，我爸妈不同意我一个人去，果强就自告奋勇陪我。因为他的妈妈在西龙乡小学当老师，这条路他熟。

一出西门，我就开始紧张，这八里路于我有点遥远，中间还要走过一段河滩。踩着一块块的石头过河时，我居然有点战战兢兢，害怕掉在河里。果强帮我提着篮子走在前头，引导我一步一步从石头上跳过去，终于平安过河。当我来回十多里，从西龙乡拎回一块肉时，我仿佛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远征，由此可见，当时的我，是多么胆小柔弱。没有果强的陪伴， 我无法完成这次“远征”。

1969年，我和运霞都成了知青，必须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之前，我们去照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尽管不知道前景如何，我和运霞（左）都在笑，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从此以后，运霞和我各奔东西，再无交集机会。

文革期间中学停止招生，果强和崇新在小学成了戴帽中学生，后来也当了知青。再后来，崇新年纪轻轻，就患肝病，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前年，果强和我因美篇而相逢，特地在青神见了一面。半个世纪过去，当初的男娃女娃，已成花发翁媪，但提到下南街的种种，犹如昨日……

在下南街的街坊四邻中，和我全家相处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是张先生张姆姆一家。两家人自1956年同在一个屋檐下，我家住前院，他们家住后院，共用堂屋、厨房、天井，二十年间，相处得如同一家人。

1960年，张姆姆被遣送下乡，当时，她正带着半岁大的外孙大罗，而大罗的妈妈，她的二女儿远在黑水森林工业局回不来。情急之下，张姆姆将不到半岁的大罗托给我妈，我妈就一天到晚抱着那个嫩娃娃，生怕饿着，摔着，瘦了，病了……那可是饿饭年辰啊！三个月后，张家二姐从黑水回来接孩子，大罗白白胖胖的。张二姐很感动，想送我妈一样东西，我妈说，一定要送，就送一条手绢吧，心意到了就行了。

1962年，我的大姐生了儿子陈黎，我大姐有心脏病，我妈必须要远赴呼和浩特照顾她和陈黎。当时我是小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心里很难受但知道要忍。届时，张姆姆已从乡下返城。每天我放学回来 ，在门口做针线的张姆姆总会递给我一个水果或一粒糖或几颗花生，我觉得暖暖的。

后来两家人的外孙都回来，大家就合力带，几个小孩子也相处得像一家人。

（我的外甥陈黎（前），张二姐的二娃二罗（后左），大娃大罗（后右）。）

张家的四个儿女中，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张二哥光义和张三哥光敏。光敏兄读乐山卫校时，有次放假带回四五个同学，窄窄的房子里一下子多出几个小伙子，热闹非凡。吃过晌午，一帮人聚在天井摆龙门阵，光敏兄一个个给我介绍他们的名字。介绍到“游有方”和“黄金汤”时，小伙子们全都乐了，七嘴八舌地说游有方的老爸真是有先见之明，取名字时就晓得他要当医生，会开处方；黄金汤的老爸给他取这个名字，肯定希望他以后金钱多多。

要是在外面听他们这样说，我是不会开腔的，但这次是在家里，我就勇敢了些。于是小小声地说：“我觉得游有方名字的本来意思应该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黄金汤么，不应该是钱多，应该是取‘固若金汤’的含义，有坚固、坚守的意思。”听我这么一说，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对光敏兄说，这五妹儿不是小学生吗，咋个恁么凶！（厉害）光敏兄不无得意地说，那是当然！那种骄傲，好像我不是邻家妹妹而是亲妹。

后光敏兄分在南江县，文化大革命期间回家躲派性斗争。和我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毫无顾忌，完全是对家人的信任和坦诚。

二哥光义在家的时间久些，相处就更同家人了。他带我去河石坝摘过桑椹，扎过“船钉子”鱼，也收集旧球芯补好后充气做成救生圈，带我去岷江河游泳。看见我想劈柴担水，光义兄会说：“走开喂，你鸡脚神一样瘦，哪有啥子力气嘛！”

光义兄读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有什么事情，会悄悄说给我听。一次他告诉我，他们讲历史课学了个词：“徭役”，他觉得新鲜。下乡劳动时大家怕热怕熏都不愿意去灶脚烧火，他就自告奋勇去并说：“我来服这个徭役。”本来活学活用的一句玩笑话，被一个同学分析报告上去，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在班会上批斗。光义兄说，这个同学嘴豁，大家嘲笑他时他总是帮他打抱不平，没想到这个人反而整他。所以他把这个教训告诉我，叫我遇见这类人一定要敬而远之。

后来，光义兄参加了工作，尽管优秀、勤谨、自律，却因家庭出身不好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经历颇为坎坷。

幸好后来，光义兄和绢绢姐结婚，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港湾。不久他们的儿子诞生，爷爷张先生非常高兴，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凌雁（an)，意即凌空飞翔的大雁。

（光义兄幸福的一家）

后来我去贵州，从事了记者这个行当，光义兄很担心地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一是天天写稿影响睡眠，二是黑字白纸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很危险，劝我换个工作，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刚到贵州时，很不适应，不是胃不舒服就是容易感冒。一不舒服，我就写信给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很厉害的中医了。他就开处方寄给我，并且注明，在何种情况下须加减哪几味中药，我按他的处方去药店抓药，吃了便好。

有一年我回家，见光义兄对凌雁的学习和工作颇为担忧。时值改革开放转型期，新思潮和旧机制，纷纷扰扰。光义兄忧心忡忡地说，惟愿以后凌雁有碗饭吃就好了。我明白这是光义兄年轻的时候太过坎坷造成的焦虑，劝他放宽心。

后来，光义兄突发脑溢血去世，娟娟姐伤心过度，没几年也去世了。

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儿子凌雁也如光义兄当年——优秀、勤谨、自律。更令人欣慰的是：凌雁不但自己有碗饭吃，还让一帮人有碗饭吃。

光义兄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十分欣慰……

周庆平于202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