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原创:朱谷忠 文学自由谈 2026年8月10日 天津</p> <h3>蔡其矫</h3></br><h3>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有幸从乡下调进《福建文学》编辑部,单位分配我住在走廊边一间小房。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午后,我发现隔壁房间传来动静,似乎住进了人,便出门探看。只见那房门敞开着,一个满头自然卷发的人正弯腰整理衣物,他魁梧的身上穿着一件浅红衬衫,一条吊带裤子,活像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华侨。我怯生生地走进去问道:“同志,你是哪位?”他直起身来看了看我,笑着说:“哦哦,我是蔡其矫。你是谁?”我听了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其矫啊!我连忙上前恭敬地与他握手。他也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像老师见到学生一样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他是刚从下放地福建山区调回来……从此,我们白天各忙各的工作,但朝夕相见,时常串门,无所不谈。在那个文学启蒙的年纪,是他教会我:诗歌不必躲在象牙塔里,它可以站在甲板上,迎着风暴高声歌唱。而节假日,我则常伴随他骑自行车去公园,或一起拜会作家朋友。</h3></br><h3>之后,我在一些有关蔡其矫的简介中了解到:1918年,蔡其矫出生于福建晋江县紫帽园坂村。少年时旅居印尼,1929年冬,独自乘船回国,先后在厦门、泉州读书。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其矫参加自发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到福建南安和惠安一带宣传。1938年1月,蔡其矫怀着对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毅然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艺术团体“路社”的骨干成员。在鲁艺的日子里,他嗜书如命,有一次专注于阅读,棉裤被火炉烧出破洞竟浑然不觉。后来他在晋察冀军区担任军事报道参谋兼战地记者,写出反映我军抗日将士们英雄气概的诗歌成名作《肉搏》,至今仍为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他创作的歌曲《子弟兵战歌》被晋察冀边区指定为部队必唱歌曲。他创作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被著名作家徐迟称之为解放战争中优秀之作。新中国成立后,蔡其矫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到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采风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我国海防建设和水兵生活的诗篇,并收集在《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中。他也因此被评论家称为“海洋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系统撰写了反映福建历史、人文和民情风俗的诗歌,发表在《福建集》《祈求》《双虹》《迎风》等诗集中,为引领福建诗歌创作做出了贡献。</h3></br><h3>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爱”与“自由”,是蔡其矫诗歌永恒的内核。1957年,受外伶仃岛水兵寄红豆传情的故事触动,他写下广为传诵的诗歌《红豆》,以“少女万岁!”的高呼,在保守年代绽放出惊世骇俗的真诚。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评价蔡其矫是“一手举剑、一手举着玫瑰的典型诗人”。这也是蔡其矫独一份对爱情与自由的坚守。</h3></br><h3>事实上,以我行我素的意象写作、自由奔放的语言风格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的著名诗人蔡其矫,在现实中追求的也是诗一般浪漫与潇洒。有一次,他外出逛街,在福州东街口见到一对青年男女旁若无人地相拥相亲,竟在旁边花店买了一大束玫瑰花送给这对街头情侣。事后他说,他是用一种纯粹的爱意、善意为他们传递一份支持而已。后来,人们在他的《风中玫瑰》《芳邻》等诸多诗作中,都读到了这份温暖和爱心。</h3></br><h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诗歌崛起的年代,也是一个“不读诗无以言”的年代。当时,我在《福建文学》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由于各方面的渠道汇聚的动态,使我获知了全国已先后出现了三个诗群:朦胧诗群、他们诗群、非非诗群。其中尤以朦胧诗群受到瞩目。该诗群为首的就是诗人北岛。他的代表作《一切》和《回答》,是发表在1978年他们自办的油印刊物《今天》上的。我曾费尽心机从北京朋友那里抄来他的那两首诗。不久,又从蔡其矫那里获知那正是几个青年诗人自办的刊物,他们的作品,如北岛的《一切》等,是对社会与人生的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由此,我才和许多人认识到,这种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索,正是朦胧诗的思想核心。</h3></br><h3>之后,我又获知,原来早在1975年,还在厦门织布厂做女工的舒婷,有几首诗流转到蔡其矫手中。1977年,经蔡其矫介绍,艾青看到舒婷的《致橡树》,他推荐给了《诗刊》,并推荐给北岛。是年八月,北岛与舒婷开始通信,舒婷将她写的诗《这也是一切》抄在信中,算是对北岛《一切》的酬答。后来舒婷曾回忆她最初接触北岛诗歌的印象,说“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h3></br><h3>当时,恢复运转的福建省作家协会还叫“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主席是郭风,蔡其矫是分会的驻会作家。有一次我在蔡其矫的房间聊天,忍不住问他:“老蔡(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北岛的诗歌《一切》你怎么看?”</h3></br><h3>他看了我一眼,反问我:“哦?你怎么看?”</h3></br><h3>我有些慌了,说:“很深刻!有点惊世骇俗吧。”</h3></br><h3>老蔡沉吟了一下,笑着说:“写得是不错,不过有点偏。这首诗的主要好处是发出个人的声音。”</h3></br><h3>蔡其矫的这个说法,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我解读北岛诗歌的一把钥匙。</h3></br><h3>也许因相处多了,我还了解到:蔡其矫爱好广泛,特别钟情于自然山水与花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榕树一往情深。在回到福州工作期间,闲暇时,他总喜欢在榕树下漫步。原来,他很早就写诗歌颂过榕树:</h3></br><h3>慈祥的长须在空中飘荡,</h3></br><h3>却爱抚般地拂弄着光明的大气,</h3></br><h3>它的枝丫豪爽地让许多生命栖息,</h3></br><h3>低处有寄生的弱草,</h3></br><h3>高处有安巢的雄鹰,</h3></br><h3>它巍立在路边,</h3></br><h3>向下伸出四围的手臂,好像</h3></br><h3>要把地上万物都一齐向高空举起……”</h3></br><h3>无疑,这是一首向往光明、博爱万物精神的“拟物化”的诗歌。只是,连蔡其矫大约也没想到,这个常从榕树下走过的人,会以他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伴随福建省一本名为《榕树》的文学刊物走过一段时光。</h3></br> <h3>AI根据如上诗文生成的图片</h3></br><h3>1979年9月,由著名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郭风极力呼吁、亲自创办的不定期大型刊物《榕树》文学丛刊创刊。第一辑是散文专辑,收入巴金、萧乾、秦牧以及蔡其矫等一批著名作家、诗人的多篇作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各种稿件,随之如雪片般飞向编辑部。但谁也不知道,当时的编辑部只有分会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全部稿件拆封后按文体归类,堆得山一样高,随之由当时的工作人员分到各个编辑手中。简单说,这本刊物是由分会作家、《福建文学》几个人轮流担任“义务编辑”的,郭风指定他们分头看稿,并向全国组稿、选编,再交由当时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h3></br><h3>“散文专辑”打响后,随之计划出版“诗歌专辑”。记得那是1980年5月,郭风让蔡其矫牵头,并嘱我担任该辑的编辑。</h3></br><h3>蔡其矫当时很愉快地接受了,并对郭风说:“我只当过记者,一辈子往外寄稿,还没真正当过编辑呢,这回终于有机会试一试。”之后我们三人开了一个简短的组稿与编前会。蔡其矫把想约稿的主要名单念了一下,郭风当场对他说:“不得了,这些人的稿件能约到,日子就好过了。”原来,蔡其矫列出的名单,一个个都是他熟知的全国著名诗人……会后,蔡其矫高兴地对我说:“我会把全国著名诗人的好稿约来。你就等着读好诗吧!”我听了非常兴奋,对蔡其矫说:“好啊,有老蔡把舵,我会奋力划桨的。”</h3></br><h3>蔡其矫一听就笑了:“这对大家都是锻炼的机会,你也去约约稿,选中的送我看看就行。”</h3></br><h3>蔡其矫的宽容和鼓励给我很大信心,于是我立即给一些来过福建的老诗人邹荻帆、吕剑、青勃等人写信约稿,也跟省里的诗人、作者发信函。二个月后,我约的稿件陆续寄到了。一天夜里,我把准备送给蔡其矫审阅的稿件集中再编辑一次,不知为何忽然想到:北岛的那首《一切》好像还没在正式刊物发表,何不趁这本《榕树》文学丛刊的诗歌专辑刊发一下呢?于是我立即找来这首诗的抄件,一并编发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把编好的稿件送给蔡其矫,他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动手翻看稿件。当看到北岛的《一切》时,他停住了,只见他燃起一支香烟,吸了吸,缓缓吐出几缕烟雾,这才说:“这个我考虑一下,因为这首诗现在争论很大,我也不清楚这首诗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发表过,更重要的是,我很快要去北京组稿,想向他约一些新的诗稿。”</h3></br><h3>果然,蔡其矫很快去了北京。临行前他对我说:“我已跟郭风说好了,艾青等人的诗还没来,我得跑一趟。专辑的诗稿你再巡检一下,包括那首《一切》,先选入吧,全部编好后放着,等我北京消息。让你辛苦了!”我一听连忙说:“不敢不敢,老蔡你放心吧,有什么事我会请示郭风主席的。”</h3></br><h3>大约过了十来天,因发稿期临近,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郭风和我接到蔡其矫一封信,我们相继看后,都不禁喜出望外:</h3></br><h3>郭风、朱谷忠同志:</h3></br><h3>要拿到有分量的稿子真不容易!艾青七月五日从国外回来,忙于接见各种各样的客人,腾不出时间整理稿子。要向他拉稿的人简直排上队了,到底还是照顾了《榕树》和即将复刊的《星星》,把《无题》四十余首基本平分了。白桦正在赶写关于黄永玉电影剧本的修改稿,十七日上午完成,下午就写《复活节》给我们。我本想等公刘的稿,他答应月底寄来,但怕你们等急了,公刘的诗续后寄吧!</h3></br><h3>我已向他们说了:艾青第一篇,白桦第二篇,公刘第三篇。</h3></br><h3>此外,有两个应该变动。</h3></br><h3>谷忠是主张北岛的《一切》可以用,我总感有些不妥。《诗刊》七月号舒婷两首诗的后一首《这也是一切》,就是回答《一切》的。诗是好诗,可有点偏了。我建议去掉《一切》而代以他的近作《睡吧,山谷》。</h3></br><h3>彭银汉(翻译家)的日本现代诗十六首,中有一首茨木则子的《在我最美的时候》,《诗刊》要用,我们的《榕树》是否让了,改用同一个作者的另一首名诗《看不见的邮递员》,并且在《日本现代诗概况》一文中,关于茨木则子的一段也作相应的改动?</h3></br><h3>现把诗和文段一起寄去,请谷忠把旧稿剪去部分,贴了新增的。如果篇幅允许,也可把《日本现代诗十六首》改为《日本现代诗二十首》,增入《不是比喻》《马车出发之歌》《雾》《什么都第一》等四首。如果觉得与《诗刊》同时都用《在我最美的时候》对《榕树》无妨,也可用旧稿,不用《看不见的邮递员》,而增用其他四首,补足二十首,以造声势,你们以为如何,由你们决定。</h3></br><h3>请郭风在《榕树》专号一出,优先给涂乃贤(即陶然,香港作家。笔者注),他急着等用。并送公木一本。</h3></br><h3>此地许多人都注意《榕树》的广告。</h3></br><h3> 此致</h3></br><h3>敬礼</h3></br><h3>其矫 </h3></br><h3>七月二十八日</h3></br><h3>毫无疑问,看了蔡其矫的来信、约到的一叠诗稿,我深为他在北京不辞辛劳的奔忙和对《榕树》发稿的认真负责态度,以及他对编排的真知灼见与细心周到而感动不已。要知道,当时他个人在北京还有一些需要落实的政策还未落实,但他全然不顾,一到北京后,每天就骑着一辆自行车,走街巷,跑胡同,约稿、看稿、寄稿,风风火火,为《榕树》诗歌专辑作宣传。难怪他的老朋友都忍不住夸他是“蔡小伙子”。</h3></br><h3>那一天,收到书信的郭风当时对我嘱咐道:“一切都按老蔡的意思办吧。”</h3></br> <h3>《蔡其矫全集》</h3></br><h3>不久,《榕树》丛刊“诗歌专辑”顺利出版,强大的阵容,上乘的作品,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一些诗评家还热情洋溢地称赞《榕树》诗歌专辑是“中国进入新时期的同行者与见证者。是中国诗坛的擂鼓助阵者”。之后,《榕树》丛刊诗歌专辑坚持刊发精品力作,并注重与诗人们交朋友,融洽相处,许多重要诗人、作者都十分愿意将自己满意的作品交给《榕树》。记得,郭风曾高兴地说过:“《榕树》诗歌专辑能受到全国读者和诗人的喜爱,蔡其矫功不可没!”</h3></br><h3>还记得,之后蔡其矫从北京回来,看到还飘逸着墨香的《榕树》诗歌专辑,十分高兴,当夜就拉我和几个青年男女作家去福州一家小酒馆共进晚餐,直到夜深……</h3></br><h3>(《文学自由谈》2026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识别下图“码上订”二维码,订阅2026年未出版《文学自由谈》)</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3Wmpd8qfDN2uw2yZfO4PhA"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