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真的是古王朝崩溃的根源吗？下

阳光的xinsheng

只有这样解释，我们才能说得通一个在之前理论中匪夷所思的问题——为什么历史记载中，那些大量兼并了同乡地产的门阀士族，反而往往在当地民众中有非常良好的名望，沦为佃农的那些平民，死心塌地的支持自己的“恩主”，为其卖命、为其打仗，从而形成了三国乱世最基础的原件——部曲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琅琊诸葛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在地方上都是“田连阡陌、兼并无数”的大地主。 但如果我们翻看史书，会看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比如《后汉书》和魏晋史料记载这些家族在地方上的风评，往往是“居乡里，甚得物情”或者“德高望重，为一州之表率”。 这就怪了，如果他们靠的是巧取豪夺和皮鞭剥削，当地百姓早就把他们全家剥皮抽筋了。 但真实的场景是，当朝廷下派的胥役如狼似虎地来催人头税时，正是这些宗族门阀站出来，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面子，把官差挡在门外，甚至自掏腰包替宗族里交不起税的自耕农把税垫上，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人的土地收入庄园。 对当地百姓而言，这叫“活命之恩”，这些大兼并者，是他们全乡本土最崇敬的保护伞和救世主。 于是他们聚集在这些“民英”周围，由地主而为士族，由士族而成坞堡。 《三国志·许褚传》记载：天下大乱时，许褚在老家谯县“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三国志·李典传》记载更绝，李典的家族在乘氏县（今山东巨野）极具势力，“宗族部曲三千余家”。 请注意这里的数字——数千家。换算成人口，这就是数万人的超级大企业。这些成万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拖家带口、主动卷着铺盖住进许褚、李典的坞堡庄园里，给他们当佃农和部曲，受他们的剥削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坞堡庄园之外，是皇权，个体直面皇权，受的催逼与剥削更狠。 纠正了这个现实，我们再看看曹操的做法本质是什么？他压抑士族、将（至少是敌对势力的）士族坞堡庄园击破，然后设立军屯和民屯，让民众在那里耕田。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取消民间庄园，设置国家农场。而曹操的屯田制，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酷烈的，根据史书《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以及相关经济史料的明确记载：曹操在许下及各州郡推行的屯田制，其分账比例高到令人咋舌。“得官牛者，官六民四；得私牛者，官民对半。” 这意味着，如果你用官府发给你的牛耕田，地里打出来的粮食，国家要强行抽走百分之六十！即便你用的是自己倾家荡产保下来的私牛，国家也雷打不动地要分走一半。请注意，这还仅仅是田租。屯田体制下的农民（即屯田客），是没有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的“军国工具人”。他们直接隶属于各地的典农中郎将或典农都尉，生是曹操的纳税机器，死是曹操的战争燃料。 曹操哪里是在解放农民？这分明是用暴力荡平了民间的民营庄园后，由国家亲自下场，充当了全天下唯一、也是最大、最冷酷的超级垄断“地主”。 当然你可以说，曹孟德这个屯田制，毕竟终结了东汉末年愈演愈烈的对自耕农无节制的征收和摊派。留下的四成田收，能给农民自己，好歹够活着了。 但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在这个体系下，皇权是掌有无限权力的，而老百姓手无寸铁，还被取消了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活脱脱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还不是任人宰割？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是四六分成或者对半分成，明天要改，要增别的加派，那还不是典农都尉一句话的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权力的制衡与契约，一切利益的“分蛋糕”，都是短暂的、终将被反悔的空中楼阁。 所以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代，老百姓不看忍受皇权的直接压迫，纷纷主动投靠到士族地主形成庄园坞堡，然后再由这些士族出头去跟皇权进行博弈，讨价还价。这已经是对平民百姓最有利的一种博弈方式了。 所以为什么试图搞放任经济、“士族联邦”的袁绍死了，河北士民都号哭于巷、如丧父母？为什么荆州民众听说曹操来了，要争相依附刘备，演一出胁民渡江？曹操的那套国家主义、那些军屯民屯，不是打击士族、解放佃农的吗？ 只能说，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身体的逃亡是最诚实的。 大江东去，千年过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去回看东汉末年曾经兴盛一时的士族-地主-坞堡这个政经军三元复合体，我们发现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民间自组织。 是的，跟现代社会的企业一样，这是一种民间自组织。正因为个体直接面对的公权力时太渺小，太无一战之力了。所以人们才结成社团、结成公司、结成庄园，然后公推出代表、企业主和士人，与公权力进行博弈。 这不单单是中国历史的隐秘代码，更是世界文明史中最核心的社会学定律。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传世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提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中产阶层与社群联盟理论”。 托克维尔冷峻地指出：在一个中央集权无限膨胀的社会里，如果抹杀了一切民间自发结成的中间社群，让手无寸铁的边缘个体，去直接面对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那必将导致一种最绝望、最不可逆的专制与社会活力的彻底窒息。 在托克维尔的理论模型里，那些由中产阶层、地方乡绅、行业协会所自发构筑的“中间社群”，根本不是乱天下的祸源，而是社会系统必不可少的缓冲垫与安全阀。 可两千年前的华夏大地，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 士族-地主-坞堡这个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终究只是昙花一现，与皇权漫长的博弈之后，它最终没有承担欧洲中世纪封建主贵族的那种“中产阶层”的作用，中国历史最终滑向了大一统皇权与原子化个体二元博弈的“法家乌托邦”。 于是李调元的《卖田说》，就只能一说再说，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悲剧，也只好一演再演。 人们却学着曹操一般反过来骂，说袁绍和他身后士族的土地兼并，是乱天下的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