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真的是古王朝崩溃的根源吗？ 上

阳光的xinsheng

李调元的《卖田说》

在汉末的历史上，面对天下的分崩离析，袁绍和曹操走了不同的道路——袁绍的思路是依靠士族地主、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放任土地兼并，而曹操奉行的则是法家的国家主义路线，打击、压制士族地主，将农民尽可能的从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纳入到自己的军屯、民屯体系当中去。

我相信肯定有读者有疑问——打击土地兼并，把农民从地主那里解放出来，这不好吗？听上去，曹操才是代表了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进步人物么，袁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活该他失败。

的确，受传统史观的影响使然，很多人忍不住会这样想。

但别急，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再慢慢给你分析其中的利害。

1

清朝“康乾盛世”时代，有一个官员名叫李调元，他是四川德阳人，此人不仅诗书传家，更在地方上干过多年的实务官。这样的人，冷眼旁观过最真实的民间生态，写出来的东西比正经史家更加真实可信。

李调元就写过这样一个散文叫《卖田说》。

说李调元小时候有一个发小叫王润泽，家里是自耕农，有十几亩良田傍身。

但李调元辞官告老还乡回家时，发现老王居然把自家的田给卖了，当起了佃农。

李非常不解，甚至觉得老王不争气。因为在传统观念里，买田置产才是能永久传给子孙的基业，把自家的地卖了去给别人当长工，产权和生杀大权全都捏在地主手里，这不是自绝生路吗？

他甚至怀疑王泽润是不是受到了地方恶霸的威胁和强取豪夺。于是很隐晦地对老王说：“你如果有什么冤屈，被谁逼迫了，你尽管告诉我，我替你做主。”

没想到，老王却连连摇头，非常真诚地告诉他：“我是自愿卖地的，我现在当了佃户，心里高兴得很啊！”

怎么会这样呢？老王掰开手指头给他算账，他原本有十亩地，刚好够养活家里十口人。按照大清朝朝廷的法定正税，其实非常低，每十亩地只需要征收碎银三分，加上一点损耗，折合下来也就一钱银子，这点税老百姓咬咬牙完全过得去。

但问题是，官府的嘴是个无底洞。朝廷的正税虽然低，但地方官府和基层胥役的“额外摊派”，是法定正税的一百多倍。今天县太爷要请客吃饭、招待上峰，这个酒席钱要按田亩向老百姓公摊；明天衙门修个围墙、买个办公用品，又要按田亩公摊；后天遇到上头要加征，那笔糊涂账更是没完没了。

皇权制度下，官府作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表，权力理论上是上不封顶的，所以财权也就是无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税摊派，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一年能加征十次、二十次，逼得人活不下去。一旦地里收成不好，或者交不上这些层层加码的摊派，如狼似虎的胥役就会拿着锁链直接冲进他家，抓人、拷打，逼得他家破人亡。

所以这十几亩田地在自己手里，哪里是什么财产啊？分明就是摧着自己家破人亡的催命符。所以最终老王只能把自家的地给卖了。

地一卖掉，地契上没了王泽润的名字，他在官府的催税系统里就等于“销户”了。那些无底线的摊派和凶狠的胥役，再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虽然他现在还要给举人老爷交地租，但地租是固定的，遇到灾年还能跟东家哭诉求情，东家为了明年还有人干活，多少会给条生路。不会像官府一样，只知道压榨，不顾你死活。

李调元听了以后大受启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把自家的地卖了，图个清净呢？

没想到老王却大不以为然。“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别闹了，你家当过官，有功名在身，哪个官差不开眼，敢来找你的麻烦啊！就是盼着你家子孙能世世代代都当官，一旦那一天家里没人当官了，那才会落到和我们一样呢！

李调元一听毛骨悚然，赶紧拿这个故事教育儿孙，说你们得用功学习，考功名科举啊！一旦当不上官，万贯家财你也守不住啊！

2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你琢磨出什么味道没有？对，李调元的这篇散文，点破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乃至王朝兴衰那个被掩盖的真相。

在我们印象里，农业社会中，自耕农的主要敌人似乎应该是地主——每逢治世，土地耕作会自然的产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会导致富农攒钱买田，田地多了成为地主，然后如同滚雪球一样富人的田地越来越多，穷人田地越卖越少，最终搞得富者田连纤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个思路看似很顺畅，但有两个说不通的地方。

第一是富裕阶层完成基本财富积累之后，他为什么一定要只朝着田产这一个方向使劲呢？农业是一种回本很慢，而且高度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有了钱，实现资产的多元化，经商、办手工工场，实现财富的多元化，资本的快速流转，这不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为什么一定要让资本往兼并土地这一个方向使劲呢？

第二个问题，是沦为佃农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啼饥号寒、动辄转死沟壑？如果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真的那么狠毒，把佃农都饿死了，他守着偌大的田产，谁还给他种地呢？另外，如果佃农的下场这样恐怖，那么自耕农卖田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土地的交易价格就会被推到极高。

你对比一下欧洲发生的故事，就是发现，这两个bug是真实存在的——由于缺乏统一皇权的管控，欧洲在中世纪历史上，倒是真的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地主庄园经济”。

但在这套系统里，领主们（也就是地主）很快就发现，光死守着封地种田，收益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一旦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立刻就会把资金投向收益更高、流转更快的海外贸易、银行业、羊毛加工等手工工场，迅速完成了财富的多元化。最终这种财富的多元化催生了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贸易，然后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奴和佃农，虽然名义上归领主管辖，但他们受到的剥削其实是有明确的习惯法和契约约束的。领主如果为了追求暴利把佃农都逼死了，或者把税率提到不切实际的高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庄园彻底瘫痪，因为根本没有“备用人口”来替他种地。所以，欧洲庄园里的博弈，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平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整个欧洲中世纪历史上，佃农比例明明比同时代的中国要高得多，却甚少发生中国这种剧烈的、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长达上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整个欧洲十几个国家，数得出名字、稍微形成点规模的农民反抗，加在一起竟然只有区区八次左右。什么法国的扎雷克起义、英国的泰勒起义、德国的闵采尔农民战争……

而且，不仅频次低得吓人，其规模、诉求和惨烈程度，在中国动辄席卷全国、动员百万、把皇帝拉下马的黄巢、李自成们面前，简直就像是一场场温和的“行业罢工”甚至是地方治安事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领袖要“杀奔东京，夺了鸟位”自己当皇帝的事情。

所以，单靠地主与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能够解释古代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定有某种力量，打碎了上述两个农业社会的平衡器，导致中国社会走入王朝更替、治乱兴衰的死循环的。

这个力量，就是皇权。

3

梳理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皇权通过两种手段，瓦解和扭曲了正常农业社会的上述自我调节机制。

第一是对地主和富农等中产阶级实行财产掠夺和“利出一孔”：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商人或富农，一旦完成了基本的财富积累，他们很快就会绝望地发现：在这个国家，除了买田置产、成为地主之外，你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你想单纯的积累财富，存在家里不动？对不起，大一统皇权只要手头一紧，就可以用汉武帝式的“算缗、告缗”，在一夜之间将天下的自由资本合法充公。

在大一统朝代眼里，民间的商业资本不过是养肥了的猪，朝廷缺钱了随时可以牵过来宰杀。

你想办手工工场，搞资本快速流转？

对不起，“盐铁官营”和各种严苛的关卡垄断会像铁索一样卡死你的脖子。在大一统的法家逻辑里，绝对不容许民间出现任何能够跨区域调动资源、独立于官府控制之外的自由资本。

这个体系是在汉武帝时代开始走向完善的，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推出了“算缗告缗”和“盐铁专卖”两项制度，堵死了民间资本的其他去路，导致资本只能向着土地做单向流动，客观上极大地加速在经济更发达、民间更富裕的文景时代并不明显的土地兼并。

富人们唯一能找到的、稍微具有一点点“抗风险能力”的资产，就只有土地。更准确地说，他们买的不是土地这种低回报的固定资产，他们买的是附加在土地身上的“政治特权”。

因为在大一统的税收顶层设计里，只有通过读书、科举、买官，或者依靠世家大族的门望成为享有朝廷特权的阶层，你才能合法地享有“优免特权”——也就是免税、免役。

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个特别典型例子，汉灵帝时代朝廷公开卖官，曹嵩花了一亿万钱的巨款，去买了一个位列“三公”的太尉。但没当几个月，就又辞掉了这个官位，赋闲回家了。

你说曹嵩这么一进一出，不是把巨款打水漂玩吗？人家精着呢，这一亿万钱，其实就是给皇权交一笔保护费，买一张护身符——我加入到你们这个权力团体里来了，我的资产你们可以 不动了吧？

如果说武帝这一手，是逼着富人做不了商人和工厂主，只能去做地主-士族。 那么他和后来皇帝们愈演愈烈的另一手，则是把穷人都逼成了佃农。

这个体系就是每个王朝中期以后对自耕农群体不可避免的压榨。

前文说了，皇权刚开始伸手要钱，肯定是猪紧着肥的杀，垄断工商业、征收财产税，于是富人不得不挣扎，成为地主-士族复合体，地方上有田连阡陌、朝堂上位列臣班，让你尽量剥削不动我。可当富人的油水刮不动了，皇权还是要钱维持运转，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向小自耕农征收、加派，多刮一点油水。

以汉代为例，大汉开国之初，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定下了“十五税一”的规矩，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其进一步减免到了“三十税一”。

在教科书里，这被称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制度细节——“三十税一”只是田租，也就是土地税。

汉代真正用来卡死穷人脖子的，是跟田产毫无关系、只要你大活人还喘气就必须交的“人头税”：算赋与口赋。按照规矩，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120钱，这叫“算赋”；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要交20钱，这叫“口赋”。

这个钱本来还好说，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皇帝的“大有为”之心，皇权的抽水机开始无节制地加速。汉武帝不仅把成人的算赋成倍往上翻，更下令：将儿童口赋的起征年龄，从7岁直接提前到了3岁！并且每人每年加征3钱，变成了23钱。

此后皇权对平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重，《后汉书》中悲凉地记载，到了汉末，很多地方的口赋甚至从婴儿出生的一岁起就开始强行征收。

不仅如此，由于汉代规定不服徭役的人必须交纳“更赋”（代役钱），拒绝受制约的公权力开始频繁、无限制地巧立名目进行“横调”和“杂派”。今天修太守的后花园你要出钱，明天刺史大人过路你要分摊车马费……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把李调元的《卖田说》和王泽润的账本放进来，一切就彻底对上了。

为什么汉末出现了那样剧烈的土地兼并，那些原本是自耕农的农民，他们真的是被当地的士族地主巧取豪夺、被迫放弃了自耕农的地位吗？

恰恰相反，他们就像李调元笔下的王泽润一样，欢天喜地的把自己的田产“卖”给了东家，换得成为佃农和隐户，从此不用直面公权力越发敲骨吸髓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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