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260高地

树榕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有些记忆，是一群人共同的勋章。

东北又入冬了。群山在冰雪的裹缠下愈发冷峻。我站在260高地上，眼前是纵横交错的堑壕，耳边是凛冽的风。在东北经历了几十个冬去春来，我从没有在飘雪的季节里，如此安静地站在这个高地上。“260”是它的等高线，只有在1∶2.5万的军用地图上才能找到它。可半生沧桑之后，它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非要冒着风雪来看它。

同样是雪。四十年前的雪，覆盖过这条战壕；更早的雪，覆盖过长津湖结冰的河床；眼前的雪，正一层层盖住山下那座早已改了模样的营房。雪从不问落向何处，它只是落，像时间，只管一分一秒地流逝。

我蹲下身，用手套扫开一块积雪。战壕壁上的土冻得像铁，薄冰裹着裸露的树根，一层叠着一层。在一处壕壁上，我惊讶地发现一枚残存的步枪弹壳，壳壁完全锈蚀了，只留下底部依稀可辨撞针击打过的痕迹。几十年了，它一直嵌在这里。

我的指尖触到那冰凉的弹壳时，忽然想起另一条战壕——长津湖那些连枪栓都拉不开的步兵们，他们指尖碰到的，是零下四十度的钢铁。

山脚下的营房，曾经是步兵第604团二营的营区。如今大门换成了伸缩门，平房起了楼房，杨树墙变成了砖网墙。营门前还是那条长长的陡坡，但坡中间的马厩、猪舍、菜窖都没了。那个被我们生生挖出断壁的沙坑，孤零零地躺在荒草丛中。

向东望去。大操场还在，只是堆满了陌生的装备。家属院的红砖墙已经望不见了。三营的营区只剩下几排屋顶，沉默地伏在雪下。那是我生活了近十年的地方。如今白茫茫一片，快认不出了。

二营是步兵营。我一直觉得，当兵能当步兵是荣幸。陆军的所有火力与保障，都是为了护送步兵的脚步前进。没有步兵踏上的土地，就不能算作占领。有位将军说，战争的胜利是用步兵的脚步量出来的。步兵距敌最近，直面死亡。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长津湖冻成冰雕的“冰雕连”，他们都是步兵。

我读过一篇散文《原木在移动》，一个美国老兵回忆长津湖。文章写得扎心。尽管我不愿把志愿军战士比作“原木”，没有心跳的“原木”，怎能代表那些有信仰、有血性的人？可那些话像钉子一样砸进来：

“他们的火力很弱，没有炮火掩护；他们的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原木在移动……我们的火力很猛，坦克、火炮、机枪都在射击，巨大的火球在原木中滚动，他们像僵硬的原木一排一排倒下……他们仍然在冲锋，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小河里、河岸上，躺满一片一片的尸体，像躺倒的原木，冻得僵硬……”

咀嚼那段文字，我攥紧了手套里的拳头。雪落进后颈，冰得我一激灵，原来我还有体温。长津湖的那些人，最后失去的，就是对这冰凉的知觉吧。我起身在雪地上来回踱步，每一步都像踩在长津湖那条结冰的河上。忽然明白，那个美国老兵为什么要用“原木”来形容冲过来的志愿军，面对像移动的森林一样挤压过来的“原木”，他心里剩下的只有恐惧。那些明知是死也要扑向敌人的中国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步兵，中国陆军的灵魂。

从敌人眼里看，他们是“原木”；从我们眼里看，那是血肉之躯在极限中被信仰铸成的钢铁。越是“僵硬”的动作，越需要柔软的意志去驱动。所谓陆军之魂，或许正在于此：在生存本能都已经被冻僵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前。

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紧绷着。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苏联大军压境，北方的部队始终绷着打仗的弦。1979年2月南方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按“南打北防”部署，北方部队全上了阵地。和我同期入伍的高中同学先荣从202师调去203师，那时他已经当了排长。他对我说：“从思想和肉体上，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部队往上拉，老百姓往下撤，留下的都是干部和基干民兵。山下李大爷把年猪牵上山时，猪蹄在冻土上直打滑。他拽着猪尾巴对连长喊：“你们不杀，等老毛子来了这猪也得归他们！”那猪叫了一整夜。我们在战壕里听着，没人笑。那猪叫的唯一意义是证明它还活着。第二天清早，战壕里多了一大锅猪肉炖粉条。连长没问哪儿来的。

二月的东北，冻土一镐一个白点。战士们硬是在严寒中挖出了战斗工事，做好了迎击苏军的准备。那年冬天，我的翻毛大头鞋里灌过无数次雪，雪化了，脚是凉的，可天亮之后还得往前走。

世界本无宁日。我们享受太平，是因为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度，有人在日夜守候。

眼前是银色的世界。群山披着银甲，通往山顶的小路像哈达飘在峰峦之间。我的思绪穿过飞雪，穿过时间，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营房里，住过一群兵，一群属于“原木”传人的兵。

风雪越来越紧，山下的营房亮起了灯。我转身下山，脚印很快被新雪抹平，像从未有人来过。走到半山腰回头，260高地已经隐在雪幕后面了，只有风还朝着那个方向吹。我想起老班长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关于打仗的。他说：“站稳了再迈下一步。雪地里摔跤不疼，但会湿了鞋。”

那鞋湿了，可以再暖回来。山脚下营房里走出来的兵，谁的鞋里没灌过几斤雪呢，可风雪裹着他们走散了，就很少能够再回来。

雪化了，脚会凉一阵子；但路，是要一直往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