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莫言来剃头

闪耀暖暖

散文｜莫言来剃头

文/闪耀暖暖

盛夏七月，暑气蒸腾。我做梦也没想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会一身风尘地出现在我的理发店里，让我给他剃头。

起初，我并未认出他来。他戴着头盔，穿了一件灰色外套、一条直筒黑裤子，脚上一双沾着泥土的帆布鞋，像刚从高粱地回来的老农。他一脚踏进店内，带进一股热烘烘的土腥气。

我盯着他的脸，总觉得眼熟，转头问带他来的守武哥：“这人看上去像莫言？”守武哥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长门牙：“他就是莫言啊，是我公司的投资方！”

我心头一怔，写小说的莫言还有别的身份？多年的职业习惯，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我从来不随便乱问客人的私事。我把疑问咽回了肚里。

看他的打扮，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丝毫看不出是拿过国际大奖的作家。他摘下头盔坐在长椅上，与别的顾客没什么不同。即便在北京住过多年，身上也没有半点京城人的疏离感，反倒透着乡村的质朴。

说实话，莫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土生土长的高密东北乡人。老乡见老乡，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他板板正正地坐着，安静得像一尊雕像。

忙完手里的活儿，我忙喊：“莫言老师，先洗洗头吧。”他只点了点头，跟着我走到洗头盆前。他的头发不多，我用老牌子的花香洗发水给他洗了。洗完，他默默坐到理发椅上，围好披布。拿起剪刀我才发现，他头顶的头发稀少得能数过来，四周边缘却又黑又厚，格外黝亮。露出的大脑门油汪汪的，像东北乡的打麦场。

“莫言老师，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读过《透明的红萝卜》，看过电影《红高粱》。”或许说到心坎里了，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但依旧没有开口说话，仿佛一开口，说出的每个字儿都要按斤论两收费似的金贵。

“最近读了您的新书《人呐》。我们作协与文旅局还联合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专门学习您的短篇小说。”他一直不回话，我以为他耳背，故意提高了声音。

这回他真听见了：“是吗？张宏伟也快六十了吧，还挺会弄事。”他语气悠悠，带着高密乡音的温润，眼睛望向门外，像望着一片火红的高粱地。

“您来参加座谈会吗？”我满心期待。

“不，我是来投资红高粱酒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小说写得那么好，为何还要从商呢？遗憾像根细刺，轻轻扎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或许种高粱、酿高粱酒、写红高粱故事，都是莫言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他头顶那几根翘起的头发，像高粱地里的穗子晃着，这是他灵感的招牌，我得小心保留。我把周边的头发打薄些，来衬托那几缕稀贵的发丝，再用推子清出耳朵，让那颗装满故事的脑袋显得清爽利索。

莫言老师对新发型很满意，执意要付剃头钱。我本不想收，拉扯了一番，他还是掏出鼓鼓的钱包，里面装满了厚厚一沓百元钞票。他从红票夹缝里抽出一张二十元放在桌上。也罢，他也不差钱，收了，他也心安。

见他胡须有一寸来长，我问：“莫言老师，您不刮胡子吗？”

他有些意外：“你还会刮胡子？我在北京理发的师傅，从来不会刮。”

我又让他躺下，蘸了些肥皂沫抹在胡须上。没想到，他的胡子又柴又硬，比剃头难对付多了。我手握剃须刀，一下一下轻轻地刮，生怕手一抖割伤他。刮到鼻孔下方时，我发现胡须里藏着一堆小水泡，像埋下的几颗子弹。

“莫言老师，您上火了。这儿得避开，不然刮破了会出血。等会儿用剪刀修短吧。”刀架在嘴上，他不敢说话，喉咙里只发出“嗯”的回应。

刮掉胡须，他精神了不少，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人，倒像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我望着镜子里的他，一时恍惚：这是那个写《生死疲劳》的作家，还是高密乡下的寻常老汉？给他剃头，跟给我爹剃头，好像也没什么两样。

我知道，剃完头的莫言很快就要走了。好不容易见上一面，正想与他合影，这时，尖锐的手机铃声炸响。我也被惊醒了，一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手里攢着正在响的手机。门外银杏树上的蝉有气无力地喊着“热死了”，正午的太阳明晃晃的，灼得我眼睛疼。

原来是我做了一个梦。

可梦里的莫言，带着高粱地的泥土气，带着庄稼汉的朴素，带着一个文学者最本真的模样。那个写出诺奖作品的人，也不过是个会沉默、会笑着付剃头费的普通人。那感觉，真实又清晰，就像他笔下的短小说一样，平实里藏着蓬勃的生命力。

醒后我一直在回想，或许真正的作家，他们就是从土地来，带着泥土的温度，把日子过成故事，又把故事写回土地。

剃头如此，写作如此，人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