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生往事｜一张老照片，回望周氏家族的儒商岁月

郎老师

整理家里旧物，从抽屉翻出这本2010年第9期《商务风》杂志。随手翻阅，翻到P81，一篇《生财有大道》，记录的正是昆明老字号大道生布庄的家族往事。

这本由云南省商务厅主编的商业刊物，本期主题是云南企业面向东南亚的发展图景，在面向向外开拓的叙事之中，也留存下本土老商号的历史记忆。

杂志刊载的1980年夏老照片，周作民、周作孚、周作霖三兄弟并肩而坐，历经世事变迁，是极为珍贵的家族文史影像。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取自《礼记·大学》，也是“大道生”商号名字的源头。

先祖周自镐弃儒从商，在顺城街创办大道生布庄。立下规矩：如不满意，原银退货。不逐短期暴利，以诚对待顾客，善待乡间织户。

周作霖钻研染织工艺，攻克阴丹士林布的染色技术；外公周作孚常年奔走乡野，对接千家万户织户；堂兄周作民主持后期商号运营。兄弟同心，对抗洋布倾销，把云南本土土布实业一步步做起来。

读罢杂志文章，再翻看家中留存的一帧帧家族旧照：老宅庭院合影、外出游历留影、还有我儿时的全家福。

书页会泛黄，街巷会变迁，顺城街旧时商号早已消散在城市更迭里。但大道生留下来的，不只是土布的记忆，更是中国人传统的儒商之道：经商先做人，求财更求义。

所谓商道，归根到底便是人道。先辈用一生实践印证书中道理，这份信义家风，值得后代细细品读、代代铭记。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礼记·大学》

生财有大道（上）

□文/杨晓萍

《礼记·大学》的这段名言，让1987年前昆明顺城街上“大道生布庄”的生意风生水起，驰名全省。如今，顺城街已埋葬在摩天大楼的钢筋水泥里，“大道生布庄”也早风流云散，但“大道生”留下的美名，仍在昆明老一辈人口中传扬。他们忘不了周自镐的“如不满意，原银退货”，忘不了周家自己研制的染料，土法染出永不脱色的阴丹士林布的细密平整，耐磨经穿……

左起：周作民、周作孚、周作霖，摄于1980年夏。

淡定世事 弃儒从商

清朝年间，顺城街为南城外通往小西门的街道。街东段名“打带巷”，街中段称“顺城街”。后因这条长694米的街东、中、西三段皆顺着昆明的南城城墙而建，便统称“顺城街”，旧时顺城街从南往东，通往省外和京城的大道；出小西门，通往滇西的主要驿道；顺城街东口的三市街，民国时期是昆明城外最繁华的地段。

顺城街上的大道生布庄创始人周自镐（字景西），清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四川西昌县樟木乡后街，父亲周昌华是开设“遇春堂”药铺的当地名医。自幼发奋读书的周自镐考取清末最后一科（己酉）拔贡，他曾应试京官得中，以“即用知县”分发云南。到昆明后，周自镐自荐到云南提学使署任职，致力教育，成为提学使叶尔恺的得力助手，与名士周钟岳、由云龙等人结为知交。宣统三年（1911年）春，蔡锷来滇训练新军，任新军19镇37协协统，聘周自镐为书记官，主持协中文牍。同年10月30日，云南“重九光复”，蔡锷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欲委周自镐重任。但此时周自镐接到西昌老父的信函，催他返乡。周自镐告别蔡锷回乡后，在樟木乡创办了川西南第一所两级小学，出任披沙（后改宁南）县佐，后赴川东宣汉担任文案。

1919年周自镐二次赴滇，好友周钟岳、由云龙已成为省署要员，劝其定居云南。恰遇唐继尧招考县知事，周自镐考中第一。唐继尧审阅试卷、名单时，指着籍贯栏说：“怎么第一名是四川人呀！”周钟岳请人劝说周自镐改籍贯云南元谋，周自镐婉言回绝：“为做官不认祖籍，这样无行之人，联帅恐怕不取吧？”主试遂将第二名禄劝人杨知一提为第一，周自镐屈居第二。发榜后，周自镐终明白：圣贤书中的社会只是空中楼阁。毅然放弃上任，决心不再从政，以坐馆授业维持生活。

1922年，周自镐主持国学专修馆教务、事务并兼授课，两个儿子周作霖和周作孚也先后入馆就读。周家庭训甚严，兄弟俩每天黎明即起，高声诵读古文。那时，周家住在三益里，与滇剧泰斗栗成之为邻。正负盛名的栗成之每晚演出后还要和同行们说戏到深夜，而周家书房与栗家卧室仅一板之隔，往往栗成之入睡不久，周家兄弟的读书声已起，被读书声惊醒的栗成之请求他俩放低读书声，他俩只好到隔天井的厅堂继续读书。心怀感激的栗成之得知周自镐乃国学专修馆学者后，便托房主向周自镐致意，要登门拜访。周自镐和栗成之见面后，相谈十分投机。栗成之演出时，常送票给周自镐，国学底蕴深厚的周自镐也为栗成之修改润色过《战船图》、《七星灯》两出戏中的唱词。他还按排行让儿子们称栗氏夫妇为四爷、四婶。周家迁到顺城街后，两家也一直有来往。1946年，滇剧著名红生、老生刘海清逝世，家贫不能治丧，是栗四婶向周自镐求助，才得以出殡，入土为安。

清末至民国年间，云南河西盛产“有铜钱厚”的土布，因厚实耐穿畅销全省。顺城街东段随之开起了很多布店经营河西土布。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自镐经朋友帮助盘下顺城街一个小店，开了一家布庄，自此弃儒从商。他从《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取“生财有大道”之义，为布庄取名“大道生布庄”。酷爱碑帖的周自镐，从托学生带回的北魏《金刚经》泰山石刻拓片中选出“大道生”三字，刻成招牌，寄寓为：“大方处平顺，道说色新鲜，生意通四海”。

诚信为本 艰苦创业

周自镐开始经营布庄的1923年，正是云南土布一受日本东洋布的倾销冲击，二受上海、汉口等城市机织布影响的时期，手工业纺织，比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落后几十年。

以文人外行潇洒转身经营土布的周自镐，用做学问的精神铺路，认真从头学起。他了解到：用纱换布或购进坯布（白布），大多数都要染成青、蓝色才好销售。而布业行情之所以每况愈下，一是因为好布不多，流行的“盖面布”在一匹布中，只织一小段好布在头子上，往下的布织得太稀或稀密不一。七匹叠成一把的布匹，长短轻重不一。布匹的经纱、纬纱往往以白泥、浆果等重浆，还在地上回水，以增加重量。二是染业中也存在着弄虚作假的行为，即在染色中掺以猪血、牛血，给人色深布厚的假象。

周自镐收购坯布的来源，一是川帮机房布质量较好的和尚布、三二布、二八布，但产量太少。二是玉溪、河西的手工布。而被称为“五世同堂”的玉溪土布则是同一匹布内的长短宽窄、面子里子的稀密、浆水轻重都不一致，但来量大。周自镐决心从提高质量做起，他恳请玉溪布商们设法提高质量，自己则不辞辛劳把收购的土布进行晒干处理，排出水分，分出掺白泥少的布匹，以做重量归类。按好、中、差依次论价。这种相当费时费力的做法，获利相当微薄。但周自镐始终坚持诚信为本，绝不弄虚作假。

大道生从开张第一天起，就坚守诚信为商之道。周自镐不赞成当时商家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和某些店铺提高商品底价，再折价出售或讨价还价的做法。他始终坚持将布按质论价，布售出后，“如不满意，原银退货”。

周自镐还和东寺街一家染房商定：凡是大道生送染的布，一律染真色，染软色，废弃使用猪血、牛血，染费从优。此举大大提高了大道生布的质量，销量更加扩大，在市场上有了与外货竞争的能力。

大道生实行固定工资加奖励的待遇。一般职工，每月每人平均工资约40元左右，年终还发双月工资，对成绩显著者给予特别奖。总务常有林，由于工作认真负责。1948年大道生一次就奖给他棉纱120箍，约合新滇币2000元左右。

周自镐反对责骂职工，以理服人。强调办好伙食，让工人吃饱吃好。他立下规矩，办厂结余的钱，不建房屋盖屋，要花在教育和医药上。并在昆明和玉溪的厂里都聘请了好的中西医，工人在厂生病吃药都不花钱。周夫人更是宽厚待工人，曾有人介绍了个有病的人来做工，上工两天就停工休息。管事知道后，欲将两人开除。周夫人听说后，不同意随便开除工人，还夸介绍人对朋友讲义气。她非但不责备，还让他去照顾病人，直到把病治好送他回家。

高挂在顺城街356号的“大道生”招牌那古风古韵，留住了不少文人雅士的目光。开业来来往回走了几趟，一位儒雅的老人在大道生店前，开业来回走了几趟，一面走一面注视着那块招牌，周自镐见状将老人请进店内，吩咐送茶。来是游学过日本，进过翰林院的清光绪进士，历任法政学校校长、省公署秘书长、富滇银行行长等职的学者顾视高（号仰山），他询问了招牌的内涵及书法的出处，不禁对周自镐油然起敬，并对他弃儒从商深表惋惜。两人相见恨晚，叙谈多时才依依道别。

生财有大道（下）

不断改进 创新扬名

周自镐的两个儿子周作霖（字润苍）、周作孚都是云南国史专修馆的高材生，因去玉溪收购土布缺乏人手，周作孚便首先成了父亲的帮手。周作霖在1928年回西昌老家完婚后的两年间，学会了全盘手工操作织布，并在两位表兄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制造出了新织布机，织出的布质量好，但产量低。周作霖奉父命回昆明时，把织布机拆散带回来，想再改进。回昆后，周自镐逐渐将大道生布庄交给周作霖、周作孚经营。

1930年，周作孚带着棉纱到玉溪各村各家换好布，由于坚持实行好布好价的信誉，与收购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论布业淡季、旺季都能换到。各村织户口口相传，放心织好布的织户越来越多，推动了玉溪好布产量的上升。大道生布庄也得到了更多州县贩布商人的信任，扩大了销路。

1932年，周作霖在鸡鸣桥外复兴村83号罗平会馆内筹建唐民织染工厂，实现了产、供、销一体的经营模式。那时云南还没有哪家织染厂能染出绝不脱色的阴丹士林布，周作霖买来有关染色方面的书籍，潜心研读，亲自到织染厂支起铁锅试验，几经失败，终于用德国谦信洋行的染料染出绝不脱色的阴丹士林土布，创下20世纪30年代初期云南织染史之最。

当大道生第一次向德国谦信洋行香港染料公司购买大宗染料时，该公司经理仕云程（德国人）专程来昆明查看，他亲眼看着周作霖配料、下料、开染起锅。当他看到没有高技术人才、没有染色专业人员的大道生土法染布工艺后，特地剪下一小截布装进密封袋（以保持水分）带回去分析研究。事后，仕云程赞不绝口等大道生的土染布很符合科学原理，不比现代机器染布差。绝不脱色的阴丹士林布，成为云南妇孺皆知的名牌产品。

1935年5月，大道生成为成批生产供染色的生白布，先后在玉溪北城附近建立了八个分厂，共拥有织布机五千来张。织布中，竹扣的好坏对质量的影响很大。从四川贩运来的竹扣供不应求，大道生直接到四川聘请工匠，采购竹子在玉溪就地加工，既保证了竹扣的质量又节省了费用。

长年跑玉溪的周作孚，深入农村亲眼看到织布妇女从浆纱、打筒到上机用丢梭织布的全过程，全凭经验，比较艰苦。新手要想把布织好是很不可能的，规格很难统一。玉溪原用布机为长方形木架结构，这种织机起布比较费力，效率不高。而四川拉梭木机，操作方便省力，效率高，织出的布质量好。一般每天工作八小时可织布二匹(即细经细纬三二布，细经粗纬二八布，粗经粗纬附用布，宽度均为一点一市尺，长度二十六市尺。)大道生因势利导将从四川购进的拉梭木机大批仿造后，无偿地发给每一家织户，大道生派出师傅帮助织户调试织机，请四川机房熟练工人装好织布机亲自示范，教会他们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如织布机坏了，只要报告厂里，厂方就及时派师傅下去为其修理。调好织机，织出样布，师傅才离开。那时，织户每织一匹布大约平均可得新滇币三角七分，按质论价，以此标准上下浮动，每一匹布还补偿一两飞花的损耗。一般织布妇女，每月可得二十多元的工资，织户得到实惠，可以维持二、三人的基本生活。而竹扣和织机的改革，使出布率比旧织布机提高了一倍左右，玉溪土布的质量和产量从此大为改观。

质量为本 艰辛发展

大道生的玉溪土布业务发展后，他们将传统的“细经粗纬”反复实验调整为“细经细纬”和“细经粗纬”的新产品也开始投放市场。但新产品穿了不久后，布面会起疙瘩，为不让消费者吃亏，大道生马上暂停生产销售，去找原因。国学基础扎实的周作霖素日就喜欢对数理等自然学科学习研究，他经反复实验终于找到原因：是棉花里的杂质在作怪！周作霖采用水泡酸化后再煮初见成效，但费工费料。他又将棉纱泡透洗，再用少量漂白粉漂洗，终于清除了杂质。从此，进厂的棉纱不论牌号高低，都一律经水洗漂白除去杂质，用上好面粉浆纱后再织布。如此处理后，老称128两一捆的棉花得纯纱约120两，增加了成本，价钱虽贵了一点，但更加耐磨经穿。

大道生还将老土布缝衣服的背料需要拼缝的窄幅宽布面，放宽到中山装或对襟衣装的背宽，长度够大个子裁剪一套衣裤，中等身材者还可做两顶帽子。平整光华细腻，紧密耐用，不易脱色，价格公道(每匹合新滇币四元左右)的布匹销路越来越广。

大道生业务不断发展，又染织出卡叽布、帆布、各种花布。而绝不褪色的阴丹士林布，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三迤农村甚至风行“没有大道生的布讨不成媳妇”。学校也采用大道生布做校服，全省许多大商号都采办大道生布匹，有的商人还把大道生布运往边远地区，换取土特产转销内地。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道生产生出了“大生”牌小布“保三蓝”、“保三雅”、“雪灰”、“霞灰”、“童军黄”、“元青”六种。每匹长度均为新公尺9尺5寸，重新公斤7两5钱；“云南”牌大布“保三蓝”、“草绿”、“云灰”、“霞灰”、“元青”五种。其中分为“绝对不变色”和“相当不变色”。周作霖曾解释过，“绝对不变色”即永不褪色，“相当不变色”表示产品会轻度掉色。

此后，保山、下关、昭通、宜良等地分厂成立，大道生布庄在云南声誉鹊起。

抗日战争期间，周氏父子历经艰苦，备尝辛酸，但始终咬紧牙关，维持着生产，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仍坚守着“诚信经营”的理念。1941年，“大道生”在昆明的织染厂因日本飞机轰炸，迁往玉溪生产。日寇进犯滇西时，保山分厂大部分损失，不得不撤回昆明。

1944年初，市场物资缺少，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并在全国提倡片面限价。云南也成立了物价管制委员会，厉行限价。少数官商趁机按限价大量抢购囤积物资，昆明的厂家商家再也无法正常产销，市场一片混乱，工商业危机重重。

时任昆明市商会主席的周作霖与邓和凤等同仁到五华山求见省主席龙云，直言云南工商业即将崩溃的危机，并提出百货实行议价等补救办法。龙云随之宣布改组物价管制委员会，工商界“有出无进”的危机才得到缓解。

无论世事怎样艰辛，大道生都遵循着严格细致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财会上要求“事帐合一”，每天关门后要清理布匹，与仓库和财务对好帐才走人。不许有半点差错。每次大结算逢急需时，两个钟头即可拿出结算数字。

抗战胜利后，织染厂由玉溪迁回昆明，新址设在昆明西郊林家院，并将原来的手工染锅改装为半机械电动染锅6口，提高了染布的机械化程度。增设的大布铁木织布机40台，扩大了生产规模。周作霖还在复兴村染厂附设缝纫组，置有缝纫机100台，承接为集体单位缝制学生装、军装、童子军装和个人服装的业务。

1946年，周作霖的堂弟周作民完婚后，周自镐让他主持大道生业务，让周作孚襄助。同时让周作霖前往京沪长期游历，以摆脱和政界的来往和频繁的社交活动。

1948年，“大道生”已经成为云南织染业唯一一家集织布、染布、缝纫、销售为一体的工商联合企业，年销售额国币100多万元，雇员达1000多人。织染厂织染出“金燕”“黄牛”“蜜蜂”三个品牌的小布、卡叽布、衣料帆布、鞋料帆布、人字大衣呢、翠湖呢等26个优质品种而驰名于全云南。

1953年，“大道生”实行统购统销，资方不用再为购买原料操心，也不用为产品的销路发愁，生产出现了好兆头。当年11月，大道生织染厂生产的“金燕”、“瑞云”牌各色小布及“锦标”牌各色大布由省花纱布公司和省供销合作总社全部包销，“大道生”原设在昆明顺城街及各地的销售门市部全部撤销。完成了由商业到工业的转变。这一年，“大道生”实现了资本额、总产值、销售额的同时增长。销售额达到旧人民币1040558.4万元，突破了百亿元大关，周作霖把这一年称作“欢乐的1953年。”

1955年11月25日，昆明大道生织染厂公私合营，周作霖为副主任。次年，原昆明市第二、第四、第六织染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宝丰织布厂，并入大道生织染厂。1959年8月，大道生织染厂又与华山织布厂合并，更名为大华织布厂，为全民所有制。1964年，染色车间并入云南印染厂，1966年更名为云南绒布厂，1986年更名为昆明第三纺织厂。

1980年以来，周作霖被选为政协云南省四、五、六届委员、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并担任昆明第三织布厂副厂长等职务。1990年2月7日，周作霖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大道生的辉煌也画上了句号。

周作孚：大道生布庄的实干开拓者

外公周作孚，是清末拔贡周自镐的次子，早年和兄长周作霖一同就读于云南国学专修馆，深受父辈儒家文化熏陶，读书扎实，为人务实稳重。父亲周自镐弃儒经商，在昆明顺城街创办“大道生布庄”，取自《礼记·大学》“生财有大道”，坚守诚信经商，“如不满意，原银退货”的经营信条。

1928年前后，父亲逐渐把布庄交给周作霖、周作孚兄弟接手经营。兄长周作霖主攻工厂技术研发，钻研织布、染色工艺，攻克阴丹士林布永不脱色的技术难关；周作孚则常年奔走玉溪乡间，负责收购土布、对接广大农村织户，打通货源渠道。

上个世纪30年代，玉溪是云南土布主产区，但织户分散，布匹品质参差不齐。周作孚常年跑玉溪乡下，走村串寨，深入织户家中，推行好布好价。不论淡季旺季，都给织户稳定的收购价格，织户们口口相传，愿意用心织出高品质土布卖给大道生，极大带动玉溪民间纺织业，也让大道生拿到稳定优质的货源，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从一间小铺面发展成四间铺面，后续开办庸民织染工厂，玉溪、保山、昭通多处设立分厂，雇员上千人，产品畅销整个云南三迤大地。

他负责前端的货源供应链，和兄长分工协作：一个主抓工厂生产技术革新，一个深耕民间织户、打通购销，兄弟二人相辅相成，把父亲小小的布庄，做成民国云南赫赫有名的本土民族纺织企业，对抗当时倾销的东洋洋布。

在管理上，他延续周家的家风，待人宽厚，重视织户与工人的生计，不搞投机取巧，坚持按质论价。1946年家族内部业务调整，堂兄周作民主持大道生业务，周作孚作为襄助，辅助打理布庄事务。

大道生布庄，是老昆明商业史上一段珍贵记忆。周作孚不像兄长留下那么多技术层面的记载，但这家企业能做大，离不开他常年扎根乡间，对接万千普通织户的实干付出。

这张泛黄的全家福，是一段温暖的家族记忆。

端坐画面正中的是我的外婆，怀中襁褓里的幼儿，便是幼时的我。

周氏家族人物小传

周自镐（字景西，1884‑ ）——大道生布庄创始人

清光绪十年生于四川西昌樟木乡，清末己酉科拔贡。早年投身文教，曾在云南提学使署任职，参与新军文牍工作，回乡后兴办新式小学，后放弃仕途，以坐馆教书为生，精通国学碑帖，与滇剧名家栗成之交好。

1923年，受《礼记·大学》“生财有大道”启发，在昆明顺城街创办大道生布庄，弃儒从商。恪守儒商信条，首创“如不满意，原银退货”，反对商业弄虚作假；改良土布收购、染色工艺，严拒染坊使用猪血、牛血充色，以诚信立身，奠定大道生的经营根基。育有三子：周作霖、周作孚、周作民。

周作霖（字润苍）——技术革新的实业主将

周自镐长子，云南国学专修馆高材生。

潜心钻研纺织、染色技术，自行改良织布机具，1932年筹建庸民织染工厂，攻克阴丹士林布永不脱色的染色难题，改写云南本土织染历史。主导工厂生产、工艺研发，改良棉纱除杂、织布工艺，仿制改良四川拉梭织布机无偿发放给乡间织户，提升玉溪土布整体品质与产量。

抗战时期带领工厂辗转搬迁，艰难维持生产。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公私合营事业，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1990年于昆明逝世，是云南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代表人物。

周作孚（你的外公）——深耕乡野的实干经营者

周自镐次子，云南国学专修馆高材生。

不困于书斋，常年奔走玉溪乡村，扎根民间织户之间，负责土布收购与供应链搭建。坚持好布好价，无论行业淡旺季，给到织户公道稳定的收购价。乡间织户口口相传，愿意精工细作，源源不断供给优质土布，带动玉溪地方纺织产业蓬勃发展，为大道生扩张筑牢货源根基。

与兄长周作霖分工配合：兄长主攻工厂技术革新，他负责打通民间购销渠道，兄弟同心，把一间小布铺发展为集织布、染布、缝纫、销售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抗衡外来洋布倾销。1946年家族业务调整，作为襄助辅佐堂兄周作民打理布庄业务。为人务实低调，是大道生事业幕后极为重要的实干者。

周作民——家族企业后期主事人

周自镐堂侄。1946年完婚后，受周自镐委托主持大道生布庄业务，周作孚予以辅助襄理。为家族企业后期运营出力，留存有1980年与周作霖、周作孚的珍贵合影。

岁月匆匆，旧影留存。

黑白相片定格下阖家团聚的瞬间，也留住周氏家族儒商传家的过往，成为留给后代珍贵的家族印记。

昔日顺城街的商号早已消散在城市变迁之中，但“大道生”的故事依旧留存于昆明老人口中。

先辈将儒家道义践行于经商处事，以诚待人，体恤劳作的织户。

一张张泛黄相纸，留住先辈音容，这份厚重家风，亦留予后代久久回望。

表妹珺，通过技术处理，让老照片有了色彩且人物也更加清晰生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