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社每天好书分享（2833）

冯雪松

　　优绩主义用努力、能力、绩效、意愿这些词，悄然嵌入公共话语和每个人的内心，把多样的人生收拢为单一道路，并在个体的良知与欲望之间，植入了自我规训的机制——《无图之旅》精华分享

《无图之旅：一代青年的自我寻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很多朋友看到书名，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说年轻人的迷茫吗？其实，“迷茫”和“无图”，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迷茫是心理状态，无图是时代处境。迷茫暗示有路，只是你自己看不清，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地图，或者遇到一个高人给你指路，你就能走出去。但“无图”说的是另一回事：没图，也没高人，别指望谁来给你画路线。

打个比方。迷茫是你开着车，走进了一段大雾弥漫的公路——路在那里，方向也有，只是你暂时看不清，只要熬过这段雾，就能继续走。无图是另一回事：不是雾，是这条路本身还没修好，有的路段在修，有的路段在改线，你刚走通的一条通道，下一刻可能就封死了。

我们想想父母那一代，他们面对的世界很可能是有“图”的。那张图上画着清晰的路径：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进一个稳定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地升职加薪，到了年纪结婚生子，退休拿养老金。这张图不是没有代价，它压缩了选择，要求服从，把人的可能性收拢在一条单行道上。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确定感。你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知道照着这条路走，大概率会有一个还过得去的结果。

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路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努力能换来对等的回报。70后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命运”，那时候有既定的上升阶梯，努力的方向是清晰的，社会给出的承诺是明确的。80后赶上了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提速的窗口期，游戏规则变了，但努力还是管用的，跟上节奏，一般都能换来对等的回报。

到了90后、00后这一代，情况变了。路变多了，可以做主播，可以做骑手，可以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做独立游戏开发者，可以做博主，这些在二十年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现在都是真实的选项。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光是网络直播这一个领域，职业主播规模就已经达到3880万，这还是2024年底的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与此同时，每条路都更难走了，确定性也更低了。考公的竞争激烈程度，远非二十年前可比；一线城市的房价，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早已不在可及的范围之内；互联网行业曾经是遍地黄金的领域，现在也讲究学历出身、从业资历，讲究“35岁之前做出成绩”。

这就是我说的“无图”：不是没有路，而是旧的地图失效了，新的地图还没有画好。旧地图还在，但路况变了，新地图正在生成，尚不完整。选择多了，但每条路都更短，也更不确定；机会宽了，但门槛也更高，竞争也更残酷。

这不是悲观，也不是说这代青年比上一代人更惨。而是说，年轻人面对的问题，性质变了。以前的问题是“怎么走这条路”，现在的问题是“这条路在哪里”。这是一种更根本性的不确定。

我做了二十年的田野调查，访谈过大量的年轻人。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苦也不是苦；当我们没目标的时候，幸福也是苦。上一代人的苦，是苦中有盼，目标清晰，画面感特别强，就是在城市立足、买房、安家。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我说，不是吃饭的问题，不是活不下去，是找不着方向了。这种没有方向感的苦，比物质上的匮乏更让人煎熬。

今天这本书，正是要写给那些，手里没有地图，在不确定中摸索方向的青年朋友。

1. 四张面孔，四种困境

既然“无图”是一种时代处境，那我们就走进这个处境里，先来看看身处其中的人是怎么过的。

我在书里写了20个真实的人物，覆盖十个青年群体。这里我们选出四个人来讲，他们各自代表了“无图困境”的一个维度：控制困境、选择困境、成功困境、意义困境。合在一起，为我们理解当代青年提供了一面镜子。

第一个人，叫刘金成。他代表的是控制困境：看得见的枷锁摘掉了，看不见的枷锁更紧了。

1999年出生，在上海一家快递站点做骑手。他做骑手已经两年多了，站点的老员工都劝他转正，转了之后收入更稳定，福利也更好。但他一直没转，宁愿保持“学徒”身份。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选择很奇怪。我问他好几次，才慢慢听懂他的逻辑。他说，转正意味着被排班，意味着要对公司负责，意味着如果哪天他不想干了，要走流程、要提前通知，一堆麻烦。“学徒”虽然少一点保障，但他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自己每天的状态。用来换“稳定”的代价，是他不愿意付的。

你可能觉得这是不理性的选择。但这背后有一个这代年轻人共同的直觉：对身体自主权的高度敏感，对刚性控制的高度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表面看，这是一个收入的比较，或者说是工作环境的比较。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两种劳动对人的控制方式不同。工厂的控制是显性的，一条传送带的节奏，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厂规厂纪，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出现在规定的位置。而平台的控制是隐性的，看起来你可以随时接单、随时下线，但算法在背后盯着你的每一单，超时了扣分，差评了扣钱，接单率低了，系统给你的单子也会变少。

据QuestMobile 2025年数据，中国的外卖骑手已超过1400万人。这不是一小群人的偶然选择，而是一个时代性的集体偏好。很多人以为骑手是没有选择才做这份工作，但我在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年轻骑手是主动选择这一行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平台提供的那一点灵活性，至少在时间分配上，他们感觉自己还在掌舵。

但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骑手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单位保障，手停口停。下雨天、大热天、暴雪天，为了准时送到不被差评，他们在马路上飞驰。平台给他们的，是一种虚假的自主感：你以为你在做选择，但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算法设定好的边界内做出的。

我在调查中还遇到过另一位快递小哥，跟他聊天，我说你每天少跑一两个小时，留点时间学点其他技能，万一哪天跑不动了呢？他问我：你告诉我学什么能翻盘？我说这个我不能保证，但可能性你都不去试试吗？他没再接话。

刘金成的困境，不是被谁压迫，而是被一套看不见的系统无形地困住。他看得见的枷锁摘掉了，看不见的枷锁反而更紧了。

当然，系统压着人，但人也在做选择。我在调查里记录过一个细节：一个骑手赶着送餐，他突然看见路边一个小女孩在哭，好像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他把车停了下来。算法在催他，但他停了。这个细节我一直记着，后面还会说到。

第二个人，叫黄娟。她代表的是选择困境：不是选错了，是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选项。

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自己长大的小镇，在当地高中教书。月薪2500元，工作稳定，生活平静。

她不是特别喜欢教书，但也说不上特别不喜欢。她说，自己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大学四年学的是师范，毕业就回来教书，好像这条路从来就没给她留下别的出口。

这是小镇青年里一种最沉默的类型，我叫它“被动洄游”。他们没有特别想离开，也没有特别想留下，就这样在城乡之间的缝隙里停了下来。

但停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奇特的双重断裂里。在城市的同学眼里，他们“回去了”，是没有闯出来的那群人；而在小镇的老邻居眼里，他们又变得陌生了，说话的方式、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了。往前走的路不清晰，往后退的路也尴尬。

有个细节我很难忘，也写在了书中。黄娟说，她有时候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台阶上坐一会儿，看学生跑操。她说，她有一点羡慕这些孩子，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选择的代价是什么。

我问她，如果时间倒回去，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不一样的选择会是什么。

这种“不知道选项在哪里”的茫然感，比她的月薪更让我揪心。她不是没有能力，她只是从来没有被告知过，人生的选项，可以比摆在她面前的那几个更多。而当她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已经站在了小镇的讲台上了。

在我调查的十类群体里，小镇青年是信息量最少、声音最弱的一群人，但他们的困惑是真实的。

第三个人，叫齐陆。他代表的是成功困境：走在了最成功的路上，却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处。

他是一名程序员，30岁之前已经升到了算法专家，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可观，外人看来是妥妥的成功者。

但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知道我能干到多少岁。”

“35岁危机”在程序员圈子里不是传说，是随时可能降临的事实。技术迭代极快，新的语言、新的框架、新的模型，不断涌现，今天是专家，但如果跟不上，过几年就可能是落后者。而且公司的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招进来的都是比你便宜、比你精力更旺盛的应届生。

我问齐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真的被裁了，你会怎么办？他说：我想过，但我不敢想太深。一想太深，就觉得很黑。

这个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发现，这种“不敢想”，是很多处于类似处境的年轻人共同的应对策略。既然解决问题太难，那就先回避问题不想，用持续的忙碌来维持一种“还好”的状态。只要不停下来，就不用直面那个让人焦虑的困境。

齐陆说，他有时候会在下班的地铁上，盘算自己的“有效期”还有多少年。大致推算一下，接下来两三年应该还是安全的。但再往后，他就不敢想了。他在公司里见过同期加入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每次都感觉离那道坎又近了一步。

旧时代的地图，没有为他画出“之后是什么”。他的担忧被高薪和头衔包裹起来了，很少有人会为他说一句“这也很难”。但成功者的无图，和黄娟的无图，本质上是同一种困境：社会给的坐标系，对自己不适用了。

第四个人，叫哈子。她代表的是意义困境：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却无法确认这件事值不值得做。

她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公益教育，在一家社会组织工作了近七年。月收入不高，谈不上体面，但她一直干着。

我在书里用了一个学术概念，叫“融化劳动”。哈子的工作，就是那种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状态。她的朋友圈是她的工作，她的微信联系人是她的工作，她周末的时间是她的工作，她的情感和认同，也是她的工作。工作不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她生活本身。

但这种融合带来了很大的代价。哈子曾经在一年里哭了三次，都是在工作现场。有一次是筹备机构十周年活动，前两个月一直在做计划，事情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她害怕把这件重要的事搞砸，对不起很多人。还有一次是开幕前一天晚上，签到用的会务物资还没分装好，各方面的压力压下来，晚上11点多打车回家，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

然后她哭完，立刻整理情绪，打电话给会务组和参会组的负责人，继续复盘预案。

这是“融化劳动”最鲜活的样子。不是某个时刻你投入工作，而是你的情绪、你的时间、你的社会关系，全都和工作缠绕在一起，根本无法抽离。

当“热爱”被当作薪酬的替代品，当“意义感”成为雇主不付够工资的理由，这对从业者是不公平的。但哈子同时也告诉我，在这份工作里，她也找到了一些钱买不到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对他人有用，她觉得自己的时间有了重量。

这让我很纠结，也很感动。哈子的选择无关对错，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处境，不该被淹没在数据里。

好，四个人的故事讲完了。控制困境，选择困境，成功困境，意义困境。刘金成被看不见的系统困住，黄娟被看不见的选项困住，齐陆被看不见的终点困住，哈子被看不见的评判困住。

2. 制造“无图”的那只手

现在我想把视角从“看见人”往下移一层，看清楚是什么机制在制造这些困境。

这只手的名字，叫优绩主义。优绩主义最精巧的地方，不是它从外部压迫你，而是它让受害者成为自己的加害者。你把那根鞭子内化了，然后自己抽自己。我觉得这是本书最值得讲的一件事。

刚才我们提到的四个人表面上各有各的原因。刘金成是平台算法的问题，黄娟是城乡结构的问题，齐陆是行业年龄歧视的问题，哈子是公益领域低薪的问题。但如果把这四个人的故事并排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用“成功”这把尺子量自己，怎么量怎么觉得自己不够好。

刘金成不够成功，所以他选择用“自由”来替代；黄娟不够成功，所以她把自己的茫然归结为“我可能不够有能力”；齐陆已经很成功了，但他无法停止证明自己，因为“成功”这把尺子的刻度是没有终点的；哈子已经在用另一把尺子来量自己，但她依然无法摆脱外部那把尺子的评判。

这把尺子，我在书里称之为“优绩主义”。

简单说，优绩主义是这样一套逻辑：社会资源按照努力和能力来分配，成功者是因为更努力、更有能力才成功的，而失败者，是因为不够努力、不够有能力。

听起来公平，对吧？但问题就藏在这“公平”的外衣下面。

优绩主义用努力、能力、绩效、意愿这些词，悄然嵌入公共话语和每个人的内心，把多样的人生收拢为单一道路，并在个体的良知与欲望之间，植入了自我规训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