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再现“大宋盛世”的哲宗赵煦

艾亲

＞＞赵煦，原名赵佣，宋神宗赵顼第六子，宋朝第七位皇帝。

公元1077年初，大宋王朝后宫中，一位朱姓宫娥为宋神宗赵顼产下一子，取名赵佣，其就是后来的宋哲宗赵煦。赵煦出生时，五个哥哥先后夭折，其顺位为长子。赵煦的母亲地位卑微，少年赵煦格外懂事，聪慧自强，年少老成，涉猎广泛，也擅长书法。宋神宗不得不看重这个儿子。一次，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赵煦侍立在旁，其仪容举止深得群臣肯定，纷纷向宋神宗祝贺。宋神宗大悦，之后更是在大臣们面前夸赞小赵煦，而赵煦也崇拜父皇的宏图大志。赵煦八岁时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

话说北宋一朝除了宋太祖和宋太宗善于领兵打仗外，其儿孙们基本没有尚武、开拓精神，面对辽国的挑衅、西夏的崛起，他们的办法就是花钱买平安，故被嘲讽为“弱宋”。

公元1085年，一心想通过改革变法来壮大江山社稷的宋神宗由于对西夏战争的惨败，加上朝政改革的失败，其先是郁郁寡欢，后病入膏肓而亡。同年，赵煦在奶奶高太后的支持下登基为帝。

顼，音xū，含义为古帝“颛顼”的省称。

赵煦即位后，大赦天下，赏赐诸臣，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且垂帘听政。

赵煦作为皇帝迎来的第一次大考是一场外交活动。原来，先皇大行，不怀好意的“老邻居”辽朝派使者借吊唁之机想看看北宋的情况，特别是新皇帝怎么样。大臣们担心小皇帝看了辽人怪异的服饰和粗犷的容貌而被吓到，故不停地对赵煦进行“培训”。

赵煦先是默不作声，然后突然问了一句话：辽朝的使者是人吗？

大臣们只好回答：陛下，辽人当然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长得怪异一些。

赵煦听罢，笑着说：既然是人，我又怎么会怕他们呢？

群臣被赵煦所言惊到了，意识到眼前这个透着稚嫩之气的皇帝不简单。

赵煦的不简单还在于其在朝堂从来就是神情庄重，言谈举止不失帝王风度。

有一次在大殿上，有个太监拿奏折时不小心碰掉了赵煦的头巾，殿上的大臣低着头装作没看见，而其它太监吓得惊慌失措。赵煦始终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散朝后，宫内总管请示如何处理，赵煦微笑着说：区区小事，不必计较。史书就此称赞其：天表粹温，进止中度。

高太皇太后内心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其听政后，玩了一个“平衡术”，既启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又把主张新法的蔡确、韩缜、章惇等人委以重任。赵煦把因变法被贬谪的苏轼召回，封为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目的是接受治乱兴衰、正邪得失的治国理政知识。

旧党领袖人物司马光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新法，打的旗号是对农民施“仁政”。朝堂上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于是，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相继被废除。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此，司马光强势地要求全国在五天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当引起朝堂广泛争议时，司马光开始拿变法派开刀，章惇被贬知州，其它变法派蔡确、韩缜、李清臣等人也都被贬。

第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旧党旋即分裂为三党，三党互相攻讦，赵煦更加被忽视，高太皇太后乐得在其中做“裁判”，其认为，政争愈烈，赵氏江山愈稳。

私德极佳的高太皇太后听政八年，其教育并护佑赵煦可谓尽心尽力，但是，其矫枉过正废新法，为后世留下了二大问题，即经济开始崩坏，边疆危机更甚。

公元1093年，高太皇太后病逝，赵煦终于亲政，属于赵煦的时间到了。

由于赵煦有佩服父皇的思想基础，又有八年朝堂议政等经验，其认准父皇推行的新法才是富民强国之举。于是，赵煦决定从调配人事入手开始新一轮的革新。

第二年初，赵煦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并主持当年的科考。赵煦授意李清臣主要考察考生是否支持变法。李清臣出的题就是批驳元祐政事。元祐是年号，就是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那几年，可见赵煦行事的绝决。

面对赵煦的种种举措，苏辙第一个跳出来证明元祐更化的正确性，赵煦当场予以斥责，并将其贬为知州；旋即又以苏轼贬损先朝为由将其贬到惠州。

为了彰显自己的执政理念，赵煦又下旨让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追封蔡确为正议大夫，又任命章惇为宰相。赵煦接着又下旨恢复免役法。年中，当査实吕大防借案置蔡确于死地时，赵煦将吕贬为知州，之后又下旨收回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号。

几个步骤下来，不难看出新旧派政治争斗的残酷性，也不难看出赵煦思路清晰，手段高超，敢作敢为。

认准了目标，坚定、果断地做应该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赵煦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圣贤，以此明确宣示继承父皇改革事业。在章惇、曾布等人的努力下，全面恢复了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养马法等法律，并加以改进。比如，保甲法就是同村百姓十户为一保，加强训练，战时随时可以招募数量可观的乡勇；养马法就是允许民间养马，减少其中的利益盘剥，以补充国防力量；将青苗法中收取的利息由原来的两分减为一分，杜绝了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市易法则加强了对放贷的信用管理，并严格约束官员为了政绩滥发贷款……新法在很大程度上让农民得到了好处，国家硬实力也逐渐提升。

赵煦颁行新法不因人废事。如《免役敕令》就兼容了元祐年间的一些做法。当苏氏兄弟看到该法时也不得不服气，苏辙说：新法较以前改进了不少，天下聪明过人者无疑是章惇啊。

总之，赵煦的新一轮革新没有像元祐旧党那样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而是取其善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体现出了政治清明的一面。

赵煦做事的果断、坚定还体现在的对外战争中，并收到了奇效。

公元1094年，章惇上奏请求继续执行王安石当年提出的“北和辽邦、西讨党项”的战略，赵煦兴奋地连声说：好！我们不能再像司马光那样丧权辱国；朕潜心阅读了熙河开边、五路伐夏的章奏，发现不宜深入进讨，而应采用浅攻近筑的战法，不停地蚕食横山，才是上策。

当时西夏的梁太后是一个战争狂人，赵煦亲政时，宋朝的形势已经难堪到了极点。赵煦公开的战略布局得到了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主战派又占据了上风。

于是，赵煦命令停止与西厦的谈判，还停止给西夏的“岁币”。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朝廷选派官品高而有干略的文官充任经略安抚使，年逾六旬、阅历丰富的章楶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章楶果然不负重望，其把赵煦“浅攻近筑”的构想落到了实处。此战术的好处在于宋军能够以逸待劳，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或很快地撤退，不用担心后方供给。而西夏军队面对这种打“慢仗”的方式十分不适应，其野战快攻、急攻的特点根本发挥不出来。

当年，十万西夏军来犯，章楶率军在尾丁硙、高岭大破西夏军，另一路人马攻入安州川。合兵一处的宋军将集结中的西夏军击溃。接着宋军又设伏，把西夏兵吊打了一番。

此后的公元1095年至1096年，北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双方交战中北宋胜率更高一些，虽说沒有取得作战的绝对战略主动权，但是军民的信心、士兵的训练、军事装备逐步强了起来。朝野上下同仇敌忾，君与臣、臣与臣之间达到空前的团结，誓言要给西夏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此大背景下，章楶、吕惠卿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构想：在宋、夏双方都不希望对方推进的地带建军城，以吸引西夏军的主力，待敌方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之时，就聚兵打围歼战。

公元1097年，吕惠卿等三帅统领的宋军在洪州、盐州一带频繁骚扰下，章楶率军在兰州外围通往天都山的要途筑起了十几座军城。赵煦亲自为二座大的军城命名为平夏城和灵平寨，命名隐含消灭西夏之决心。军城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西夏人的咽喉，扼住了其东进的出口。

第一次“平夏之战”的失败让西夏国内反对梁氏的浪潮一波又一波，梁氏只能压上更大的赌注。然而，这一切都在宋朝君臣的预料之中。

公元1098年，第二次“平夏之战”打响。梁氏亲率四十万大军围攻平夏城，宋军二万顽强抵抗了两个多月。眼见西夏人熬不住了，章楶命令各路军马全面出击，西夏人感觉到有被“包饺子”的危险，梁氏被迫下令撤退，结果又遭到更猛烈的追杀。此役，共击杀十万余，俘三千余。

战役后，梁氏集团众叛亲离，梁太后因为怒喷宗主国辽国不予援助而遭到辽国赐死，执掌西夏权柄的变成了“和宋派”。

宋朝通过“平夏之战”收复了领土，扭转了宋夏之间的实力对比，为羸弱的北宋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评价是：天威远扬，丑氐震叠。

面对新的战略格局，宋朝君臣达成一致意见，即宋、辽、西夏三角关系不能破，否则形成的宋、辽对峙局面将对宋不利。

公元1100年春，接连经历丧子丧女之痛的赵煦因病去世，时年二十四岁。赵煦早逝，其力图的“大宋盛世”最终只是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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