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202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秦奋

米莱讲话全文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202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以下是该演讲的中文全文翻译：

各位下午好！

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源于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群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

不幸的是，近几十年间，受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的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我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但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能实现此目标的制度。

如果我们观察经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你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在90%的时间里保持恒定，却从19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这段停滞历史的唯一例外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

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零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现在，不仅是从选择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而且，如果你查看数据，你会看到增长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加速。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几乎没有增长。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

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因此他们倡导社群主义。

这个概念，近来在发达国家才变得时尚，而在我的国家已经在政治话语中的老调常谈了超过80年。问题在于，社群主义既不公正，也不促进整体福祉，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暴力的。它不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而税收是强制征收的。我们中谁会说他是自愿缴税的？这意味着国家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得资金，税负越高，强制越大，自由度就越低。

那些社群主义的倡导者，其出发点是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馅饼，但这个馅饼的大小并非是既定的。这是伊斯雷尔·柯兹纳所说的市场发现过程中产生的财富。如果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改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否则生意将会失败。如果它们制造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它们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更多商品。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

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后果是他们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集体主义通过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拥有更多自由国家比压制性国家富裕12倍，自由国家中所得最少的10%的群体比压制性国家90%的人口生活的更好，自由国家的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1/25，自由国家的极端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1/50，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的公民长25%。

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教授的话，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其基本机构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

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如果说企业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已经被证明是消除世界贫困的卓越工具，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么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会说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某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部门，本应捍卫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价值，有的是出于理论框架上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群主义敞开大门，这可能将我们置于贫困、苦难和停滞之中。永远不应忘记，社群主义不管在那里，都始终是一个导致贫困的现象，所有尝试过社群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

社群主义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还导致了1亿人死亡。西方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仅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并有了压倒性的实证证据之后，仍然倡导导致贫困的社群主义的那些人，还有我们自己的领导者、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依靠错误的理论框架，破坏了给予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和繁荣扩张的制度基础。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群主义和社会退化。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败，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

以所谓市场失败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败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败是一个悖论。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政府，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资本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

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制度却是市场失败呢？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败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群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

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每当你想要纠正一个所谓的市场失败时，由于不了解市场是什么，或者是因为沉迷于一个失败的模型，你就在为社群主义打开大门，将人民置于贫困之中。

面对国家干预是有害的理论证明，以及表明其失败的实证证据，情况本不应如此，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变贫穷。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鉴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惨败，以及无可否认的自由世界的进步，社群主义被迫改变了他们的议程。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

我们信条的基石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如：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这一议程的国际组织。

社群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冲突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声称我们人类破坏了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地球。他们甚至走得太远，主张人口控制机制或血腥的堕胎计划。不幸的是，这些有害的想法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新马派设法渗入了西方世界的常识，他们通过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组织可能是情况最严重的，因为这些机构对作为多边组织成员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真正且果断地对抗这些观点，我们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增加国家管制的水平，社群主义将会导致贫困和减少自由，因此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更差。

不幸的是，西方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暗示西方已转向社群主义，似乎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只是因为你将社群主义局限于传统经济的定义，才会显得荒谬，该定义认为社群主义是一种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

依我之见，这个定义应该依据当前的形势进行更新。如今，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来纠正所谓的市场失败，他们可以控制数以百万计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就是我们如何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提议，无论它们是公开宣称为社群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究其根本，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声称国家应该操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捍卫的都是与那个引领人类走向史无前例进步的模式相反的模式。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

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你，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1920年代的阿根廷街景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不要听任何人说，你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的福祉。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自由万岁。

请注意：该演讲的英文翻译是从西班牙语同声传译转写而来，可能存在与原文意图不符之处。建议结合西班牙语原文或官方文本进行参考。

米莱的六句话

第一句，集体主义是世界贫困的根源，这是米莱最核心的判断之一。当一个社会把集体利益无底线地凌驾于个人选择之上，就会滑向危险的逻辑，资本不再由创造价值的人主导分配，反而交由少数人替全体民众决断，久而久之，人人都盯着现成的蛋糕怎么分，却鲜少有人在意蛋糕究竟是由谁亲手做出来的。米莱反复强调，让社会真正走向富裕的从来不是先纠结财富如何分割，而是先保障每个人自由创造财富的权力。

第二句，国家本身不产生任何东西，它只是从社会中取走资源，这句话传播度极度高。当然米莱并非要否定政府存在价值，而是点破了一个极易被忽略了的真相。政府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有其来路，要么来自税收，要么来自举债，要么来自印钞，世上从来没有真正免费的公共支出，差别只在于最终由谁来为这笔账单买单。阿根廷数十年如一日的财政赤字、货币贬值与恶性通胀，在米莱看来恰恰是长期迷信，政府无需先创造财富就能持续花钱所种下的苦果。

第三句，所谓社会正义并不正义。因为它从根源上带着强制性，这句话给他招来了铺天盖天的骂名，但其逻辑却直白有力，如果一个人自愿拿出自己钱帮扶他人，那是值得赞许的慈善，可倘若你不经他人同意就强行替其决定收入的去向本质就变了味，米莱反对的从来不是帮扶穷人，而是反感把强制再分配包装成天然的道德制高点，哪怕你不认同他的结论，他也逼着所有人直面一个问题，当你主张推行某项福利政策时，这笔钱到底要谁来承担。

第四句，资本主义绝非问题本身，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脱贫引擎。米莱在达沃斯论坛上反复援引过去两百年的全球贫困数据，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如今定义的极端贫困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与全球贸易的持续扩张，极端贫困人口占比出现了断崖式下降。米莱真正想传递的是资本主义并非毫无瑕疵，但人类第一次实现大规模脱贫，靠的从来不是均分现有财富，而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财富的蛋糕做大。

第五句，企业家不是剥削者，他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这句话同样极具争议性，在米莱的认知里，真正的市场并非谁有钱谁就能赢，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优胜劣汰，你产出的产品有人愿意买单才能存活下来。没人认可就必须主动调整，调整不了就只能退出市场。所以在他的体系里，利润从来不是什么原罪，而是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他甚至公开喊话企业家完全不必为创造财富感到愧疚。过往很多叙事习惯同情失败者质疑成功者，米莱却直接把这套逻辑翻转过来，只要财富源于自愿交易与真实价值创造，成功本身就毫无可羞愧之处。

第六句，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领域最大的谬误。这是最尖锐也最具有学术性的一句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衰退，私人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支出，放松货币来托住需求。但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米莱却坚信这种做法大多只是把危机延后，人为压低利率释放廉价资金，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诱导企业把资源投入原本不值得布局的项目，短期看似一片繁荣，可一旦资金潮水退去，大量错误资金集中暴露，最终引发的衰退反而会更加剧烈。

你会发现，米莱这六句话看似锋芒四散，背后却贯穿着一条清晰主线，谁创造财富谁就该主导财富的使用，谁做出决策谁就该承担对应的代价。市场或许会犯错，但绝不能永远让无关的人为犯错者的失误兜底。这也正是米莱争议性极强的原因。他几乎把过去百年间大家习以为常的诸多经济观念逐一拎出，发出灵魂拷问，政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福利体系的资金从何而来？贫困要靠分配解决还是靠增长消弭？企业的利润是剥削所得还是创造价值后的合理回报？政府救市是在化解危机还是只是把危机不断向后拖延？如果你想深入探寻米莱的思想根基，一定要读一读他的《新作经济思想的激辩》，这本书最精妙的地方绝非让你全盘接受米莱的个人结论，而是把凯恩斯、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界的巨匠请到同一张思想圆桌前，把他们的核心争议一一铺开展现。政府应当更多干预市场还是尽可能放手？通胀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资本主义何以缔造繁荣？又为何频频爆发危机？经济衰退来临之际该出手托底还是放手让市场自我出清？读这本书你不是在听一家之言，而是在围观不同经济学流派大师的巅峰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