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三”，一看题目，也许有些朋友要问了，“二毛三”是什么意思呀！ 其实，“二毛三”是一个人的绰号，但也不是贬义的绰号，他是一个善良忠厚而且脾气还有点倔（倔当地土话念jua）的小老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好像有五十岁多一些了吧！ 中等个头，精瘦的身材，经常穿一件偏襟黑洋布夹袄，下身是黑洋布大裆直筒裤，脚上经常穿一双实纳帮三鼻子千层底布鞋，浑身是黑。但是脚上却是穿的用粗布自己家缝的一双白凉板（凉板当地土话指袜子），而且一年四季用黑布条打着裹腿，头上是用白洋肚子毛巾折叠起来裹成一圈，腰间经常衿一条用黑布做成的长长腰带，腰带上经常别着一个汉白玉嘴，红木杆，铜头大烟锅子的漂亮大烟杆，配一个黑布绣花的大烟袋，而偏襟黑夹袄下方的扣疙瘩上经常挂一个红红三角状的朱砂避邪袋，贴身穿一件自家缝制的土布肚兜，显得精神，干练，典型的一个中国北方老农民形象。 “二毛三”，姓王，和我家是我们演武古镇南北正街上的夹壁则（夹壁则当地土话指隔墙的邻居）紧邻家，他家住南，我家在北，西面临古镇繁华街道，东面一个院子里出入，我们叫他二伯子。 他家也是我们古镇王姓家族之一，旧时虽然不是那么太显赫，但也是那种庄稼搅买卖的人家。他家在我们演武古镇南北正街繁华处拥有一座面积挺大，但建筑不算豪华的院落。60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曾经是我们生产队的伙房兼吃饭场所。 院子里靠近西边房屋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大的地下室。我们叫窨子，窨子口是一个一米多见方，深有三四米的砖砌四方形建筑，每个墙面的中间上下有一溜儿用砖头砌就凹进去的小方洞，供人们上下窨子脚踩。 下到窨子底部往北是一个差不多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砖砌窑洞，顶上还有一个天窗，冬暖夏凉。那时候我们小孩子们时常下去玩耍。可能是旧时他们家做买卖的时候的储藏室吧！ 院子的东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打谷场。里面有好多枣树，桃树等。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耍打瓦，打枣核等的游戏，人们叫那里为“二毛三”场。之后是我们生产小队的打谷场兼饲养处，后来是我们生产队的工副业场地兼生产队的电磨坊。 那个地方从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见证了一个生产队从开始贫穷落后到逐步繁荣兴旺最后又到财产下户回到从前的整个过程。 “二毛三”排行二，他有一个三叔，名叫王玉款， 有一手打饼子的好手艺，我们小时记得就是寡居一人。他下面还有一个虚弟（虚弟当地指弟弟），人们叫三团团，中年早丧，有一个儿子，后来随母亲后嫁。 老人家曾经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听大人们说起，他女儿叫秋娥子，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乖巧活泼，非常讨人喜欢，“二毛三”两口子非常疼爱，但非常不幸的是，后来秋娥子得了伤寒病，那时候医疗条件又不好，因此不治身亡，好像也才十几岁吧！ 可能是受此气激，“二毛三”至此喝上了酒，但他的酒量又不大，往往有时候就喝得过量了，而过量后就会发一些酒疯，但他发酒疯不同于有的人酒醉以后耍酒疯，恶吼人（恶吼人土话指骂人）打骂人等，他只是自己一个人嘟囔；“一两酒，二毛三，透他妈（当地有点重口味的土话），一两酒，二毛三，透他妈，”翻来覆去地嘟囔着同一句话。一来二去，人们就将他叫成了“二毛三”。 但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要嘟囔一两酒，二毛三，好像那时候的酒大多是一块钱左右一斤，也还有七八毛钱的红薯干酒，是否他喝的是什么好一些的酒，或者是嘟囔起来比较顺口，也或者还有什么别的隐情，一两酒，二毛三，那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了。 他后来曾经过继了他的一个本家侄儿，但时间不长人家跟他母亲走了。后来又曾经切理（切理土话这里指抱养小孩，也指整理，打扫的意思）下他妻子的外甥女，也是时间不长，不知道什么原因回了人家了。 直到他六十多岁后，才又切理下一个男孩子，人们都说六十多岁切理孩子，那是黄瓜上来蒜老了，等得上益致（得益致土话指得利益），老汉的骨头就敲了邦邦了（敲邦邦土话指去世）。 那时候经常就见他头顶上架码（架码指将孩子架在脖子上）着他孩子，有时候他去地里劳动，或者担水还要架码上他孩子，对孩子非常疼爱有加。所幸的是他后来还真得上了孩子的益致，为他养老送终，这是后话。 那时候经常就见他头顶上架码（架码指将孩子架在脖子上）着他孩子 而他同时还是一个赶车把式，只是上了一些岁数，赶的是牛车和馿车，那时候我们上地劳动的时候经常就坐他的牛车，圪悠悠，圪悠悠，慢吞吞地走着。 耕地 有时候他就赶着册渡（册渡土话当地的一种农具，木头制作，长方形，大约八九十公分宽，一米左右长，下边是两根榆木制作的粗粗的大梁，顶册渡的轮子，上面是木头做的架子，可以放耕地的犁和耙，由两个牲口驾驭）去耕地，遇上高兴的时候，还会来上这么两嗓子；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那个软，呀呼嘿！ 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那个碗，呀儿哟。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呀呼嘿，呀呼嘿！ 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那个蛋，呀儿哟，呀儿哟。 头一回眊妹妹你不在，呀呼嘿！ 你妈妈劈头打了我两锅盖，呀儿哟。 想你呀想你呀实格在在想你，呀呼嘿，呀呼嘿！ 三天我没吃了那一顿顿饭，呀儿哟，呀儿哟！ “驾！”鞭子一摔，就又唱上了。 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却还是一个前卫与时俱进者，“文化革命”的时候，时行起了红卫兵，而他和他的老伴还赶流行，自己制作了红卫兵袖章，老两口一人一个，红彤彤的布条，上面写上了“红卫兵”三个字，胸前还别有毛主席的纪念章，兜里还经常揣有毛主席语录本，非常时髦流行。但是，他们也不参加什么别的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参加一些打砸抢活动，只是经常见他们老两口佩着红卫兵袖章相行出入，可能是为了好玩吧！ 只是经常见他们老两口佩着红卫兵袖章相行出入 老人家还是那时候我们生产大队好几届的出席公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出身好，旧社会受过苦，劳动积极，听领导的话，因此每次选举代表，都是他当选。虽然那个代表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参政议政能力，但也是老人家的一份荣誉，和人们的信赖。 而他的老伴也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名叫李莲英，不管夏天冬天老是一身黑布女式外衣。当时虽然也是六十开外了，但是还是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有的土地离村庄非常远，最远的像河东红胡子茔的地块，离村庄差不多有七八里之多，快要到平遥香乐村边上了，如果遇上一天都在那里劳动，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天路上来回四趟，就是三十多里路，中间还得有最少八个小时的劳动，而中午回家还得做饭什么的，而老两口又都不会骑自行车，有时候他们还要顺便拾一些柴火，往往人家们骑自行车的回家吃了饭，老两口这才互相相跟着回来了。 老两口这才互相相跟着回来了 而回家以后，顾不得休息，就是生火做饭，抢时合道（抢时合道土话指抢时间）做得吃了饭，洗刷了碗筷，稍事休息一下，就又得上工往地里走了，人家们有自行车的还能够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不会骑自行车，只能是提前上路，而到了下午下工，他们回到家中就往往是黑咕隆咚了。 你说，六十多岁的人，那是多么辛苦呀！不过遇上生产队评劳动模范的时候，老两口往往能够当选。 曾记得那时候生产队在打谷场上收打粮食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生产队会计，有好几年夏秋天负责生产队打谷场上的工作），老两口在扇车上配合默契劳动的画面。 老两口在扇车上配合默契劳动的画面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就在他家人们叫做“二毛三”的打谷场内。 一到收秋收夏的时候，往往老两口就在打谷场劳动。那时候收打粮食，还是用手倒扇车。一般经常是“二毛三”他老人家倒扇车，老婆家李莲英溜簸箕。 你看吧！一到打场的时候，老汉家经常是光着膀子，有时候也穿一件自己家缝的白色粗布肚兜，肚兜的右下角上也是挂一个红红的三角形朱砂避邪袋，下身经常是那种直挡，宽宽的裤腿，大大的裤裆，脖子上搭一条毛肚子手巾。 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前腿弓，后腿蹬，一只手背到了后背上，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地倒着扇车的把子。有时候时不时见他还是闭着眼睛。 慢慢地扇车前面的粮食堆像魔幻一般涨了起来，需要加风了。这时候，只见他一只手迅速用羊肚子手巾擦一擦头上脸上的汗珠，随即将手巾搭在脖子上，两只手倒起扇车来，左右两手，一上一下，上下翻花，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只听见扇车肚子里轰隆隆、轰隆隆，快速转动的声音，龙口里的粮食哗啦啦、哗啦啦地落在扇车的前面。 而随着扇车前面粮食堆的不断增大，需要的风量也要逐渐加大，这时候，就见到老汉家一改刚开始气定神闲的样子，变得全神贯注，是否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两只手上了，两只手左右开弓，上下翻花，正是目不暇接。 而这时候真正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连汗水都顾不得擦一下了，只见到老汉家汗流浃背，浑身淌水，头上脸上的汗水吧嗒吧嗒不停地摔在了地上，前胸后背的汗水也是顺着胸脯，脊梁骨的壕沟像小溪淌水一样，流到了裤子上，再顺着裤子大腿流到了地上，将地下都淋湿了。 而同样老婆家在高高的扇车上溜簸箕也是一样，一簸箕接一簸箕，也是汗流浃背汗水也顾不得擦一下，一堆粮食扇下来，不外乎是一场紧张的战斗，直到一堆粮食扇下来，才能擦一擦头上、脸上浑身的汗珠。但不管怎样苦累，老两口都是乐呵呵地面对，从来也没有听见他们说起苦和累。 而老婆家那时候还有更加苦重的工作，那就是推豆腐，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生产队搞副业，磨豆腐，就在他家大门的南边的门房里，那时候推一个豆腐可以挣2分工，老太太有时候一天就要推两三个，推豆腐，现在的年轻人是见也没见过那个活儿，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那个推豆腐，是不知道哪个活儿的艰难的。 那时候，我们那里做一个豆腐，一般是16斤黄豆，16斤黄豆磨成了两瓣以后，放到水桶里泡上水，那就是两多半水桶的黄黄（黄黄土话指泡上水的黄豆），你要稍的推磨，稍的用小勺将水桶里的黄黄，一勺一勺舀到磨上，而据人们测算，推一个豆腐下来，要走十六七里路，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有的年轻人也怕那个推豆腐活儿，有的人推上几个圈，就头昏脑胀得不行了，你如果要勉强推，一会儿工夫就会晕头转向甚至吐倒圪喻（吐倒圪喻念yua当地土话指比较厉害的呕吐）。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如果一天要推三个豆腐，那走路就是将近五十华里，而还要一只手扶着磨杆，一只手还要随时添黄黄，你说那要多么大的毅力呀！ 而说到当时推豆腐，不由得还想多说几句。那时候我们生产队还有一个老太太，当时也是六十多岁了，而且还是一个甲状腺肿大的人，脖子上有一个大大的瘤，人们都叫老太太胖嫂嫂，而胖嫂嫂同样和王老太太一样，也是差不多一天要推两三个豆腐，而老太太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肉瘤，而她们推一个豆腐，仅仅能够挣到2分工，那时候我们生产队分红还是不错的，一个工能够分到一块多钱，2分工也就是两毛多一些，一天推三个豆腐说吧，也就是六七毛钱，在现在的人来说，那真是不屑一顾的，而在那时候，就那样的工作有时候还得轮流才能够挨上。 而到了后来，我们生产队又开始了机器压面的业务，也是在同样的地方，用我们大队工副业队自己出产的压面机加工压面，那时候白面稀缺，大都是玉米面，红面，而具体操作的仍然是王老太太等几个婆姨们。不过这个活计比那个推豆腐苦轻松多了。那个压面业务当时非常红火，周围几十里地村庄的人，还前来加工压面，因此，好多时候还得晚上加班。但不管怎样老太太都是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而不幸的是老婆家在70年代末，当时差不多将近七十岁了，在生产队副业上班的时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烧伤，当时就以身殉职了。不过事后生产队及生产大队还给老婆家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那时候大队还有政策规定，村民们红白喜事都不能用响器，而当时大队为了表彰老太太以身殉职，特地调用学校铜鼓洋号，为老太太送终）。 而且经过生产队队委会研究讨论，生产大队批准，每年还给发1000元的抚恤金，但享受了好像两年吧，就赶上了农村集体财产私有化。 总之，老两口一辈子勤勤俭俭，忠厚老实，忠心事主，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以他们那固有的农民本色活在了当时的那个世界上。 这就是我家的一个老邻居“二伯子”，人们叫做“二毛三”的老两口那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