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丰碑·两弹一星⑥ 氢弹之父——于敏②

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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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领导人在决定研制原子弹不久，又作出了研制氢弹的决策。国内一批优秀专家被集结在一起，踏上了探索氢弹奥秘的秘密历程。于敏接受任务后，从此隐姓埋名，投入到一个新的神圣的研究领域。从一个纯理论的个体性强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下转移到多学科、应用性强的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群体性的大科学领域，这对于敏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当时，核大国对氢弹绝对保密，从外刊上都见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要想在短期内突破氢弹，就像大海捞针，只能从零开始。

　　于敏潜心研究，孜孜不倦。他从头学习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输运等知识，并掌握了一些计算方法。很快进入了“角色”。一次，大家从刊物上看到一则国外某一新的实验截面获得成功的报道，该实验很出人意外，截面数据非常理想。然而，是否可信，是个问题。一旦重复这一实验，必将耗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份报道到底是何面目，究竟值不值得重复实验，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敏苦苦思索了两天，便作了一次学术报告。他分析透彻、论证精辟、推理简便，很快便得出结论——“任何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也达不到报道的截面！而且，任何其他反应截面，也达不到这个数据!”最后，他郑重宣布:“这是误导！我们根本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花费时间！于敏的结论，使大家心里的疑团即刻释然。

　　氢弹理论研究非常复杂，没有大型高速计算机很难开展工作。当时，国家的科研条件还很落后，仅有每秒万次的104电子管计算机，每周分给401所的机时也不过十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氢弹的理论研究，必须要闯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子来。凭着扎实的理论基础，于敏把众多纷繁复杂的物理问题逐一进行物理研究，依靠集体的力量，分段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从中发现有关物理现象，摸到了一些重要规律，为氢弹原理的理论探索奠定了许多不可缺少的应用基础。

　　当时，何祚庥的办公桌在于敏的前面。于敏的物理思想深入透彻，解决问题深刻快捷。何祚庥的思维则非常活跃，常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怪问题”。两人常常在一起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问题越争越清楚。其间，于敏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2篇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论文。其中提出的两个关键性结论，对401热核研究方向及后来的氢弹突破都起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这两年，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研究、分析了科研工作中的众多矛盾，摸索到了热核反应氘——中子循环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对高温、高压、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各种形式能量间相互作用、互相转换、驰豫和耗损，各种类型波的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能量输运过程、热核材料点火与燃烧规律等，作了诸多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许多被后来实验证实的重要结论。

三、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为了打破核垄断，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1965年元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同年1月，于敏率30多位年轻人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工作。他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与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周毓麟等专家和科研人员一起对氢弹进行多路探索，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了总攻。

　　无数次的设想、辩论，又设想、再辩论，寻找最优方案。然而，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常常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但是，大家的士气很高，每个人的心里都像燃着一团火，决心赶在法国人前头，研制出氢弹来，为国争光。那的确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科研大楼每晚都灿若白昼。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等几位专家作的学术报告一场接一场，报告厅每每都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也坐满了人。

　　1965年9月下旬，38岁的于敏带领第13室4个组的科学工作者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完成利用该所的J501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的任务。上海的一百天，是艰苦卓绝的一百天。在这一百天里，于敏与年轻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苦战在机房，一条条长龙似的打印纸带上，布满数以万计的蝇头小字，对这些打印出的纸带，于敏都亲自审阅。他检查物理图像、分析计算结果、解决疑难问题，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常常顾不上吃饭，大家帮他把饭打上来，他也边研究边吃。

　　参加任务的年轻人也是很出色的，只要在物理上找到毛病，作了修改，数学组的同志就很快编好程序上机计算。算出结果,再作物理分析。而每到一个研究关键，于敏必作报告。他的学术报告全面、系统、详尽、透彻，青年们都很爱听。他们说:“于先生作报告不仅物理思想清晰、分析透彻，而且推理严密、语言简洁、干净、表达力强。”“听老于的报告,是一种享受!”也就是在这令于敏毕生难忘的一百天里，他一面分析攻关中遇到的新的物理问题，一面随时陆续作工作报告，组织讨论，并根据讨论中产生的新设想再及时提出新课题。通过把基本理论与计算机实验相结合，丰富了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透过纸带和千变万化的物理现象，明确了热核材料在燃烧过程中某些重要特征与所释放能量之间的关键，找到了热核反应的条件，发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攻下了氢弹原理设计的第一关。

　　10月下旬的一天，于敏应用物理分解方法，为青年科技人员作了场“氢弹原理设想”的报告。他一环紧扣一环，一步逼近一步地进行精辟论证。青年们鸦雀无声，神情出奇地专注。开始大家都感到于敏的想法“非常新鲜”“非常奇特”，又“非常出人意料”，但是，由于前一段工作摸索到了一定规律，渐渐地，他们又感到有据可循。后来，人们不仅信服了，而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之后，大家按于敏的部署，首先算出两个不同的模型，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结果。又继续进行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物理现象和规律。通过这段工作，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材料和构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打响了攻克氢弹的第一炮。氢弹理论突破之后，于敏和年轻人们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之中。

　　他们欢呼雀跃:“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我们牵住了‘牛鼻子’!”

大家拥着于敏七嘴八舌地呼叫着“老于请客!”“老于请客!”于敏十分激动，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老邓，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便问道:“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于敏带来的喜讯，使邓稼先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到了华东计算所。这位德才兼备的“娃娃博士”（美国留学时师友们对他的爱称），既是博学的科研实干家，又是杰出的科研领导者、组织管理者。他一下飞机就直奔机房，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似的，向大家鼓掌祝贺。于敏灵机一动，打趣地说:“财神爷驾到，该谁请客？”年轻人一见老领导来了，便一窝蜂似地围上邓稼先，嘻嘻哈哈地叫起来:“该老邓请客!”“老邓请客！”老邓高兴得合不拢嘴，笑容可掬地，又是递烟，又是撒糖。按老习惯，邓稼先和于敏带大家外出，谁工资高谁请客。这次，邓稼先更是心甘情愿了。晚上，他们在一家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在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奋战的一百多天里，于敏和同伴们形成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方案。在邓稼先等领导的统一组织下，理论部又反复讨论检验，集思广益，使方案更趋于完善。不久，于敏奔赴青海基地，向各级领导作了一次详尽、通俗的学术报告。“理论部和实验部的同志共同讨论了技术和核测试问题。领导作出以新方案为主的决策。这个决策非常重要。因为，形势逼人，文革已经开始，再稍有推迟，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于敏至今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于是，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理论部、实验部和几个研究所的同志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夜以继日地开始了又一场攻坚战，取得了重要成果。1966年12月28日，随着罗布泊一声巨响，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这表明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于敏和他的同伴们开始了最后的冲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各项难题被一一攻破，真正的考验来临了。1967年6月17日，这是大漠深处的一个艳阳天。于敏和同志们守侯在隐蔽室里，像母亲聆听孩儿的第一声清啼一样，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等待着那个关键的时刻。

　　爆炸零时，大漠腹地，参试人员看到了那一幅奇伟的景象。两颗太阳一大一小同时悬挂于碧空之中......绚丽多彩，交相辉映。霎时间，“大太阳”迸射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顷刻又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下产生的强烈的冲击波卷起沙尘，呼啸着以摧枯拉朽之势肆虐着空旷的漠野，使人仿佛陷入一片茫茫的混沌之中.....当看到测试结果显示出十分清晰的特征性信号时，于敏自信地判断“与理论设计的完全一样！”“试验成功了！试验成功了！我们成功了!”顿时，大家陶醉了。一张张笑脸上不知何时已挂满激动和喜悦的泪水。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完成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仅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于敏的贡献，就是把中国核武器的起点直接拉到了世界前列。祝贺吧！干杯吧！大家开怀畅饮。从来不喝酒的于敏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很有风度地向人们频频举杯，一一敬酒。但他没有忘记，这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的第一步。后面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大家马不停蹄地去做，还有更多、更难、更新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