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可以不在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吗？

阳光的xinsheng

新王朝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就是篡位或造反的，会有什么后果？ 别说，还真有人这么干过。 三国末期，曹魏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己丑，洛阳城大街上，二十岁的当朝天子曹髦带着殿中宿卫和身边僮仆拢共几百号人，亲自擂鼓并冲出宫门，直奔司马昭的相府。 小皇帝想得很清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与其等着被废，不如拼死一搏。他拔剑登辇，把怀里的诏书版令往地上一摔，说了这么一句话：大不了一死，怕什么？何况还不一定死呢！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出自《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兵赶到，两拨人在南阙下撞上了。曹髦亲自挥剑拼杀，贾充的兵一开始还真不敢还手，对面毕竟是皇帝。这时候贾充对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说了一句话：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 成济听懂了，抽出长戈一戈捅穿了曹髦。 皇帝的血直接洒在了洛阳大街上。 这事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翻遍二十四史，你找不出第二个皇帝被臣子当街捅死在首都主干道上的案例。别说中国史少见，全世界范围内这种臣子在公开场合亲手弑君的场面都属于政治史上的奇观级事件。 别人至少装一装 别人篡位，至少还装一装。 曹丕代汉搞了全套禅让仪式。三让三辞，筑受禅台，汉献帝“主动”逊位，曹丕“推辞再三”才“勉为其难”，整个流程走了好几个月，仪式感拉满，文书措辞工工整整。 曹操生前的原话大意是：如果天命真在我身上，那我就当周文王。意思很明白，我不当皇帝，我把戏份留给儿子，为什么是周文王？因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服事殷商，那叫德行。武王伐纣，那也是纣王实在太离谱了，天命才转移过去。你看，这里面每一环都在给你算合法性的账。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出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当然了，曹操这么搞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合法性”无疑是最重要的紧箍咒之一。 哪怕往前数王莽。 王莽代汉之前搞了多少事？伪造了几百个符谶祥瑞，全国各地“自发”献上的白石丹书、铜符帛图堆成了山。他还把自己包装成当代周公，辅佐幼主，天下归心。最后被“群臣劝进”了无数次，才“无奈”地坐上皇位。连篡位都搞得像被逼无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位不正，所以才要把戏做足。 往后数也一样。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从来没说过“我要当皇帝”；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台词是“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活脱脱一副被手下绑架的受害者形象；连李世民杀兄逼父事后也得让史官补上一堆“天命在唐”“功高盖世”的合法性叙事。 所有这些篡位者，不管手段多狠，事后都要在合法性上做文章。他们知道，坐江山不能光靠刀子。 司马昭呢？他连装都懒得装了。 皇帝当街被捅死，你怎么装？你说“臣等不知情”？那是你贾充的部下。你说“是成济干的，与我无关”？成济是你养的门客。你说“曹髦失德，天所不容”？曹髦在位六年没有任何失当的记录（本来就是傀儡皇帝，想做事情也不可能），相反曹髦最有名的事迹是在太学跟博士讨论《尚书》，对经义见解精到，被当时的学者评价为才思敏捷。 就这么一个二十岁、有才华、没有任何暴行记录的年轻皇帝，被你的人捅死在洛阳街头。 司马昭后来杀了成济并灭了三族，但你杀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人能洗干净主使者手上的血吗？（贾充，说的就是你） 这个弑君事件给司马氏套上了一个永远摘不掉的合法性枷锁。等到司马炎正式受禅称帝建立西晋，这个枷锁就成了整个两晋的遗传病。 司马炎当然知道这个病。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赦免所有在高平陵政变（249年）以来被司马氏清洗的人，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安排子孙做官。 许允的儿子许奇被提拔为尚书祠部郎；王凌的家人被赦免；最扎眼的是他连被父亲司马昭杀害的王经都平反了，这个王经，就是高贵乡公曹髦孤注一掷讨伐司马昭时，唯一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支持皇帝的高级官员。 司马炎在用“翻案”的方式暗示：我爸当年可能下手重了点。但他的皇位又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否定父亲就是否定自己的皇位来源，承认父亲就不能真正翻案。 这道题无解。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泰始八年（272年）七月，在一次酒会上，河南尹庾纯跟贾充吵起来了。吵到激烈处，庾纯当众怒吼：你贾充亲手参与杀害了高贵乡公曹髦，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 「高贵乡公何在？」 ——出自《晋书》卷五十《庾纯传》 一屋子人都傻了，这话没法接。贾充的侍从要扣人，被皇帝身边的亲信拦下，最后闹到司马炎那里，司马炎能怎么办？他能说“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吗？不能。因为那件事的凶手是开国元勋，坐在这屋子里的核心班底有一半跟那件事脱不了干系。他只能和稀泥：大家喝醉了，别当真，哥几个走个面儿！ 庾纯调职，但加了个散骑常侍的虚衔，算是冷处理。 你看到没有？弑君这事过了十二年仍然是谁都不敢提、谁都不敢忘的顶流爆梗。 合法性到底是个啥 现在来谈深层的东西。为什么合法性这么要命？为什么不能说“老子就是篡位的，你能怎样”？ 西方学者韦伯在谈统治的时候问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服从？他的答案是三种情况：因为传统（祖祖辈辈都这样）、因为魅力（这个人太牛了）、因为法理（程序就这么规定的）。这三种情况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政权可以同时靠几种。但不管靠哪种，核心逻辑是一样的：服从必须建立在某种“内在理据”上，不能纯靠刀子。 后来的研究者把这套逻辑推进了一步。他们区分了三个层面：你权力产生的程序是否合法（合法律性）、人民是否真心认可你（合法性）、你为了让人民认可所做的一切努力（合法化）。 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 但合法化有一个致命的底线：它必须以事实为基础。 说白了，古代中国的合法性建构就像一场大型舞台表演。君主是演员，“好皇帝”的理想模型是剧本，官僚士大夫是核心观众。你可以演，可以包装自己，可以用高调的道德话语美化动机，可以用祥瑞符谶证明天命。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偏离事实太远。 偏离太远会怎样？会穿帮。 穿帮了会怎样？观众不看了！而官僚士大夫这个“核心观众群体”一旦不看了，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层保护。 打个比方。合法性就像政权运行的润滑剂，有它在，齿轮之间的摩擦很小，转得顺畅。没有它，你就只能靠暴力硬推，每件事都得用刀子说话。而暴力有一个致命的特征：它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第一刀下去大家都怕，第十刀就习惯了，第一百刀就该反弹了。 西晋的问题在于，魔幻主义叙事跟现实之间差得太远了！ 你要演的是“顺天应人”“以德服天下”“天下归心”的圣王剧本，但全天下都知道你家的皇位是当街捅死前朝皇帝抢来的。你演的每一场禅让仪式、每一次祭祀大典、每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都在提醒观众，台上这出戏的第一幕就是个凶杀现场。 更要命的是，司马氏杀的不只是曹髦。 从高平陵政变（249年）到西晋建立（265年），整整十六年的“禅代之路”上全是亲曹势力的鲜血。曹爽被灭三族，何晏被夷三族，夏侯玄被腰斩，毌丘俭被灭族，诸葛诞被夷三族……每杀一个人，司马氏的合法性就少一分。 嵇康就是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在洛阳被处死，罪名是“谋反”。但他真正的罪名是什么？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写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祖述尧舜禅让。你都说不好，那司马家篡位怎么算？所以非死不可。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出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文选》卷四十三 嵇康死，是因为他不合作。不合作为什么是死罪？因为司马氏合法性太薄弱了，薄到连一个文人的沉默都承受不住。 这才是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不合法=脆弱；脆弱=敏感；敏感=残暴；残暴=更不合法。 从根上就坏了 把这个逻辑推到制度层面。 司马炎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合法性赤字”的烂摊子。他怎么解决？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搞政治平衡：扶持玄学名士派对抗礼法派，让两边互相消耗，防止任何一方形成足以复制“司马氏模式”的力量。 说白了，他怕自己的大臣里再出一个“小司马昭”，所以让贾充和裴秀、羊祜互相牵制，让山涛和贾充在尚书台斗得不可开交。 这招管用吗？在司马炎活着的时候勉强管用，但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整个朝廷变成了一个内耗机器。官员不琢磨怎么治理国家，而是天天琢磨怎么站队、怎么搞倒对家。为什么？因为皇帝的权力来源本身就不可靠，他身边的人自然也不会把心思放在“怎么把事做好”上，都放在了“怎么把位子坐稳”上。 等到司马炎一死，“纯质”皇帝司马衷即位（就是“何不食肉糜”的那位），这套平衡术瞬间崩盘。贾南风杀杨骏、八王之乱接踵而至，十六年，从当街弑君到八王之乱，只隔了一代人。 而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311年）、五胡乱华，又是十几年…… 有人说西晋亡于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起于晋武帝分封。这话当然挑不出毛病，但它只解释了“怎么亡的”，没解释“为什么亡得这么快”。西晋真正亡于一件事：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 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就像没有地基的高楼，盖得再高，风一吹就倒。 顺道再提一下辽、金、元、清的情况。 这些边疆政权入主中原后，拼命地在“正统论”上下功夫。辽朝搞五德：自己是“水德”，继承的是后晋的“金德”。金朝标榜自己是中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跟南宋争正统。元朝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家各给正史地位，有学者说这是“各与正统”，但本质上还是在玩正统论这个游戏。 清朝更不用说了，康熙乾隆天天在诏书里讲“天命在清”“圣圣相承”。 它们都懂一个道理：入主中原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合法性问题。军事能打下江山，但不能守住江山。 如果一个王朝不在乎合法性，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篡位的。 官僚集团就会要么不合作（嵇康们），要么内斗（贾充们对裴秀们），要么骑墙（向秀们“变节”但内心从未认同）。 军队没有忠诚，因为你这个政权自己就没有忠诚的对象，谁弑皇帝谁得天下，那还讲什么忠诚？ 地方势力蠢蠢欲动，因为既然你是靠暴力上台的，那我也试试暴力的滋味。 合法性这东西，平时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统治成本低的时候，你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但一旦没有了它，每一道诏书都需要用刀子押送，每一个官员都需要用屠刀威胁，每一个百姓都需要用暴力震慑。统治成本直线飙升，而你手里的刀子锋利程度是递减的。 司马昭在洛阳大街上开的那个头，半个世纪之后，结局是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人刘聪俘虏，穿着青衣给刘聪斟酒。 那个当年在洛阳街头被捅死的曹髦没看到这一天，但他的孙子辈里有人看到：一个靠弑君起家的王朝，最终在更大的暴力面前土崩瓦解。 说白了，不在乎合法性的政权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些假装不在乎、假装硬气、假装自己能用暴力解决一切的人。而历史的回答很干脆：暴力解决不了的东西才叫政治。 作者提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