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五）

吴晓鸣

吴晓鸣/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之五） 《枪》【五道箐农场知青宋良虎口述/袁东旭整理】 1968年,这个硝烟弥漫的年头终于走到了尾声,燃遍华夏大地的炮火终于灰飞烟灭。但是，在偏远地区的重峦叠嶂之中，偶尔还掠过几声稀疏的流弹，虽不伤大雅，却也能让惊鸿折翅。 万山丛中的五道箐农场，同样经历了武斗的劫难，也同样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时间里结束了现代化战争，所有的武器均按规定上缴到了县武装部。 但是，从不关心政治、且只有小学文化的我，却有意无意间留下了一支柯尔特手枪。因为当时我从普格县返回农场，已是1969年7月份了，交枪的时间早已过了几个月，如果我这时再去交枪，反而有些说不清，再者，有枪在手，以后再有谁打来，也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我有枪，我就索性将手枪藏了起来。 结果，我这幼稚的作法差点让我命丧黄泉。 枪可以给人壮胆，但我那支枪却让我担惊受怕，彻夜难眠，想来想去，还是交了为好。 这天，我悄悄地拿出了手枪，恋恋不舍地抚摩着，玩弄着。不料，同舍的孙世杰突然回来，一切尽收他眼底，我只好将枪的来历和现在的打算告诉了他，在他的煽动下，我们决定再玩最后一次。 象做贼似的，趁四下无人，我们来到了农场外边的公路旁，看看没有人影，便将最后两发子弹装进弹仓，向着旷野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清脆的枪响，震醒了午睡的农场，也让我俩吃惊不小，虽然我也曾经沙场，但这声枪响，却让我后悔不迭。 我赶紧将手枪别在腰上，慌忙“逃离”现场，但已为时晚矣。 闻讯而来的军代表已从身后将我紧紧抱住，仿佛怕我转眼即逝。这突然的情况，更是吓得我不敢动弹，要知道，手枪的保险还是打开的，枪口正对着这位军人的下腹！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我一迭连声地说道：“我马上交、马上交，枪就在我腰上……” “英勇”的军代表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错误，赶紧让开身子，我也乖乖的，认真的将手枪递交给了他。 那时的我们，也真是幼稚得可笑，上交这么个重要的物件也没有叫接受者打个收条。 枪终于交出去了，我也感到了无比的轻松。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这件事也被人们很快的淡忘了。 大约一个月后，农场出现了一位叫李肃仁的凉山州干部，说是来筹建革委会的。一天，他到我们宿舍区来，“访贫问苦”，挑拨离间。我实在看不惯他那假惺惺的样子，就对其他知青说：“理他个逑！”李肃仁当然听到了这句话，但他并不计较，继续绽开笑容和知青们“摆家常”。 革委会成立了，李肃仁也迅速撕下了伪装，开始了向知青们的屠杀。 这天晚上，已成了“民兵”的知青肖靖辉悄悄地告诉我：“李肃仁要抓你，就是因为你那回骂了他，最好你还是回成都躲一下。” 对！走为上计，于是，在他们掩护下，我趁着茫茫夜色，步行35公里，逃到了西昌，又逃回了成都。 俗话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1970年才来临十多天，我正在家中与亲人们商量过春节的事，五道箐农场的“民兵”姚自修突然闯进了家门。 我正在纳闷，几名成都警备司令部的军人接踵而至，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我按倒铐了起来，并不申明理由，也不说明原因，推推搡搡地将我押上了一辆卡车。 这时，我才看清，在我家这条小街的两头，满是荷枪实弹的兵，我虽然害怕，又不禁好笑，我算个什么人物？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如临大敌！真不知李肃仁把我“夸”成啥样。 接着，我被关进了成都东城公安分局，也没有人审讯我，只见一位军官和农场的几位人员简单地交谈着什么，又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我的身上就布满了绳索，和农场的几个人一道离开了成都，踏上了开往西昌的长途汽车。 回到农场，我就立刻被关进了集训队。这时我才看到被抓来关起的还有好几个同伴，也才知道李肃仁已大开杀戒了。 以后，我就被无数次地批斗，硬要我交出曾经已经交给军代表（那位军代表早已离开了农场）的那支柯尔特手枪。 一天，我在被毒打之后，感觉到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就编造了一个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谎言。 说那枪是藏在悬崖中间的，我当时想，只要他们和我一道去那悬崖处，我就拖几个算几个，一起滚下去，为我自己，也为受苦受难的知青报仇。 然而，狡猾的李肃仁却叫人在我身后拴了一根10多米长的大绳，不准任何人靠近我。也许，他还是怕在众目睽睽下我如果跳了下去，后果很糟吧。于是，在我离悬崖边还有两三米的时候，把我硬拖了回去。 交枪的戏算是演完了，李肃仁也听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舆论，也就迫不得已接受了原军代表和一些知青的关于我已交了枪的证明。 请神容易送神难，李肃仁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的错误，特别对于要收拾的知青。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他在会上公开对我咆哮道：“宋良虎！我不把你弹进监狱我这主任都不当了！” 说来也奇怪，他这个年近不惑的官场油子，竟将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20来岁的青年视为仇敌。 当然，他此言既出，决不收回，马上诱骗或强逼其他知青对我编造罪状。 在他的大手笔“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他利用一年前一名南充女知青殉情自杀的事而制造的惊天冤案）中，把我也算了进去，但是，不幸得很，我没有“作案”时间！没办法，李肃仁摇通了普格县公安局的电话，几乎是用哀求的声调说道：“我们农场的宋良虎不抓是不行了，简直管不住他了……材料还在整理。” 那个时候，革委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地方公安部门都要无条件地协助单位捉拿“反革命分子”。 我就这样终于被抓进了公安局。经过几个月的组织材料，无数次的讯刑逼供，我最终被判了10年徒刑。 1976年，“四人帮”被清算了，我也平了反，然而我却将人生最宝贵的光阴葬送进了监狱！ 《我莫明其妙成了杀人犯》——知青龚联宇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我正在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当知青，是农场里一百多个知青中的一员。 正当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小青年们热火朝天地开荒、种树、建设新农场的时候，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1969年，新到任的革委会主任李肃仁来到了五道箐农场,不久就利用各种借口在知青中间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其血腥和无道的程度至今说起来都令听闻者不寒而栗~而知青们所流的鲜血仅仅是李肃仁为了用来达到染红自己顶子的个人权欲目的。 现从我本人所遭受冤屈的一例中即可见一斑。那时的我不幸成为了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不但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冤屈，身体遭受了残酷折磨，最后被判极刑差点含冤而死。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个黑暗的年代以及李肃仁个人卑劣、阴狠的一面。 事情起源于一名南充女知青罗桂英因感情问题想不开，而在一天夜里偷偷上吊自尽。本来，这都是人尽皆知、清清楚楚并且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殉情自杀事件。 一段时间后，正当大家逐渐淡忘的时候，没想到最后竟被制造成一起轰动五道箐农场并至今让很多知青们想起来都胆寒的“群杀罗桂英恶性刑事案件的‘罗案’”。 当时死者男友在跟我学小提琴，因出于善意我给了他一些提醒。没想到这竟会成为证据，最后使我成为被李肃仁炮制的“罗案”的“首犯”。 原来，自杀事件正好给侍机寻找“阶级专政对象”而苦于找不到证据的李肃仁带来了绝好的借口，在那个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黑白颠倒、混淆视听的年代里，他利用这件当事人已死，相关人物在他的淫威之下为明哲保身、只有嫁祸于他人的有利条件，把这件本来与我毫无联系的简单自杀事件硬是被炮制成了多名知青参与并最后勒死了女知青罗桂英的“恶性刑事案件”。 1970年1月1日元旦，我被抓进了集训队。为了蒙蔽广大不知情的群众和欺骗相关专政机关，制造一个“名副其实”的“罗案”“首犯”，李肃仁就指使其打手对坚决不肯就范的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那时我经常被长时间的跪瓦片、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的接受疲劳“审讯”，并且在多次吊起来毒打的过程中被打断了肋骨……简直极尽摧残之能事。 所受折磨不但令他人惨不忍睹，也让我本人承受着一生不堪回首的痛苦。 不但如此，李肃仁还利用一些年幼无知的小知青写大字报制造舆论，并在他的“导演”下举行各种污辱人格的“批斗会”要我承认如何“杀死罗桂英”的，面对本来就没有的“罪行”，年轻而无辜的我怎会承认。 李肃仁深知，没有我这个“首犯”的“招供”，莫须有的“罗案”就无法成立，也就无法达到他的目的。既然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于是，他设了一个圈套,自己写了一张字条：今晚查清，罗桂英不是自杀，是他杀，是龚联宇、某某某、某某某将其勒死后制造的假现场。 然后李肃仁又指使某女知青利用打扫囚禁室卫生的时候，作出同情的样子，有意扔在我的脚边。当时我正在写所谓“交代”, 看到纸团后就拾了起来，展开一看内容就立马明白了,这明明是给我下的一个不得不钻的诱供圈套。 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自己的清白要维护，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大环境下，在经受着无尽的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的小环境里，我还能挺的过来吗？ 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先按照纸条上的要求来“交代”了。 同时，我也深知那张“诱供”纸条将会可能是最终还我们清白并能够证明李肃仁有意迫害的重要证据。因此，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这个重要证据。 但怎样才能够保护得住呢？在那个黑白颠倒、毫无法纪的年代里，在我这个“当事人”身陷囹圄、没有自由、得不到清白而旁观者胆小怕事、不明就里又无法信任的情况下，就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知青能保住这张纸条吗？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在“放风”时我碰见了因其他原因被关押在集训队的“犯人”成都知青胡义迁，他责问我：“你怎么会干那种事？”我说是被屈打成招的，他说：“他们说罗桂英是被勒死的，你也这样说呀。”我说：“这是他们设了圈套诱供我”。 然后看到周围没有“看守”（即李肃仁手下的打手），一边说：“这就是证据”，一边就顺手把纸条塞给了他，并告诉他：“请帮我保存好，这是我的命……” 本来，李肃仁以为自己瞎编乱造炮制的“罗案”成了“铁案”，他从中捞足了政治资本，我也于1970年4月被关进了凉山州普格县公安局看守所，成了一名等待枪决的 “死刑犯”。 但在离开了李肃仁法西斯式统治下的五道箐农场，在看守所里，我理所当然地否决了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行，并一再提起上诉，以至死刑的执行被推迟了。 凭着已掌握的证据等待着时机，我坚信终有一天会让我洗脱冤屈还自己一个清白，并揭露李肃仁的伎俩，让世人看清这一切本来面目的。 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四年多后，1974年随着“十年浩劫”进入尾声，国家法治逐步开始恢复，定罪也要注重证据了。 看到时机终于来临，经我的反映和指认，公安干警把那张我们冒着危险偷偷藏起来的诱供纸条从农场的厕所墙缝里挖了出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成都知青胡义迁，他不但没有用这张纸条“邀功请赏”，还为证据的保护尽了自己的力量和道义，才为这件冤案最终得以顺利洗清创造了条件)。 1976年7月,我和其他受“罗案”牵连的知青们终于陆续得到平反、释放。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变成了华发满头的老人。在每天逗着孙儿怡享天年之余，有时也会想起那个人性沉伦、法度被废、人权被践踏的可怕年代，深感到一个安定、祥和、法治健全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啊! 【龚联宇：成都7中1965年高中毕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5中队学员。】 《回忆唐禄斌》——知青彭大泽 我读高一时的同桌是唐禄彬，所以我的印象深。“黑娃”是班上最黑的，而唐禄彬是最白的，好像有人给他取了外号叫“白娃”，没等到喊开他就没有再上学了。由于其他班上有同学参军，也有人说过他当兵去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只记得他白得来让人担心的面容，吹弹欲破，把两颗黑色的眼珠映衬得忧郁、迷茫。 有一年成都七中老三届同学邀请我去聚会，有节目、有麻将。我在他们的QQ群上看到有个名字唐禄茵, 便问她是不是唐禄彬的妹妹。是! 她也要出席聚会，我好高兴，因为可以把我班印的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托她转交给禄彬，给他一个惊喜! 我也没有问禄彬的境况，因为五十年的变跹沉浮没法在QQ上交代。 聚会那天我下午才去，节目演过了，酒也免了搅，问了几位同学便找到了唐禄茵，我给她说我是禄彬的同桌，今天特地把纪念册带来请你先交给他。 禄茵迟疑地望我一眼，低声说：难道你不晓得我哥哥他？他去逝了好多年。 我一下惊得来木起啰！ 只听见禄茵简单说禄彬因病休学、毕业下乡、在农场出了事，关了几年，平反、回城，不久就死了。 我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哎，文静忧郁的禄彬被“皮砣子专政”整惨了! “皮砣子专政”是西昌普格五道箐农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施:“打!” 毛主席要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一下达，本来是农场工人的知青们马上成了专政对象，被农场主任捆绑吊打，实施“皮砣子专政!” 一九七零年元旦，几个知青自己弄了几个小菜聚聚餐，被民兵破门而入，捆起来说成反革命翻天，把南充知青跟成都知青活生生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反革命暴乱集团! 李肃仁主任动员引诱禄彬自污自首，喊他说得越凶越好，许愿，只要说得凶险，一定给他安排进工厂、回成都! 李主任真切的话语是当倒毛主席慈祥的面孔说的，可怜的禄彬听进去了，回成都! 人家两拨是暴乱，禄彬说得更凶，他打算拉队伍，打起黄龙旗，在大箐山梁上架机枪，占领凉山、占领西昌! 李主任拍拍禄彬的肩膀阴笑，第二天便把禄彬揪出来遭民兵些“皮砣子专政”，打得奄奄一息。 群众专政到九月，普格县公安局武警把禄彬正式逮捕。五花大绑，跪倒台子上的禄彬仰头对主席台上的李主任哀哀地呻吟:“你说是说得越凶就进工厂回成都得嘛!” 李主任一足朝禄彬踢去:“你是现行反革命了，还想回成都!” 禄彬朝毛主席像倒下去，对着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嘴唇蠕动，谁也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 禄彬后来被判了五年劳改。再后来平反、回城，病逝于八十年代。 五道箐农场解散，李主任好多年不知去向。 就有那么巧，一九八三年几个当年五道箐农场的知青约起赶汽车去灌县二王庙，车子上听见郫县工校学生谈话说学校李主任太寡逆，留意一听，李主任来自凉山普格! 冤家路窄，几爷子灌县不去了，跟倒学生们在郫县下了车找到学校找到李主任！ 一袭的暴打，甩耳光、踢足头、打皮砣子伸冤报仇! 这群五道箐农场的老知青向学生们痛说往昔之苦难，学生们都喊打得好! 第二拨五道箐农场的知青闻讯再去郫县复仇的就找不倒李主任了: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彭大泽：成都七中1964级高中学生。五道箐农场知青。】 【后记～吴晓鸣】 《我听见了螺髻山下老知青的声音，那声音正在远去......》这组系列稿一共五篇，由13篇小文章组成，除了第一篇《筹建农场》是北京来的农场筹建组干部徐锦昆撰写，其余全是五道箐农场知青写作，他们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初中生，有的后来继续深造提升学历，有的没有机会再求学，他们的文字简朴平实，基本没有修饰语词和形容词、比喻词，是生活和经历的白描。 所有文章我只作文字和标点符号修改，个别啰嗦重复的词句予以删改，文章立意、立场、情绪、事实，我都不干预不修正，保持原汁原味。 全篇按照筹建、奔赴、喜悦、向往、劳动生活、阶级斗争、“反革命事件”、平反、结尾的逻辑编辑，时间线清晰。 当过知青的我们那一代同龄人读来感同身受，年轻一代却惊呼“有那样事情发生吗？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教科书、广播电视电影里面都没有见过？不可能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激情燃烧的火热青春啊！” 记忆，历史，遗忘，解释与理解，“历史记忆”的认同逻辑与时代书写，当一代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故事，当档案和回忆变成叙事的那一刻，真相还在不在？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讲的。1931年，卡尔·贝克尔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演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个命题是他的历史观的生动写照，由此引发了众多历史学家及史学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 2022年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紧密结合，以社会学般的敏锐度揭示个人命运的根源和时代变迁。 安妮·埃尔诺让我看见了私人写作的历史意义。这句话特别打动我：安妮·埃尔诺“挖掘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与集体约束。” 于是，我追求知青写作时的“个人记忆和集体叙事”的全视角，这之间肯定有矛盾有冲突有撕裂。 但不要紧，我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来，这是“历史记忆”的认同逻辑与时代书写。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和味道，而五道箐农场知青的那段血淋淋的惨痛经历，绝对不是官方历史和教科书叙事的那种喜剧正剧辉煌壮丽，不是模板化的那种挥舞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而是悲剧！是浓郁的悲剧！是血淋淋的悲剧！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认为“于庸常之中，看见人间悲剧”。 而德籍美国女性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盲目服从体制之恶的“平庸之恶”更深刻，比如听命于五道箐农场革委会主任李肃仁的农场工人、贫下中农和彝族基干民兵，他们就是“兵听将令草随风”的平庸之恶，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盲目地服从领导服从权力，把自己完完全全融入到一个不正常官僚体制的平庸之恶。 记忆，历史和遗忘，历史学家不会只看到表象：当档案变成叙事的那一刻，真相还在不在？历史书写从头到尾都在讲故事，但有时候讲的不等于真实。 知青，这是一个即将走入历史博物馆的名词......有些历史，不仅不能忘，甚至都不应该只停留在老一代人的沉默里。 五道箐农场知青鲜活的生命和历史，必须把他们的记忆变成声音，把他们的声音变成文字。 亲历者在老去，真相不能再沉默。 索尔仁尼琴认为他的写作“不撒谎，不原谅。”他还说：“当世界充斥着谎言时，真实就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于是，历史在他的面前屈服，不，不是在某个人面前屈服，而是在真相面前屈服。 一切苦难都不是财富，是创伤。 一切苦难都不能歌颂。 可以歌颂的是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人的精神。 那种被国家化的记忆和诗意一样表达的“苦难赞歌”值得警惕，尤其是在“底层人群”中的“苦难即辉煌”的历史与社会记忆。 某种意义上来说，《螺髻山下的声音~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知青回忆录》是一部比较详尽但令人不寒而栗的知青史、当代社会史，全书以个人视角回忆、讲述“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主义是怎样在地方层面扎根蔓延，把一个远离政治的高山知青农场吞噬进了荒诞的国家机器。 《螺髻山下的声音~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知青回忆录》最终成书大约18万字左右，我力争2026年底完工。 而这些分五次连续发布在《美篇》的系列文章，都来自我正在编撰中的《螺髻山下的声音~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知青回忆录》。 我认为，五道箐知青的故事，应该被看见、被听见！ 中国1776.48万知青的人生故事，应该被看见、被听见！ 好在我们已经远离那个“荒诞”的“无法无天”的“探索”年代，走向文明时代。 什么是文明？ 文明就是让弱者不恐惧，让强者不嚣张，让权利不傲慢，让社会更公平，让恶人怕作恶，让好人普通人能平安！ 祝我们的祖国走向文明。 【吴晓鸣：成都七中老三届初68级学生，1969年2月6日下乡，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泸沽区先锋公社长新3队当了五年知青。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编辑。哲学、新闻学、社会学教育背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