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多彩贵州民族魂” 　　——一站式读懂贵州多元民族文化

慢漫

　　从贵州地质博物馆出来，我连一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赶往贵州民族博物馆。

 贵州民族博物馆在贵阳市中心的筑城广场南广场，这座建筑，把贵州的山水与村寨“穿”在了身上。

远远望去，它像一座从大地拔地而起的侗寨鼓楼——那99.9米的高度，是对黔山秀水的仰望；六个面切割出的“山”字形轮廓，是对万峰成林的致敬；墙面上一道道分隔楼层的横条，恰似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那是贵州人世代耕耘大地的印记。

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而是一首用钢筋水泥写就的民族诗篇。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自古以来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经数千年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贵州与全国各地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相互融合，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特别关心关爱，多次到贵州视察，对贵州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国发 (201212号、国发（202212号文件的出台，为贵州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贵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團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用好自然珍宝和文化瑰宝，开辟了 发展新路径;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展示了贵州各族儿女勠力同心，奋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实践新成就。贵州取得的成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走进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序厅，仿佛一脚踏进了黔山秀水的画卷里。

两侧的巨幅风景画扑面而来——兴义万峰林如波涛般起伏，加榜梯田在光影中层层铺展。山间云雾袅袅，有人耕田，有人策马。走近看，贵州龙从远古的海底游来，铜车马从历史的深处驶出。这片土地的故事，从一幅画开始讲述。

序厅，是贵州的序章。

　　进入展厅的时候，我看到一幅黔域千年——贵州行政区划沿革图（东汉至公元2026年）。

　　图片以时间为纵轴，选取东汉、唐、南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及公元2026年最新审定版图，完整呈现贵州行政区划近两千年的演变轨迹。

东汉（公元25—220年）：设牂牁、永昌等郡，贵州大部分地区首次纳入全国郡县体系，汉夷交融由此发端。

唐（公元618—907年）：推行羁縻州县制度，贵州分属黔中道、剑南道、岭南道，中央与西南边疆的纽带日益紧密。

南宋（公元1127—1279年）：西南地区成为抗金抗蒙的战略大后方，黔中地位凸显，区域往来日益频繁。

元（公元1271—1368年）：实行土司制度，设八番顺元宣慰司等，贵州首次以相对独立的政区形态登上历史舞台。

明（公元1368—1644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正式建省，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自此“贵州”之名定鼎天下。

清（公元1644—1912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府县制度全面覆盖，疆域版图最终定型。

公元2022年：设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共16个市辖区、10个县级市、50个县、11个自治县、1个特区。高铁纵横，大数据奔涌，千年黔域已然换新颜。

从东汉“郡县初立”到明代“正式建省”，从清代“改土归流”到2022年“开放新高地”——一部区划沿革史，半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走进一楼，最不容错过的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在这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382件穿越千年的文物，静静讲述着贵州各族儿女与全国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壮丽史诗。

　　经上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的发展与涵养，丰饶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各民族通过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在今天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等。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春秋后期，“华夏”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

　　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持续增进。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

　　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支上第一个中史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建立开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王朝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 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 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采用白、青、绿、赤、黄五色经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精绝国贵族以其随葬，反映了精绝国贵族在为自己祈福的同时，也希翼中国繁昌(即“利中国”），代表了当时西域各族共筑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 南北对時的局面。

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

“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竞逐是相同的。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了条件。

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立社会动荡的乱局，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中国历史再次进人了一个兴盛的统一时代。隋唐以西京长安 东京洛阳为中心，统治疆域大大扩展，各族群间交往愈益密切，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经济 文化空前繁荣。

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破周边族群吸收继承，力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经历了繁荣开放的隋唐盛世，动荡更迭的五代十国，时间进入辽宋夏金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

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承中华典制，共承“中国”之制。辽宋夏金时期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鉴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形成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元朝所开创的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

　　西迁——锡伯族万里戍边

18世纪60年代初，清代中央王朝为了巩固统一局面、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发展社会经济，从全国各地陆续征召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等部族兵丁携眷到伊犁地区驻防屯垦。正是在西北边防需要的时候，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满、锡伯等民族的先民，创造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西迁壮举。

因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能战。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四月，20-40岁、能骑善射、骁勇善战的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3275人，被拨往伊犁垦屯守边。

按盛京将军的安排，锡伯官兵被分为两队，分别于四月初十和四月十九日启程西迁。从辽宁沈阳到新疆伊犁，路途相隔近万里。原定3年期限，但锡伯兵民只用了15个月就抵达目的地，竟是以接近“一路小跑的速度”，完成了万里西迁。此间，他们扶老携幼，过草地，穿戈壁，爬雪山，与缺粮饥饿、天寒地冷和瘟疫疾病抗争，是锡伯族不屈的信念支撑起这样一次万里征程。

这一历史事件与土尔扈特万里东归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两大经典篇章。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锡伯族万里戍边与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等一同被列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佳话。展览通过86件套精美文物，生动再现了这段徒步万里、抗敌戍边的英雄壮举，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东归——土尔扈特万里东归

土尔扈特为蒙古族卫拉特部的一支，从13世纪开始的四百余年里，逐水草迁徙，于明崇祯三年（1630）左右到达人烟稀少、水草丰美且尚未被俄国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此驻牧、繁衍生息。

1640年，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各部王公一次联合会议颁布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作为包括土尔扈特在内所属各部共同遵守的典章制度，明确了对清代中央王朝的归顺关系。

自从土尔扈特部来到伏尔加河畔，便受到俄国势力的排挤和压迫，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破釜沉舟，发动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也正式开启了东归祖国的壮举。17万土尔扈特部人举族东归，他们一路浴血，艰难跋涉，终于在1771年7月初“回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至此，归国的土尔扈特部仅剩人口7万左右。土尔扈特用巨大的民族牺牲书写了祖国认同的伟大精神和追求和平的荣光。

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系统论述了‘四个共同’，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指出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

　　展厅中的两幅图片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都书写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深刻表明：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经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该碑刻于明万历二十年(1519)，为记水彝文碑主记水西彝族乔经过等。汉文及彝文碑各一通。河西彝族士司安邦世系、建桥经过，并表彰安邦母子捐资建桥的历史,彝族先民在慕俄格的武功、政绩、疆城、风尚、文化，以地区现存有大量葬文石刻，如疑似蜀汉时期《妥阿哲门记»等,汉彝双文碑则以明代以来逐渐普遍，充分体现了的成效，各族群文化深入交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阴刻楷书，主贵州彝族聚居，儒学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取得进一步提升。原件藏于大方县奢香博物馆。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士归流，基本底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決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 社会 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剧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从根本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历史。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新纪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 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民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 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眼于民族地区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千部，以实现民族平等、共同富裕和共同繁为目标，民族工作进入新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制定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有力维护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把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推向了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强调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对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路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路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民族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恩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 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
伟大进程中的多彩贵州

　　贵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贵州历来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处我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部，是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区域，东邻湖南，西接云南，南濒广西，北与四川、重庆毗连。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华南和西南的重要通道，是各族群交融汇聚之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构筑了多彩的贵州。

　　贵州自古便是中华大地西南地区的战路要地。历代中央王朝管理体制更替，贵州一直向着融入国家 统一治理的方向发展。秦汉郡国并存，,已对贵州有了开发，初步进入国家大一统;隋唐五代因俗而治，羁縻州府的设置，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元代“行省”的设置，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进一步加强，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发展至明代贵州建省，再到清代改土归流后，贵州便完全融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

经历王朝更替、时代变迁，各族人民在贵州高原交融汇聚，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

　　先秦时期，贵州分属秦、楚等诸侯国，长期与周边族群交流互动。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今贵州部分地区属給中郡 挂林部、象都等都县，初步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路，开始了贵州最早的官方开发。从秦开“五尺道”置“夜郎吏”，至汉凿“南夷道”通“夜郎道”，将夜郎国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由此开启了贵州地区“郡国并治”时代。

　　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中原局势和中央王朝自身实力等因素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实行〝统而不治"〝因俗而治”的羁縻治理方式。贵州多数地区实际被地方豪酋所掌控。大量羁縻州的设置见诸史料。元代在前朝羁縻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对贵州施行土司制度。尽管局势纷繁，王朝更替，贵州各地方势力仍频繁向中央王朝入朝进贡，大一统成为贵州各族群的共同追求。

　　明代延续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并加以发展，将士官一律纳入国家统一的官制，而又自成体系，设有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士司建置，管理地方土民。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清王朝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士归流政策，士司管理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形。

　　明代中央王朝着手经营西南，巩固边疆。贵州为“西南之奥区”，战路地位突显，且贵州驿道纳入全国驿道网络，交通条件改善，中原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源源传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为贵州建省创造了条件。明洪武年间，屯军设堡现固边防，民族融合绵延至今。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两宣慰司被革除，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将原两个宣慰司共计三十三个长官司的辖地划分为八个府，并据此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至此，贵州建省，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

　　秦代没立“黔中郡”，修凿“五尺道”井设县置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在贵州传播。汉代“西南夷道”“蜀身毒道”等道路的形成，贵州高原得以开发。唐宋时期，贵州成力茶马古道重要节点，“茶马互市”和“盐马贸易〞获得发展。特别是明代建省后，“移民就宽乡”“屯田”等政策使得贵州人口大量增加，屯田数量创历史纪录。

明清时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品种的农作物引入，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使贵州各族经济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

　　贵州的茶马贸易最早可追湖到唐代。唐代以来的“茶马古道”和宋代“买马道”，元代“站赤”制度推广，及至明朝在西南各地恢复设立驿站，保证了马匹茶叶、盐及其他物资的交换。南未时期，北方马市断绝，朝廷在西南地区设马市、马场，用盐和茶交换马匹，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的兴盛。元代在贵州水西地区设置牧马场。明代，“水西马”“乌蒙马”驰名，朱元璋谓之“龙驺”。茶马贸易等农牧经济交流，发挥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的互补性，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明代实行“移民就宽乡”政策，采取军屯、民屯与商屯等多种模式经营贵州。“军屯”广设卫所;“民屯”招体大批人员，免其科赋、发放工具，屯垦开荒;“商屯”鼓励盐商“招民垦种”。各种屯田移民政策，使得生产力水平提升，人口增长，土地垦辟，新的高产作物引入，极大地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经康熙、雍正两朝的“裁卫并县”“改士归流” 及省界调整，贵州政治、军事制度日趋完善。又经乾隆、嘉庆两朝的稳定发展，贵州人口稳步增长。加上清朝重视贵州水利建设，鼓励各族人民学习修筑水利设施的方法，开发堰、塘、渠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改荒土为良田，推进了农田水利的较大发展。同时，通过奖励垦荒、减免赋税的政策，掀起贵州历史上大规模的垦荒热潮，耕地面积持续扩大。

　　在历史的延续发展过程中，贵州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优秀灿烂的黔地文化，以语文互通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传说传承交往，在多姿多彩的器物、服饰和其他手工艺赓续中交融互鉴，用优美动人的歌舞戏剧气民族风情架设纽带，各民族情感相依、血脉相融,文化兼收并蓄，多元一体，一路盛放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花。

　　贵州各民族流传至今的口述史与古籍文献，大量记达了人类起源、洪水滔天、射月射日等中华民族共有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时亦有大量关于民族迁徙过程中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称兄弟的口达传承。这些口述史与古籍文献，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共有精神传承，反映了各民族同根同源、互为一体的渊源关系。

　　贵州民族传统艺术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往来中交融互鉴。如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骨笛、商周礼乐促生的铜鼓、殷商簧管鼻祖“笙”、秦汉魏晉“阮”与琵琶，都能在贵州民族乐器中窥见;《说苑 •善说一越人》以及《诗经》对贵州的对歌艺术早有记载；贵州的汉砖汉舞俑与西安汉舞俑，有着相似的穿着及姿态;英雄人物、爱情故事、美好传说，也化为各民族的戏剧歌舞，演绎至今。

　　在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积淀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形式多样、寓意美好的装饰纹样与造型艺术。随着人口迁徙 文化交流 贸易往来，各类纹样传入贵州，井结合地域文化子以升华，共同传承与弘扬中华人文精神。

　　《易• 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贵州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一脉相承。

在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贵州各民族的服饰形制 制作工艺等，融合保存了中国历代服饰的特征、纹样和制作技术，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升华。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山水交织相依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相交融，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亲近，彼此涵化。

　　千百年来，随着中央王朝对贵州开发和治理的不断深入，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汉代三贤在贵州传播中原文化，明代王阳明龙场悟道、田秋奏疏开科取士，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榜上有名，清末“沙滩文化”奠基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享誉海内外，李端茶、严修办学、维新名留青史，历朝历代辈出的人才，为贵州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凝神回望，贵州教育发展、社会往来频繁、传统医药繁荣、生态理念传承，为贵州各民族社会事业深度交融、携手奋进、紧跟全国社会发展的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贵州是“药材之乡”，据贵州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统计，全省发现中药资源6352种，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其中全国四大民族药之一的“苗药”，有90%以上的药材资源在贵州。因此，贵州有着“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之说。

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复杂多样的地质地貌，造就了丰富的药用资源，为贵州民族医药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瑶族的药浴疗法、苗族的骨伤蛇伤疗法与九节茶制作、侗族的过路黄药制作、布依族的益肝草制作等等，皆为中医药体系所吸纳。贵州各民族在传承自身医药体系的同时，亦大量借鉴和学习了中国传统医药知识。民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药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不，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或调节人体机能的药物。主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植物药居多，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贵州民族体系中的常用中药，不仅在《本草纲目》中有载,对其药用价值有所记录和肯定，在其他地区的中药体系中同样有着分布与应用，可见贵州民族医药与中医药有着密切的渊源。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其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贵州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贵州这片红色土地上，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奋斗，各族人民拥护党的领导，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奠基立业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从封闭落后到开放进步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从发展滞后到赶超跨越的巨大转变，书写了贵州发展史上恢宏壮丽的华彩篇章，为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年前，贵州各族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反动军阀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十分困苦，政治上、经济上完全没有自主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贵州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通过战与火的血色洗礼，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得到进一步增强。

　　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国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全省60多个县(市、区)。

红军在贵州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相关政策，积极联合少数民族同胞，帮助少数民族打击伪官吏豪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和拥护。红军途经贵州民族地区时，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革命真理，在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4年10月，龙云在石阡县甘溪一带率十八师52团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突国，在困牛山血战三昼夜，所部大部分阵亡。

他率200余人突出重围，最后负伤被俘，多次受审受刑，但其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1936年2月，龙云在湖北省立医院因伤病交加医治无效而辆牲，年仅33岁。2016年11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龙云为烈士。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与国民觉军队发生遭遇战。16日，红十八师第52团在师长龙云(苗族）和团长田海清率领下，奉命掩护主力，完成阻敌任务后，在困牛山陷入敌军重国。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了不误伤被胁迫夹杂在敌军中的百姓，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房，毅然从困牛山虎井沟一带集体纵身跳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贵州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还是从事“大后方”补充兵源、保障抗战物资供给、救济灾民难民等后勤工作，处处都有贵州抗日将士及广大民众的身影。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用实际行动保卫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族人民希望实现和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觉签订了“双十协定”。然而，在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单方面撕毁协定，发动内战，致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隐蔽在贵州的共产党员纷纷行动起来，组建党小组，开展武装斗争，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各族儿女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文化教育运动和“三线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各族儿女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

　　在党中央的关心与关怀下，奏响了贵州大气磅礴开放、大张旗鼓创新、砥砺奋进发展、同心协力奔小康的时代最强音。2021年以来，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宇经济战路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新篇章,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

　　回望历史，历经数千年的交融汇聚与融合发展，贵州与全国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历史证明，中国特色解快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贵州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增强。

新时代新征程，贵州各族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放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贵州实践，奋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记忆与传承， 贵州世居民族历史文化

　　一部贵州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缩影。历史长河中，贵州与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贵州是我国古人类的摇篮之一，在三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考吉和文献资料显示，自古以来贵州就与中原等不同地方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华夏、苗瑶、百越、氏羌等族系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汇聚贵州，与濮人交汇，逐渐发展交融开成今天贵州的汉、苗、布依、何、土家、彝、仡佬、水、回、白、斑、壮、審、毛南、么佬、满、蒙古、羌等18个世居民族。他们杂错而居，相携发展，谐写文明，在多元与包容中共创历史，融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记忆与传承——贵州世居民族历史文化展”通过“千年之行”和“大美不言”两个部分，重点讲述了贵州18个世居民族的历史来源、文化特色，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彩故事。贵州各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交相辉映、风情独特，创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优秀民族文化，成为贵州多彩约丽的現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千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将周边其他民族吸收进入子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

汉族分布广泛。考古资料显示，很早以前汉族先民就与贵州各民族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秦汉以后，随着开“五尺道”“移豪民田南夷”“调北征南”……大量汉族陆续进入贵州，与少数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和建设贵州，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苗族历史悠久，与我国远古时期的“九黎”“三苗〞有着渊源关系。在广泛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苗族先民历经数干年的大迁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足迹遍布全国。迁徙过程中，苗族融合了部分与之交往的少数民族，部分苗族亦融入了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大量古籍文献曾将南方多种少数民族泛称为“苗”。

苗语厲汊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方言。近代历史上，苗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是我国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苗族也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贵州苗族人口遍布全省，主要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散居全省各县。贵州苗族集合了中国苗族的主要文化特征，如众多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主要的服饰类型，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典型的风俗习惯等。苗族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依族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百越族系中的“骆越”一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了濮、僚等民族成份。贵州布依族人口约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 97%，主要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市、安顺市、贵阳市等地区。布依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寨前田畴纵横，水士肥洪。布依族聚居地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稻作生产，其先民是最早从事稻作生产的民族之一。

历史上，布依族积极融入国家大一统。宋元时期，布依族地方势力“西南番”“五姓番”“七姓番”“八番”皆主动入贡，主动向中央王朝靠拢：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叉保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蒙九龄率全团誓死掩护大部队实现“朱毛会师”，陆瑞光与红军弄染结盟，莫凤楼为抗日捐滑翔机、组建抗日自卫队等等事迹，无不闪现了布依族儿女为中国革命和抵御外辱做出重要贡献的耀眼光芒。

　　秦汉以前，布依族自称“濮越”或“濮夷”，东汉称“德”，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称“仲家，“仲苗，“仲套，“青仲”“依家”“布笼”等。因“濮”在布依语中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日方志中，曾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夷族”曾是布依族族名确定前的普遍称谓。1953年，人民政府征求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命名为布依族。

　　布依族社会组织形式，有“宗族制”“议椰制”“寨老制” 等，它们源于古代氏族管理制，是古代民主制的继承和发展。

宗族由同一寨或数寨的同宗同姓人组成，每个宗族都有族长，一般由有威望者担任。族长对内宣扬家规，处理族事，对外处理人际交往、协商谈判，以维护宗族尊严，保护宗族利益。

《黄氏族谱》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亲睦；正男女以杜杰淫；勤农桑以足衣食；设家墊以训子弟；修祖祠以;荐蒸尝；宝宝人民以固士地。

　　唐宋时期，布依族被称为“蕃蛮”，势力强盛。宋史载，“诸蕃以龙氏为宗，称西南蕃主““部族数士，独五姓最著”。五姓者，龙龙、罗、石、方、张，即“西南五姓蕃”，后来增加韦、程二蕃，称为“七蕃”。元代增加卢蕃，统称“八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97）置八蕃宣慰司管理广大布依族地区。

　　侗族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百越族系的“西呕”（叉称“西瓯”或“瓯骆”）及后来演变的“鸟浒”“僚浒” 有密切关系，主要聚居在黔、湘、桂、鄂毗邻地区。侗族的名称来自“溪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侗族。

贵州侗族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铜仁市的相关县市为主要聚居地。新中国成立前，侗族长期依靠以“洞”“寨”为基础的款约组织维系族内关系和利益，在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广泛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侗族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素有“歌的海洋”之称。侗族大歌享誉世界，侗族鼓楼与风兩桥等建筑名满神州。林业经济曾是侗族社会的重要支柱产业。

历史上，贵州侗族产生了诸如姜应芳、王天培、龙大道、杨至成等英雄人物。他们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侗族与百越族系中的骆越、西瓯有着族源关系。由于侗族先民多居住溪峒，唐代及以后史籍以“峒蜜”或“峒民”泛称。宋代“仡伶”“伶”的专称出现，说明侗族作为单独的民族族体已然形成。明清时期多以“侗(尚、洞）人”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侗族”。

　　款是侗族社会古老的社会组织，是以洞、寨为基础的政治、军事联盟，颇具原始民主主义色彩。款由小款、中款、大款3个层次构成，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也无专职的办事人员。其头目叫款首，从各个村寨的自然领袖中直接选举产生。大款由款首群组成，其首领凭借集体的智慧、个人的威望和组织才能，统领全款区。虽然款组织有大小之别，但大小款之间是平等的联合，款与款之间以及款首与款首之问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贵州士家族系古代巴人后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贵州土家族在明代仍广泛使用土家语，现已基本消失，普遍说汉语，通用汉文。

宋代以前，居佳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 或“五溪童”。

宋代以后，士家族被称为 “土丁”《土人”“土民”士蛮〞等。贵州的土家族主要集中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岑巩县等县。

贵州土家族聚居区位于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域，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特征。土家族明代先贤田秋奏请中央王朝在贵州开科取士、兴办学校，并获批准，为贵州的教育事业和人才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彝族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氏羌族系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其语言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市和六盘水市。

贵州境内的彝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称谓有所不同：唐宋时期，被称为“爨（音cudn)蛮”"乌蛮”，元明清被称为“倮”“罗罗”“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代表一致赞成毛泽东主席提议将礼器之“彝”作为其民族族称的意见，“舞族”正式成为统一的族称。

历史上，彝族先民对贵州的开发进程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贵州彝族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贵州少数民族中唯一建立过地方政权的民族。从三国时期济济火被蜀汉政权封为罗甸国主，到唐宋时期的东爨乌蛮，至元明清时期的水西土司，彝族一直在贵州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南宋时期，彝族地方政杈通过乌蒙马市与南宋、大理等政权交往交流频繁。水西安氏土司是管理贵州地方时间长、范围广的四大士司之一。明代奢香夫人积极传播汉文化，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仡佬族大多集中居佳在贵州省境内，其先民是贵州高原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仡佬族叉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的百濮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故被认为是贵州高原的“地盘业主，古老前人”西汉以来，仡佬族先民先后被称为“濮、僚”“夷僚”“仡億”。宋人《广韵》称：僚作为部落称谓可作为“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一称为仡佬族。

现贵州境内的仡佬族主要分布在务川、道真、黔西、平坝、石阡、六枝、清镇等县（区、市)，与汉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舞族等民族杂居，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点状分布特点。贵州仡佬族的民族语言已基本消失，民族服饰、民风民俗、生产生活逐渐与周边民族相互融合。

　　仡佬族大多集中居佳在贵州省境内，其先民为贵州高原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仡佬族叉与我国5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的百濮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被认为是贵州高原的“地盘业主，古老前人”。

汉以来，仡佬族先民先后被称为“濮、僚”“夷僚”仡僚”。宋人《广韵》称：僚作为部落称谓可作g“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愿，统一称为仡佬族。

现贵州境内的仡佬族主要分布在务川、道真、西、平坝、石阡、六枝、清镇等县（区、市），汉族、苗族、布依族、士家族、彝族等民族杂居，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点状分布特点。贵州仡佬的民族语言已基本消失，民族服饰、民风民俗、产生活逐渐与周边民族相互融合。

　　水族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百越族系的“骆越〞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水族先民原住邕江流域的“岜虽山”一带，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沿江溯流而上，经广西向北迁徙，移居黔桂边境。唐开元年间，曾在水族先民聚居地设“抚水州”。明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 政策，使大量汉族人民迁入水族聚居地，并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和通婚，部分汉族融入了水族。

贵州是水族的主要聚居地，占全国水族人口的 90% 以上。贵州水族主要聚居在三都、荔波、都匀、独山、福泉、榕江、丹寨、雷山、从江等县市。

其中三都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境内居佳的水族人口最为集中，占全国水族人口半数以上。

水族的语言称为 “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水族的文字称为 “水书”，与汉宇同源。

　　水族自称 “虽”或“睢”（sur），与“百越”族群中“路越”支系有渊源关系。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邕江流域的“岜量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泰王朝发兵征岭南，水族先民举族大迁徙，移居黔桂毗邻地区生息。唐代在今黔桂交界的环江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标志水族发展成为单一民族。

水族的族名此后在一些史籍中屡屡出现：明末邝露《赤雅》有“水亦僚类” 的记载：清代及民国，有“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1957年在充分征求水族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确定族称定为水族。

　　回族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民族。自元初始，回族先民陆续迁入贵州，与贵州各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建设贵州。贵州的回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市、安顺市和贵阳市的部分市县区，生产方式以农业、商业为主。伊斯兰教是其重要的宗教信仰。贵州回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开蒂节、古尔邦节等。回旗一般使用汉语汉宇。

　　回族移居到贵州，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从元初到明朝，从清代到抗日战争，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均有不同程度的迁入。他们或由于征战驻守，或因为迁入为衣为商，或迫于生计逃难，或随工厂搬迁而来。无论过程如何艰辛曲折，他们终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汇合交融，在这里生息繁衍。

　　白族族源有多种说法：云南土著民族、氏羌之后、汉族后裔、多元民族等。较多学者认为，贵州白族由古至今，称“焚（6。）人”“白尼”“要举”“白人”“民家”等，自称他称较难辦。贵州白族具有“多源合流”的特点，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体，主要包括从云南迁徙到贵州的白族、历史上的“南龙人”“七姓民”等。

贵州白族主要分布于毕节市威宁、赫章、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六盘水市水城、盘州，以及安顺市、贵阳市等地，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

　　瑶族与我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中的苗瑶族系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贵州瑶族支系多，居住分散。

按支系呈小聚居、大杂居，点状形式分布于黔湘、黔桂边境一线，以荔波、从江、黎平为多。

瑶族崇尚自然、精于舞蹈，猴鼓舞是其一绝，山地经济特点突出，工于纺织、竹编及藤编，多居于干栏式房屋，其服饰、习俗、语言及自称差异较大。历史上，部分瑶族曾过着刀耕火种的赶山生活，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在觉的领导下，瑶族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贵州各民族一道实现了脱贫摘帽共奔小康。

瑶语厲汉藏语系苖瑶语族，分苗语支和瑶语支。盘瑶有用汉文记录瑶族语言的《盘王大歌》等唱本。瑶族节日主要有盘王节、陀螺节、六月卯节、糯考节。

　　贵州瑶族，因支系不同，其族源皆不同。自称 “董蒙”（俗称白裤瑶）、“努侯”（俗称青瑶）、“东蒙”（俗称长衫瑶）的瑶族是开拓荔波的最早居民，有“八十二洞瑶民”之说；自称“巴哼”（俗称红瑶）的瑶族，源于汉时的“武陵蛮”，因避战乱和灾荒辗转迁入贵州黎平和从江；自称“容棉”（因崇拜盘瓠 Cho）而称为“盘瑶”的瑶族，多于明清时期迁入贵州榕江、从江、雷山、丹寨、剑河、三都等县。来源虽有不同，但人们都用“瑶” 来概称自己。

　　贵州畲族称之为 “东家”，认为是由“东边”来的，故以东家为名。其自称 “哈萌”，意思是“客人”。明清时的一些贵州地方史志又称之为“东苗”“佟苗”。据考证，其先祖是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或避祸而由江西迁入贵州。

畲族入黔时，首先落居于贵定平伐一带，再散居于今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区。后来，一部分畲族融入其他民族。贵州畲族现主要聚居在麻江、凯里、福泉、都匀等县（市），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苖瑶语族苗语支。贵州畲族的节日主要有祭祖节、四月八、中秋节等，粑槽舞是其牛色民族舞蹈。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据明代《黔记》所载，今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县均有毛南族先民居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毛南族先民与周边民族共融共生，相互融合。毛南族民间流行的“地牯生”“打猴鼓〞“过小年” 等文化事象皆与周边民族一致。

贵州毛南族历史上称为佯僙人，分布比较广泛。现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惠水县、独山县部分村寨。贵州毛南族有自己的语言，称自己的语言为 “颂绕”，厲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贵州仫佬族由古僚族群逐渐发展而来，自元代始有单独明确记载，自称“嘎窝”或“类窝”文献中多以“木佬”“木老”“木僚”“木类”“木楼”等见称于世。明代嘉靖《贵州通志）中有关清平具（今凯里市）“诸夷风俗” 载：“旧志：木佬……科头、跣足，颇通汉语，衣楮皮制同汉人，妇人服短衣，婚姻以牛为聘礼，与人交易，刻木为契……用竹器盛食，牛角饮酒，亦听官府约束。”根据元、明、清时期史籍记载，数百年前仫佬族在贵州分布广泛。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部分仫佬族或迁徙他地或改报为其他民族成份。

贵州仫佬族现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凯里市、黄平县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都匀市、瓮安县。仫佬族村寨多是由同姓父系血缘关系组成，一姓一寨、一姓数寨或数姓一寨小聚居。贵州仫佬族有本民族语言，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较为接近，分麻江、凯里两个方言。

　　满族也称满珠，起源于肃慎一一女真系，直系先人是明代女真，有着悠久历史。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庚寅（1635 年)，后金国汗皇太极公布“我国建号‘满洲’”。满洲建立后，“满人”的说法开始逐渐产生，辛亥革命后，渐有“满族”一词被人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识别确认了满族这一少数民族。

贵州世居的满族，大多在清朝的军事调动下进入贵州。今黔西、金沙、大方等县的结合部是现贵州世居满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他县市的满族同胞系三线建设时期随工厂迁入贵州的满族干部或工人，亦或省外支黔的满族干部，及部分高等院校在黔就业的满族学子。

贵州满族的生活习俗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与聚居地的周边民族融合在一起。

语言方面，满语在贵州目前已基本消失。文字方面，定居在黔西、金沙、大方等县的满族在其入黔二世祖之前，使用满文；在其二世祖以后逐渐被汉文代替。

　　蒙古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史称“蒙元室韦”，发源干今额尔古纳河流城。蒙古族最早于元初进入贵州，大批量蒙古族于明清之际进入贵州。迁入贵州的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已与当地习俗相融合，逐渐适应贵州环境，也有部分保留了独特的蒙古族文化。

贵州蒙古族，主要散居在毕节市大方县，铜仁市思南县、石阡县，遵义市遵义县、凤冈县等地。以余姓为主的蒙古族在贵州蒙古族人口中占大多数。

　　贵州羌族是目前贵州 18 个世居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自称“尔玛”或“尔咩”。约在明代至清初从四川等地迁徙而来，距今约 300年左右，主要聚居在铜仁市石阡县和江口县，其余散居全省各地。

因为特殊的居佳环境和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其民风民俗、民族服饰、生产方式等已与贵州聚居地的周边民族相近。铧口制造是江口县羌族的传统手工业。其制造的铧口锋利，经久耐用，在江口、松桃、铜仁等地享有盛名。贵州羌族同周边汉族、苗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民族和睦相处，亲如手足，生产生活中互帮互助。

贵州羌族的语言己经消失，使用汉语，通用汉文。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历史告诉我们：贵州虽处西南偏远地区，贵州各民族一直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文明的构建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了 贵州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中央大力推进贵州开发建设，“三线建设”在贵州投资布局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有力推动了贵州摆脱贫困，改变了贵州一穷二白的窘境。各族人民更加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增强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人民感恩奋进、砥砺奋发，全力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路行动，经济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30万户农村群众从“忧居”变成了“优居”。贵州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昔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如今万桥飞架天堑变通途!通航机场实现9个市(州)全覆盖，航空路线這布国内外。贵州建成丁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国家级互联网骨千直联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实现5G县县通。全省森林覆盖率持续上升，缘色经济占GDP比重达45%，“世界自然遠产地”数量全国第一，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贵州大地日貌换新颜，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党的二十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吹响了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号角。贵州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车记嘱托闯新路、感恩奋进建新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育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贵州民族服饰一直以绚丽的色彩、精美的样式，繁多的种类以及丰富的文化内酒而著称，在中华民族服饰大观园中居于重要地位，被誉为 “穿在身上的史书”。不同地域、不同款式、不同色彩、不同图纹的组合与搭配，构成了贵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民族服饰。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在有着超百万年人类生命史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是历经上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经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单位，在亚洲中东部的独特地理环境中，经过反复接触、交流、融合而成的相互依存和不能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中华先民在漫长岁月中奋发图强，自强不息，交往联系，唇齿相依，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作为新时代觉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树立和传播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务;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白豪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为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中华文物中，依循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内在逻程，遊选出一百件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文物，构筑出一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文物谱系，构建了一次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我们期冀由此揭示出那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精神标识的基因密码，清晰呈现出一部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客观基础和必然逻辑，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是谁、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干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有着超百万年的人类生命根系。

中华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从直立人（猿人），到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各个进化阶段没有缺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远古居民的体质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性，显示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特点。

从考古发掘到文化遗存，数万年共同生活的士地、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共通的生产生活方式,无不证明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根脉。

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

　　鸡骨曾玉石颈饰，距今6000—5000年，这套颈饰由多件经过精细打磨、呈现独特鸡骨白色的玉石构件串联而成，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它反映出先民们已具备高超的玉器加工技术和超越实用的审美追求，是当时社会上层或特定身份者用以标识地位、沟通神灵的神圣装饰，展示了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萌芽的复杂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

　　汉代伏義女娲画像石拓片，此件拓片构图别致，打破常见伏羲女娲交尾的定式，以首尾卷曲的龙身围拢双环，形成左右相切的日月双圆，画面右为日域，刻画日中神乌、九尾狐；左为月域，雕琢玉兔、蟾蜍，一阳一阴对应天地日月。双圆交扣相融，以圆满之形隐喻阴阳和合、瓜瓞绵绵，寄托先民对族群永续、生生不息的祈愿。伏羲女娲始祖神话辗转南北、融汇各民族认知，这件独特构图的画像石，正是上古神话落地中原、凝聚华夏同源记忆的实物遗存。

　　青铜銮铃是周代礼乐制度在车舆仪轨中的生动缩影。銮铃多安装在贵族马车轭首或衡上，车行则铃声动，清脆有序。《诗经》中“八鸾喈喈”“鸾声哕哕”的描绘，正是銮铃声响与礼乐节拍相和的艺术亏照。周人规定，君子乘车时，銮铃之鸣须合音律，步履与佩玉之音相应，以此平心静气、克己复礼，达成内在修身与外在仪典的统一。

銮铃虽小，却承载着周人“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礼乐观。在“以乐行礼、以礼成和”的周代文明中，规范的车铃声响不再是简单的信号,而是“和”的物化表达一一既约束个人行止，亦昭示天下有序。这种从微未器物生发出的礼仪规范，最终汇入周室“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基因之中。

　　覆面，又称面衣、面罩，于逝者面部的技葬用具，用以固定容颐、护佑亡魂。

覆面习俗在中国北方由来已久。先素时期即有以玉覆面、帛覆面的传统，两汉以后亦不乏金属覆面的发现。辽代契丹人在继承北方草原飞葬传统的同时，也吸收并融汇了中原地区的程面礼仪，井根据自身文化偏好，大量使用铜、银、金等金属制作覆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葬俗。铜覆面在辽代责族及平民墓葬中均有发现，表明这一习俗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流行。它见证了辽代不同地域人群在生死礼俗层面的交融互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实物例证。

　　辽三彩是对唐三彩技术的杰出继承与大胆创新，见证了宋辽时期中原高度发达的制瓷工艺向北传播的历史轨迹。

海棠盘的三彩釉色源白中原唐三彩传统，却发展了更具北方民族豪放气质的色彩搭配。然而，契丹工匠并未止步于模仿，他们摒弃了唐三彩多以明器为主的用途，将其发展为兼具实用与审美的生活器血。在色彩上，辽三彩更倾向于使用对比强烈、浓艳奔放的绿、黄、白等色，形成了粗犷豪放、雄浑大气的北方艺术风格。

　　元代青铜鎏金杆纹景教十字架，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之物，主体呈十字形制，却融铸佛教密宗金刚杆纹样于其中。两种不同宗教的符号在同一器物上浑然相融，见证了元代丝绸之路上多元宗教并存、不同文明对话的历史图景。它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胸襟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择善而从和合共生的实物见证。

　　元代国师之印印文为元朝中央颁赐西藏宗教领袖的官方印信，印文采用人思巴文。“国师”是元代中央授予藏地高僧的核心封号，位列朝廷高阶礼制序列。元朝依托国师制度，将西藏完整纳入全国统一政务管理框架，中央朝廷通过册封、预印确立对雪域高原的管辖权 责。这方印文实证元朝因地制宜治理边疆的国策，见证西藏融入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

　　清代嵌骨雕吉祥图案马鞍具，此套马鞍具以木为胎，鞍体镶嵌精雕细刻的骨制吉祥纹饰，工艺繁复，气韵华美。骨雕镶嵌是北方草原地区的传统装饰技艺，多施或富南所用的鞍具之上，兼具实用功能。

清代以降，随着边疆与内地商贸往来的日趋频繁，在西南方的茶马古道上，马鞍是长途驮运茶、盐、布匹等物资的核心装备。

此胶形制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工艺审美，正是多地域人群在茶马贸易与日常交往中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实物见证。

　　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術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生聽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干年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经历漫长历史风雨的洗礼后，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方向，使当今中华民族能够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在继承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命题，开启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道路。

纵观历史，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一个稳固的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地域、文化的因素,更由于彼此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为紧紧国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中国民族博物馆积极探索“物”“史”互证，通过构建一部实物实证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以考古文物、传世文物与民族学器物开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表迷方式,追湖中华民族的伟大源流，呈现古往今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展示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共享的集体记忆，构建出一部汇聚56个民族共同记忆的中华民族史，讲述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故事，从而使各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民族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历史过程，以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自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曾用悠久深邃的智慧创造了瑰丽灿烂的中华文明，今天,中华民族正在用伟大独特的智意，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祈愿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在为人类做出新的伟大责献的同时，将中华文明推向更高的巅峰！

　　时间过得飞快，已经到下午两点了，航班是三点五十，我匆匆忙忙把所有展馆都看完，才想起来我从一早到现在，还没有吃一顿饭，喝一口水呢。

我走出这座形似侗族鼓楼的大楼，仿佛刚读完一本厚重的“无字之书”。从“千年之行”的历史溯源，到“大美不言”的文化盛宴；从一件件精美的银饰、绣片，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贵州“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万千气象，在这里被一一收拢、细细诉说。

当我再次站在筑城广场，回头望去，这座建筑依然静默矗立。而我的行囊里，已装满了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