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的人生轨迹

郑州张世科

　　提起孙殿英，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东陵大盗”。随着1986年电影《东陵大盗》的播出，“东陵大盗”便成了孙殿英的代名词。殊不知，孙殿英真实的历史绝对不是“东陵大盗”四个字所能概括了的。也就是说，孙殿英的经历远远比盗东陵要复杂得多。那么，围绕着孙殿英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尤其是传说，哪些真？哪些假呢？换言之，真正的孙殿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孙殿英的“真”，第一个自然就是其籍贯了。据史料所记，孙殿英（1889—1947），名魁元，字殿英，以字行，乳名金贵，自称孙老殿，河南永城人（今河南永城马牧镇丁辛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关于这一点，现存永城马牧镇丁辛庄的三间砖房可以作证。据说孙殿英发迹后也很少回乡。这几间房子还是他委托别人帮建的。由此推断，家乡在孙殿英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不曾衣锦还乡，更没有叶落归根，甚至把根留住之念。他真正的故居其实是在天津卫。

　　依据现存资料所知，孙殿英的早年经历是这样的。1889年，孙殿英出生在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外祖母家里，乳名金贵。他8岁时，其父孙玉林因口角杀人入狱，最终死于狱中；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致其自幼便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孙殿英七岁入私塾，师从张景泰，却终日顽劣，常与同学斗殴。数次受老师责罚后，他心生怨怼，竟放火烧毁校舍，最终被校方逐出。母亲无奈带他返回老家，母子二人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罹患天花，病愈后脸上留下密密麻麻的麻坑，“孙大麻子”的绰号也自此流传开来。困顿的生活中，孙殿英染上赌博恶习，整日与地痞无赖厮混，还特意钻研各类赌具，日久练成一身绝技，各类赌术无一不精。先后到商丘、洛阳、西安等地开设赌局，骗取财物。早年，孙殿英投靠盘踞于安徽亳州城的姜桂题部，以军职为掩护，大量制造鸦片膏、白粉、金丹（红丸），销往河南、安徽、热河及华北诸地。

　　到了1916年，27岁的孙殿英加入豫西庙会道，靠着装神弄鬼的江湖手段，一步步混成道首，遂拉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 。要知道，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孙殿英先后投靠张平、丁香玲、憨玉昆、张宗昌等各路军阀，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生存法则，当上家一败，他立马转投新主，从未有过半分犹豫 。直到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方，孙殿英见大势已去，接受了蒋介石改编，当上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驻防蓟县马兰峪，而这片土地，正是清东陵的所在地。可以说任谁也没想到，这个出身底层的混混，会在这里干出一件震惊全国、遗臭百年的大事一一一盗东陵。

　　孙殿英的第二个“真”自然是“盗东陵”。1928年，孙殿英己是蒋介石麾下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当上军长后的孙殿英，自以为从此将享尽荣华富贵，可以在驻地呼风唤雨。谁知，等来的却是长期的被排挤和冷落。蒋介石有那么多嫡系，自然不可能待见这个出身草莽的杂牌军军长。于是，克扣粮饷是常有的事。天天被部下抱怨的日子，让孙殿英苦不堪言，他开始四处寻找“出路”。最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盗墓。自1921年后，清东陵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大小军阀都对它“垂涎三尺”。而早前看守东陵的旗人，早已无权无势，想护也护不住。当其时，东陵的地面建筑，包括各庙宇的铜钉、铜字，都陆陆续续被这些军阀的手下及当地人，盗得差不多了。地面上的各种“仪树”也早就被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秃山。只是，这些军阀及当地地痞们，只敢动地上部分，谁都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大规模地盗墓。别人不敢，不等于孙殿英不敢！

　　盗墓前，孙殿英把手下几个师长都叫来，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详细计划。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做了细细的安排：首先，他们派人在当地各街道、路口，都贴上公告，称第12军要在此地进行演习，百姓不允许入内。其次，他们又四处散播谣言，称陵园附近可能有地雷，他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待到四周人员都清得差不多了，孙殿英和部下们开始寻找地宫入口。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此陵结构巧妙，他们找了整整两天两夜，都找不到入口。最后，孙殿英命人抓了好几个旗人，打听到附近有一个曾参与过修筑陵墓的老石匠。就这样，在老石匠的带引下，最终还是被他们找到了入口。因为入口被花岗岩封得严严实实，官兵们一个个累瘫在地上，却始终撬不开。急红了眼的孙殿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让部下拿来炸药，把墓道口硬生生给轰开了。此后，这个已有247年墓龄的陵墓，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28年7月11日，在经过7天7夜的疯狂盗掘后，孙殿英及部下带着大量金银珠宝离去。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珍贵的殉葬品，他们就足足装满了20多辆双套大车。事情办完后，孙殿英原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纸终是包不住火的。8月份，他手下的12军第一师师长谭温江，在去北平销赃时，与一名当地古董商一同被擒。一时间，全国哗然。学者、进步团体、爱国人士，纷纷站出来，要求严查主谋，一查到底。与此同时，寓居天津的溥仪得知这一消息，更是是痛心不已、嚎啕大哭。他立即电召在北京及各地的皇室宗亲，让他们迅速赶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虽然大清已亡，但毕竟关乎祖宗颜面，这些宗亲们都不敢推托，不少人甚至亲赴东陵查验，还跑到卫戍司令部，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出了这样的事，蒋介石脸上自然挂不住，毕竟盗陵的不是土匪，而是他的正规军。为了挽回颜面，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

　　到这时候，孙殿英开始慌了。关键时候，徐源泉给他想到了一个脱身之计。徐源泉知道孙殿英手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于是，他对孙殿英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打点！”孙殿英当然明白徐源泉的意思，于是，他开始带着那些宝物四处活动。据说，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他特意找到戴笠，挑了一把镶了钻石的宝剑，委托他送给老蒋。至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宋霭龄等人，他也都一一送了东西。甚至，他还给有实权的阎锡山送了50万元的黄金。打通了这些关系后，对孙殿英来说，1928年12月份的法庭审判，也就变得毫无威胁了。最后，因为早前被抓的师长谭温江拒不认罪，此事也就一拖再拖，最后成了不了了之。待到风声过去后，孙殿英又再一次嚣张了起来，他甚至这样为自己辩解：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的，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孙殿英的第三个“真”便是“既抗日又降日”了。1933年3月1日，日军无耻的要求热河守军撤离，日军在遭到拒绝后的第二天就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十万日军分三路进攻热河，来势汹汹。防守热河一带的主力就是东北军，分别有汤玉麟部、万福麟和张作相部，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三路守军竟然都崩溃了，一路也没有守住，三路的主帅也各自弃城逃跑，日军仅7天就轻松拿下了热河。在东北军的主力逃跑之后，反倒是时任东北军第41军军长的孙殿英迎难而上，站出来阻击日军。孙殿英率部在赤峰与日军交战，尽管双方兵力悬殊，武器装备差距巨大，不过孙殿英并没有逃跑。孙殿英率部与日军血战了7天，在损失惨重之后他才率部撤退。而后，孙殿英也不是一味地逃跑，而是重新构筑防御工事，再次与日军对峙作战十几天，之后才撤退到了察哈尔休整。经此一战，孙殿英与汤玉麟等人对比鲜明，国人纷纷谴责汤玉麟等人，称颂孙殿英是抗日英雄，成功洗掉了盗墓的骂名。如果孙殿英当时战死了，或许能留下抗日名将的美誉，遗憾的是在十年之后，1943年8月，孙殿英竟然投靠了日军。

　　孙殿英的第四个“真”便是曾经帮过八路军。1947年5月，豫北战役激战正酣，解放军攻克汤阴。抓住了一个“大人物”——孙殿英。听到这个名字，解放军士兵们都愣了一下，这不就是“东陵大盗”吗？这个曾经名声狼藉的盗墓者，后来的汉奸，将军，竟然落在了刘伯承大军手里。大家以为他死定了，没想到刘伯承闻讯后却摆了摆手：“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 说孙殿英曾经帮过八路军，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具体表现在如下4个方面：其一让路放行‌。1937年冬天，八路军129师需要穿越孙殿英的防区转移，他不仅没拦截，反而下令部队后撤五公里让出通道，还开放粮仓供补给 。其二送药送弹‌。太行山根据地缺医少药时，孙殿英冒着风险私下让副官押运盘尼西林、军毯和弹药等物资送进根据地，有记载称他还给八路军解决过一部分弹药 。其三保持中立‌。1939年至1940年间，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对八路军制造摩擦时，孙殿英部严守中立，不参与围剿 。其四人员往来‌。他请中共党员宣侠父当过秘书长，释放被关押的我党人员，保护过地下工作者王定南等。‌

　　当1947年孙殿英沦为阶下囚，面对全军复仇的怒吼时，刘伯承的抉择远非一道简单的处决令。他是站在了道义、信义与战略的交叉点上，思考问题。首先，是恩怨分明的朴素原则。孙殿英在民族危难关头对八路军的帮助是事实，雪中送炭的情分值得铭记。不能因其后来的堕落，就全盘否定曾经的援手。这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历史公道。更重要的是深远的政治智慧。解放战争正值争取人心的关键阶段，孙殿英是无数地方军阀、杂牌军将领的缩影。杀他一人容易，但消息传出，会让其他同样历史复杂、内心动摇的国民党将领彻底寒心。认为共产党不讲旧情、秋后算账，从而断绝归路，拼死抵抗。不杀孙殿英，就是向整个旧阵营发出最清晰的信号。共产党人重信守义，功过分明的态度，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胸怀。这比任何枪炮都更能攻心，更能瓦解敌阵，争取广泛的中间力量。刘伯承的目光，已超越了战场上的胜负，投向了战争结束后的人心向背与天下格局。最终，恶疾缠身的孙殿英于同年秋天病逝于战俘营里。

　　其实，如果真的要概述孙殿英的一生，最好的形容词不是“真真假假”，而是“假假真真”。他的整个生涯，分明就是一套自相矛盾、充满谎言与伪装的生存把戏。具体可以拆解为，一是假仇恨，真贪婪。他盗掘慈禧、乾隆陵墓，对外宣称是“替父报仇”“革满清的命”，给自己披上“复仇者”外衣。但真相是，他盗墓只为筹措军饷、满足私欲。他甚至顺带刨了明朝忠烈孙承宗的坟，以为能发笔财，结果里面空空如也，彻底戳穿了他“反清”的幌子。二是假抗日，真投机。1933年热河赤峰，他确实与日军交过手，这成了他一辈子吹嘘“抗日有功”的资本。但这不过是军阀的投机性表演，目的是博取名声。当形势不利时，他立刻选择保存实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于1943年公然投敌，成为伪军头目，将“假抗日、真汉奸”的本质暴露无遗。三是假信仰，真生存。他一生像变色龙一样，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节操。先投蒋介石，盗墓后用珍宝打点脱罪；中原大战时反蒋，投靠冯玉祥、阎锡山。战败后，又接受张学良的改编；抗战时，一边与八路军“合作”，一边搞反共摩擦；投降日军后，又暗中联络重庆，自称“曲线救国”。他的“忠诚”是假的，唯一真实的是“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利己主义。

　　至于孙殿英与孙承宗的关系，更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桥段。遗憾的是，这个桥段是后人杜撰的。据说当年孙殿英为盗东陵辩护时，自称是孙承宗的后人。说自己之所以盗东陵，其中就包含着国仇家恨。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真正的答案是孙承宗是明末的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是赤胆忠心的抗清统帅。孙殿英则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声名狼藉的“东陵大盗”。孙承宗在清军入关的威胁下，誓死捍卫明朝，最后在高阳城破时全家殉国，是民族气节的化身。而孙殿英先盗掘清东陵，后在抗战时投靠日军当汉奸，是典型的民族罪人。两者可谓是“风马牛而不相及”。

　　据说孙殿英盗陵事件发生后，在高人的指点下，认定自己是孙承宗的后人。所谓盗东陵，就是为了给高祖报仇。孙殿英说，自己祖上乃是大明王朝抗清名将孙承宗，满清杀了自己的老祖宗三代，自己这是报仇革命！孙中山推翻满清，冯玉祥能把溥仪赶出皇宫，那我孙殿英就革死人的命！再说了，自己做这些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当初满清入关杀了多少汉人！很多人甚至被满清“开棺鞭尸”，自己这是一报还一报。其次，满清统治这些年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自己现在是把他们搜刮的钱财重新弄出来流转天下，丰盈国库，没什么不对。在孙殿英看来，什么盗墓不盗墓的，自己这样做，分明就是为祖宗报仇雪恨。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1638年，已经退休在家的孙承宗，居住在河北高阳县（保定下辖县）。这一年，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入关劫掠，听闻孙承宗在高阳县，就想除掉此人。面对清军围城，孙承宗积极抵抗，率全城军民守城。不过，清军势大，高阳仅是一个小县，很快就被攻破了。城破之后，多尔衮下令把76岁的孙承宗，绑在马尾巴上给活活拖死了。孙承宗一家100余口遇难，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战死，其他被俘家人也被处死，可以说孙承宗举家殉国了。从史料上看，孙承宗应该没有后人，一家全部死于多尔衮之手。况且，孙承宗死后，明末清初也没有人出来声名是他的后代。孙殿英自称是孙承宗的后人，不过是经高人指点后的掩人耳目。极具讽刺意味是，1928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也顺手炸开了位于清西陵附近的孙承宗之墓。民间说法是，他见孙承宗墓前有石人石马，以为埋葬的是满清大官，想劫掠一番。进去后发现墓主竟是大明忠臣，且墓中几乎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这才悻悻而去。有人曾辛辣地讽刺孙殿英：“你说盗墓是为祖宗报仇，那你刨了孙承宗的坟，是要报什么仇？”这恰恰戳穿了他“盗墓是为祖上复仇”的虚伪。

　　由此可知，孙殿英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原谅的人，但也很难被简单定义为“坏人的人”。他是一个被乱世放大了人性之恶的产物，行为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他的客观评价，应该是：他是一个罪责难逃的文化破坏者、毫无政治节操的生存型军阀，以及因贪欲和投机最终滑入民族对立面的反面典型。 他的一生证明，在失去秩序和信仰的时代，一个毫无底线的人能制造出怎样荒诞又真实的悲剧。如果要客观的评价孙殿英，需要我们拿出绝佳的勇气。需要我们克制简单的道德审判，把这个人放回那个军阀割据、秩序崩塌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所谓客观，不是替他翻案，而是看清他所有的行为逻辑都源于一个核心：极端的生存与利益至上，这让他成了一个集破坏、投机与复杂矛盾于一身的乱世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