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十国篇）：北方在争天下，南方在搞经济

一名初中生的妈妈

上篇我们讲了五代——北方的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皇帝换了又换，中原大地打了半个多世纪的烂仗。

这篇我们讲十国。

十国里除了北汉在山西，其余九个全在南方。北方在争谁当老大，南方在琢磨怎么过日子。 这是贯穿整个五代十国最鲜明的一条分界线。

南方的统治者们，不管叫吴国、吴越国、楚国还是蜀国，思路惊人一致：

向北方称臣，不惹事，不北伐，老老实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不打仗。

杨行密在江淮这么干，钱镠在两浙这么干，王审知在福建这么干，马殷在湖南也这么干。

各有各的招数，但核心就四个字：保境安民。

这九个国家里，有两个人做得最出色，最值得后世记住。一个是吴越国的钱镠，一个是吴国的杨行密。

先说钱镠。

钱镠是杭州临安人，出身寒微，贩过私盐，从最底层爬起来的人，最懂得老百姓要什么。

他占据两浙之后，没有像北方的军阀那样天天想着扩张地盘，而是做了一个让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向中原王朝称臣，你们谁当皇帝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地盘不打仗。

这一招高明在哪里？北方再怎么乱，战火烧不到两浙。老百姓不用当兵、不用逃亡、不用家破人亡。有了安定的环境，才能谈别的。

钱镠在位的四十一年里，做了三件实实在在的事。

第一件是修水利。钱塘江潮水凶猛，农田年年被淹，钱镠组织民工修筑捍海石塘，挡住了潮水，保护了两岸的良田。太湖流域也大兴水利，修堰闸、疏河道，从此两浙旱涝保收。

没有这些工程，就没有后来的“鱼米之乡”。

第二件是扩建杭州城。

钱镠三次扩城，把杭州从一座普通州城打造成了“东南第一州”。

户口从一万户增长到十万户，放在当时就是一线城市的规模。杭州的繁华根基，就是钱镠那几十年打下

第三件是搞海外贸易。

宁波港商船云集，吴越的丝绸、瓷器卖到了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千多年前的钱镠，已经在做全球生意了。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落在了实处。

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四个字：安居乐业。苏轼后来评价吴越国说，两浙百姓“老死不识兵革”——一辈子没见过刀兵，这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简直是个奇迹

再说杨行密。

杨行密是庐州合肥人，同样出身底层。

他在江淮地区建立吴国，定都扬州，与钱镠的两浙相邻，治国思路也惊人相似。

杨行密也奉行“保境安民”的宗旨，对外不轻易北上争霸，对内轻徭薄赋、招抚流亡，让饱经战乱的江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扬州城在他的治下重新恢复了繁华。钱镠与杨行密，一个在东、一个在江淮，互不侵扰，各守一方。

两个人用各自的选择证明了一个道理——不折腾，才是对百姓最大的仁慈。

其他南方诸国，大抵也是这个路数。

王审知在福建劝农耕桑、兴办教育，让偏远的闽地有了文气；

马殷在湖南利用地理优势，鼓励百姓种茶、贩茶，用茶叶换回中原的丝绸和盐铁，让湖南百姓从中获得了实惠。

虽然各有长短，但“保境安民”的大方向几乎不约而同。

唯独南汉的刘氏和荆南的高氏，一个暴虐、一个反复，算是南方十国里的两个异数。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看一看南北的对比。

北方在争什么？争谁当皇帝。五代七十多年，换了十四个皇帝，平均每五年换一个。

每一次换皇帝，都伴随着一场屠杀、一场洗劫、一场民不聊生。

南方在争什么？争让老百姓吃饱饭。修海塘、开商路、减赋税、纳流民——每一件事，都是奔着过日子去的。

一千多年过去了，吴越国早已消失，钱镠和杨行密也早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那种务实精神，却深深植入了这片土地。

今天的江浙沪，依然是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老百姓最富裕的地方。

杭州的电商、宁波的港口、义乌的小商品、温州的皮鞋——两浙人骨子里刻着的，始终是钱镠那套“不争虚名、闷头搞事、过好日子”的务实基因。

而江淮之间，从当年的扬州繁华到今天的合肥崛起，杨行密留下的那方水土，也从未停止过生长的力量。

谭其骧先生曾评价钱镠治下的两浙：“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遂成了乐土中的天堂。”

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成立。

历史从来不只属于那些争天下的人，也属于那些让天下人活下去的人。

钱镠和杨行密，就是后者。

如果你对五代十国的北方部分感兴趣，可以翻看我上篇文章《五代篇》。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更欣赏北方争天下的豪杰，还是南方保境安民的务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