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砖制砚与乾嘉学派

观澜雅集

斋号：观润雅集

美篇号：4140153

照片来源：自藏品

　　说到汉砖制砚，首先要厘清三件事：一是汉砖制砚所涉及到的时间范围，并非仅限于汉代，也包括三国魏晋；二是可用来改制为砚的砖，并非包括所有汉魏时期的建筑用砖，绝大多数是砖上有模印纪年文字和吉语图案的宫殿庙宇及贵戚豪门用砖；三是汉砖制砚，不包括汉瓦制砚。汉砖改制成砚虽是砚品中的小众制品，但由于汉砖中包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所以从宋代开始就成为金石学的重器，文人学者推崇备至，因此汉砖制砚从来都是能以小搏大的文房品类。

（清代制汉砖砚）

　　自北宋中叶开始，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促进了艺术创作和古物收藏，伴随着各种青铜玉器、汉唐碑石和古制砖瓦的出土，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收藏鉴赏的风气。同时自北宋庆历之后，学者不滿意各种传世典籍传本之间彼此矛盾，逐渐兴起了疑古辨伪的学风。碑刻砖瓦等古物不再是仅供赏玩，而是通过考证辨析来佐证历史的实物，初步形成了以物鉴史的治学范式，于是金石学初立。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宋徽宗官修的《宣和博古图》，汉砖改制为砚，就是在这个时代文化背景中产生，是一种古艺再创造。

（砖上侧立面中模印的汉代五铢钱和菱形纹饰图）

　　以两汉魏晋砖改制为砚，虽然是从宋代金石学兴起开始，但是现存的宋代金石学著述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唯一记录砖砚的是南宋高似孙的《砚笺》一书，书中介绍有“楚王庙砖砚”。元代也没有汉砖砚记述，直到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书中才有“汉砖，有制砚者，质粗，不甚发墨，止可供玩”的记载。由此可见，汉砖改砚一直到明代都还是小众赏玩，没有形成规模化制作。

（砖上侧立面的汉代羽人升仙图）

　　真正把汉砖改砚推向规模化的制作热点，是从清代乾嘉时开始。由于明末清初时顾炎武和阎若璩等学者对宋明理学的空谈误国进行反思，提倡“经学致用”的朴学精神，到乾嘉时又转向为训诂、考据、校勘和金石为核心的乾嘉朴学，史称乾嘉学派，把宋代开始的金石学提升为文坛显学，文人学者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汉魏古砖进行考据订正，自然发现了古砖中的大量各种模印文字图饰，集中反映着两汉魏晋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并且这些古砖都烧造精良，材质坚实，一派古意盎然，完全可以作为制砚的材料。文人好古，自古而然，当时的文人学士纷至沓来，广泛搜集古砖，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又改制为砚，撰文铭刻，在清代形成了一种文房制器的新气象：汉砖砚，以至形成一砖重金难求的局面。

（汉砖砚的背面仍然保留制砖时的绳纹和乳丁纹）

　　由乾嘉学派推动的汉砖改砚，其包含的金石学属性就成为改制工艺的基本准则，大致有三：一是采用切割方式，将整块或残破的汉砖切割成砚形，尽量保存汉砖上原有的各种历史文化符号，从纪年文字到图案纹饰，以及汉砖制作时在表面上留下的绳纹、麻布纹和乳丁纹等，甚至出土时的土沁残痕也仍然保留，使古艺如初，这是清代改制汉砖砚的基本工艺准则。二是在砖面上挖出浅型砚堂，一般不作独立的墨池，形成堂池一体的砚面，砚背保持汉砖原貌，不作改动，尽量显示汉砖的原始样貌。三是在选材上尽量选取澄泥细腻和烧造坚实的汉砖，为防止开裂渗漏，采用蜂蜡（黄蜡）和髹漆修补砖上的缝隙，在磨平的砚堂上薄施一层蜂蜡，以不影响研墨为宜。经过改制的汉砖砚，各种文字图饰依然如故，金石古意斑驳沧桑。

（清代改制的“万岁不败”汉砖砚）

　　在此展示的三方清代改制的汉砖砚，分别为汉代五铢钱模印图饰方形砖砚，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万岁不败”方形砖砚，东晋太和四年纪年款长方形砖砚。

（汉砖“万岁”模印）

　　从北宋的金石学兴起，到清代乾嘉学派的金石学盛行，一块汉砖始终伴随着历史风云变幻中的风雨剥蚀，从汉代辉煌散尽的废墟中走出来，带着滿身的岁月沧桑，又被乾嘉学派的古为今用重新塑形包装，变身为鉴古酬唱的一方汉砖砚，然后置身文房案头，每日与砚主人相对而视，此中又能作何感受？

　　乾嘉学派的一代宗师阮元（1791年—1862年），曾将与自己同庚的杭州净慈寺方丈六舟和尚，僧名释达受誉为“金石僧”。六舟和尚一生兼金石考据、书画篆刻和文房刻竹于一身，是当时方外金石艺术的代表人物。其自号：“磨砖作镜轩”，并为斋号作序言：“余性嗜金石，集所得之古砖，计五百余种，择其温润者制为砚材，颜其轩曰磨砖作镜，聊以自警云。”

（公元369年东晋太和四年制砖的纪年款模印）

　　六舟和尚以“磨砖作镜轩”为自号，是语出唐代禅宗公案：怀让点化马祖道一，说的是砖不可以磨成镜，比喻方法谬误。而六舟和尚用此喻反其道而行，以磨砖作镜序言，既是禅悟，也是自警：磨砖为镜，可以照见自己；与砚对视，可以笔墨鉴史。从六舟之言中可以想见：曾经的奢华就是后来的废墟，这也许就是当年乾嘉学人面对一方汉砖砚时不能说出来的内心读白。

（六舟和尚制印刊石：此境不知何处有，清风吹起鹿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