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水库那点儿事：南关村崔长增如是说

逍遥舟子

★老一代人青春的记忆是艰苦奋斗的历史！

★70年代修水库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大事件，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感天动地，工程至今造福生产生活、文旅建设和一方生态。

★那个年代从没有听说“旅游”这个词儿。出工修公路、修水库就是开眼界。

★在被“专政”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崔长增，小时候受的委屈可想而知。一辈子积极上进，不敢偷懒，希望靠努力劳动被人尊重。上水库那个大集体年代的大工程，他付出了，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成为终身难忘的盛事。

★回忆过去早没有恩怨，交给年轻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挖掘精神财富就是最大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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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纪大了，尤其记忆力不好，手机号100遍也记不住，而且啥都忘。可是年轻时候的事情，都是深深印在脑海里。

大概是1975年开始修平旺水库，那年我才17岁。那一代人剩下的不多了。我年龄最小，还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留下一些记忆。

1

　　那个年代全国农村大兴水利，毛主席的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个年代讲究精神食粮。在路过平旺村时，看到东河滩搭起的一座彩牌坊上的标语，非常振奋人心，至今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横批：南平旺民兵水库。上联：治槐河大显身手；下联：战济水再立新功。

那个时候提倡精神鼓励，高音喇叭连续播放革命歌曲，干部讲话号召大家：出大力，流大汗，为社会主义做贡献；每天多拉一车土，早几天完工享清福。

由于我年龄比较小，干劲儿特别大，偶然被指挥部的一个人员发现了，当场进行表扬。咱也不认识人家，后来才认识到一个人叫李秀明在指挥部。我被发现为典型以后，经常在广播、黑板报里被表扬，还发过一次奖状。

　　我第一次参加修水库是回填基槽，土场在柳子沟村。南关男劳力多，女人基本上不上工地，在厨房帮厨。北街村有的男劳力抽出来到国营公司做副业，所以也有少数女人上工地。

第二次去是大坝上土，住在北平旺村新景老家。是村西的窑洞，本来存着柴草，把柴草往里挪一挪，一人挨一人住下。有时半夜草垛塌下来，再垛一垛继续睡。那时候，每人都是带一条单被子，没有其他任何铺盖。伙房在另外一家，与北水峪村的伙房挨着。相比而言，南关村的伙食比较好，有时改善包包子。北水峪村的妇女们过来帮忙，送给包子吃，高兴得不得了。

有一年冬天住河滩，在河滩西岸墙根儿搭帐篷，寒冬腊月，哈气在灯泡上形成白霜泛着寒光。半夜起夜都是就地解决，几乎没人穿衣裳，都是光着身子出去，但感冒很少。

大坝上土是用双轮车拉土。平地是人拉，上坡有钢丝绳挂钩，爬坡机拉车。在坡底，用挂钩把车挂到钢丝绳上，到坝顶及时脱钩，拉到合适地方卸车。挂钩、摘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动作稍不标准或者反应慢，后果很严重。如果没挂牢半路脱钩，车就会从半坡坠下去。没办法挽救，只能赶紧跑开，干瞪眼忍着看一串车摔坏摔烂。如果到顶不能及时脱钩，甚至把人绞上去，就有生命危险。一次一个女青年把不小心把辫子绞进钢丝绳里，将人快吊起来了，幸亏旁边有剪刀，有人及时剪断辫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拉土上坡，土漏车轧人蹚都是一层浮土，能把鞋埋住。晴天一身土，雨天到处泥。民工们都是头拱地拉车，汗流如雨。

那时候，车载很大，一车大概0.7方土石头。人们的饭量也比较大，饼子馒头都是一个二两，一斤五个饭量算小的。吃饼子都是从手腕到手肘叫“一拐”，吃馒头都是五个以上的棒卷，中间压印儿并不断开。平时在家还有挨饿的时候，南关人上水库能吃饱，饼子、棒卷随便吃。

土场一般是半天基本拉完，拉完松土人工再刨一些，直到下班前点火开炮。有一次，开炮不多，明听着少了一声。下午去的时候，一个有点“二百五”的人跑在前面，用铁锹拍炮位，一边拍一边说：“让你不响，让你不响。”结果把炮拍响了，直接把人炸得比树还高，落到树的北面，幸亏没有炸死。

本来放炮是有时间规定的，都是等人撤完以后才点炮。有一次秩序乱了，人还没有撤完就开炮。不知道是哪个村，正好有一个家里成分比较高的年轻人被拉着在工地游街。突然爆响了，押送他的民兵迅速跑了，年轻人不敢跑，也不想跑，傻子一样听天由命，幸好安然无恙。

最后是砌护坡，到附近的山上起石头。最底层是铺河滩的河卵石，上面是大石头，石块儿大小自然搭配砌好，不用石灰密封。

1976年，修完水库后修平旺渠，从平旺水库沿山坡向下游村庄延续灌溉渠。南关的任务是在尹庄村西挖涵洞。在河滩搭帆布蓬，蓬内中间留通道，两边垫平铺玉米秸。都是冬夏一条被，一年两身衣（一单一棉）。干活热了就是光膀子，能有一件褂子穿便是条件好的家庭。

山是片麻岩，挖涵洞深了，用炸药炸，然后清渣。随着进度就用木头支撑，两边是支柱，上面是顶梁。工作面一般是三人，中间一个，一边一个。一次，崔长增和阎建忠、张连亭三人一组。突然塌方，幸亏身边有双轮车支撑。张连亭下半身被片麻岩埋着。那时本能也想跑，但是看着人家下半身埋在土石里，上半身露着头呼救，就拼命挖土救人。那时候也没电话，正好指挥部的一位领导赶来了，指挥大家进行抢救。挖出来之后，万幸张连亭生命没危险，但腰部被砸伤。张连亭因祸得福，久病成医，后来开了诊所。

在修水库吃大锅饭时，大部分都是喝清汤，有次熬了米汤。米在仓库早被老鼠打劫了，有很多老鼠屎。那时候也有人不嫌脏，还专门用勺擦锅底捞米吃。那时候人穷，都不讲究，条件也不允许讲究，都讲究也活不到现在。

那时候大部分家庭连暖壶都没有，冬天都是喝生水，在口里含一会儿就咽下，不能多喝。有一次发烧，糊里糊涂烧了几天，其中有一天没有吃饭，稍微轻点以后继续开干。由于喝不好水，生了口疮，时间不长自愈了。可是由于条件艰苦，过度劳累，落下了终身病根儿。经常口腔溃疡，严重时满嘴口疮，牙龈腮帮、舌头上下、嗓子眼里、嘴唇嘴角长满了。水都不能喝，别说吃饭，受死那罪！几十年以后花费老高，大小医院都去过，偏方也找过无数，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控制住。也可能是年岁大了抵抗力强了，靠一个民间偏方基本控住了，虽然偶尔复发都比较轻了，慢慢就不累事儿了。

上水库最主要的伤害是劳动强度过大，比牛拉得还不少，汗水不住地流，脸上一抹就是一层泥。一下班儿浑身像散了架，腿也抬不起来了，像瘫了一般，有时拉屎都能睡着。

2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地下党，受组织派遣潜伏日伪小队做饭，解放后担任村政治部主任（支书），主持土改运动。后来到县政府农林科工作。

“文革”期间搞造反，父亲说了一次公道话，不符合掌权人的意图，被扣上帽子，成为斗争的对象。李绪春也是地下党，还担任过县委书记，解放后调邢台地委秘书长、山西省公安厅食堂管理员，由于错误斗争自愿回村劳动改造。大队领导想把绪春临街的几间房子没收归公。大队找崔长增父亲询问，土改时李绪春家临街的房子是不是归大队？因为自己当时是村干部主持土改工作，就说当时物归原主，是李绪春家里的。没多想，就是说了一句实话，从此惹了无穷无尽的大麻烦。

我说说行，自己写不行。那时候赶上“文革”上学不学习，整天就是斗老师和劳动，假期也是勤工俭学。那时候我一年学杂费就是一块钱。知道家里穷，从来没跟家里要过，都是自己想办法挣。放学挎个筐子，拔草养兔，采药材，拾废纸，卖了攒钱。年纪轻的经常赶集，像“集楦子”，有时也被人怀疑是不是搞投机倒把。

那时候父亲还没有平反，经常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连父亲都不敢言声，大哥大9岁，二哥大5岁，从来没有为我伸过冤叫过屈，都是逆来顺受。

有一次麦场轧场，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拿铁叉向我抛来，伤在腿上。众人掩护我劝说那人，才算没事。

还有一次秋后，在地里采高粱节儿回家做双篦儿、壳壳儿。大家都一样做没事儿。崔长增却被一个人提着脖子扯上大路，没收了筐、镰和全部东西。

第三次是那时候都养兔，放学耪草，回家时折几个树叶儿放筐里。大家都这样回家没事，一次自己被人抓住，把筐子扣下，还在社员大会上批判，说是“破坏集体财产，阶级斗争行动新动向”。

第四次是在大队部。大队部就在学校附近，有一次社员赶大车往仓库运喂牲口的麻糁。正是课间，呼叫学生帮助卸车。就算上课，呼叫劳动也很正常。卸完以后，为了表示对同学们的感谢，让大家排队，每人奖励一块儿麻糁吃。排长队轮到自己，不但不给，反而被呵斥。现在想起来，不算事儿，但那时候精神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

凡事我心里有数，但能忍不生气。如果生气，活不到现在，早完蛋了。回忆过去早没有恩怨，交给年轻人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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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专政”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崔长增，小时候受的委屈可想而知。一辈子积极上进，不敢偷懒，希望靠努力劳动被人尊重。上水库那个大集体年代的大工程，他付出了，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成为终身难忘的盛事。

老崔还说，那个时候党的威望很高，民风也很淳朴，社会非常安定有序。那时候大队部仓库就放着民兵连的武器，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小钢炮都有，仓库的门窗也不太严实，如果搞破坏、偷盗很容易，但那时候从来没有发生盗枪失枪事件。

　　那时候村里常年就是这么几间房、几户人，就是这么几个人、这么几块地，大家都干一样的活，出工收工在村口碰见都是老面孔。平时根本不出自己村儿，老面孔，老土地，老样子。出外就是出工修路、修水库，算开眼。那个年代从没有听说“旅游”这个词儿。现在没事儿就去旅游。有时候随团到远方名胜去，有时候就开着车带着老伴儿在这晋冀两省周边转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