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访曲阜孔庙 探秘碑亭之间

佳人

公元前478年，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其三间旧居改建为庙堂，陈列其生前衣冠琴书等物品。彼时孔庙尚属“家庙”性质，至汉代开始向“国庙”过渡。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亲临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亲祭之先河。此后历朝累代增修扩建，至明清时期，终形成占地327亩、殿庑466间、仿北京故宫样式、前后九进院落的完整格局。

这种延续两千余年的营造史，在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其建筑艺术价值亦融汇金、元、明、清各代风格，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盛赞其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

7月19日一早，我们便来到曲阜孔庙参观。正值溽暑时节，虽偶有微雨，湿热逼人，然而游人如织。步入万仞宫墙（曲阜城门）进入孔庙，九进院落沿南北中轴线对称延展，纵深约一公里。殿宇巍峨，古柏参天，恢宏壮观之气，令人肃然起敬。

坦白说，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庙宇。虽早有心理准备，知曲阜孔庙规模宏大，然亲临其境，震撼仍远超预期。

庙内最吸引游人眼球的，当属大成殿前檐那十根深浮雕盘龙石柱。每根柱高六米，直径八十公分，由整块上等青石雕刻而成，采用高浮雕技法，龙身高出柱面四五十厘米，借助三维起伏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张力。每柱雕两龙对翔，盘绕升腾，中刻宝珠，十柱龙姿无一雷同，各具变化。这批石柱，是雍正三年（1725年）大成殿因雷击焚毁后重建时，朝廷特诏徽州工匠重新雕制的精品。

然而，于我而言，孔庙中最具内涵的看点，却是那些御碑与碑亭。

位于奎文阁与大成门之间第六进院内的十三碑亭，因专为保存历代帝王御制石碑而建，又称“御碑亭”。它以“南八北五”共十三座的独特布局，以及“勾心斗角”的建筑奇观闻名。南排八座中，东起第三、六座为金代（约1195年）遗构，是孔庙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南排东起第四、五座为元代所建；其余九座均为清代所建。亭内现存唐至民国碑刻五十余通，内容多为帝王加封孔子、亲祭或遣官致祭、修庙之记录，堪称研究历代尊孔史的“石头上的文献”。其中主体为历代帝王御碑，形制巨大，碑首雕有盘龙交缠，底座多为“赑屃”（即龙生九子中形似龟、好负重之神兽）。御碑中最大最重者，当属北排东起第三座亭内的康熙御制碑，连碑座重约六十五吨，成碑后自北京辗转运至曲阜，艰辛可见一斑。

↓康熙御制碑

作为儒家创始者，孔子受到华夏正统历代王朝尊崇，本是自然之事。然观十三碑亭，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碑亭竟全为金、元、清三朝所建，部分碑文更以八思巴文或满文刻写。这些外来征服者王朝的统治者，何以对孔子之推崇，较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现象，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细究之，这些外来统治者祭拜被征服者所崇奉之对象，其动机大致有二：一为有利于统治，二为发自内心的诚服与敬仰，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难分彼此。

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单纯倚仗暴力，成本过高，既不可取亦难奏效。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标榜与被统治者同属一体，共享共情意识形态——你们信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我们也一样。用今语释之，便是为外来政权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这固然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却无法全然解释这些外来皇帝尊孔的极大热忱。若要深究，必须回到儒家思想的本质。

儒家思想，实为适应帝王专制权力的一套绝配的意识形态。简言之，此思想体系中，皇帝代表天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臣民则须遵守纲常，服从专制极权。须知，金、蒙、清等政权，在其本民族社会中，王权多少受封建贵族之制约，难以全然为所欲为。而当这些外来者登上中原皇位，迎来满朝文武跪拜奉迎，言出法随；税赋差役，予取予夺——这种前所未有的极致权力与统治便利，正合其意。这正是所有追求不受限制权力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自然满心欢喜，尊孔祭孔便顺理成章。

实际上，春秋时期出身封建贵族的孔子，其提出的政治伦理，本针对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他未必料到，秦灭六国终结封建社会后，开启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皇帝专制政权；而他的理论，亦被董仲舒等后世儒生改得面目全非，成为服务于皇权专制的理论体系。然而历代统治者并不深究这些，他们尊孔，只因孔子已成为儒家思想的文化符号。

尊孔祭孔最为虔诚者，当属清代康熙与乾隆二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专程赴曲阜致祭，破天荒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乾隆帝更八次亲临曲阜拜谒，创历代帝王之最。

在第五进院，同文门两侧矗立明朝四座御碑，其中洪武、永乐两碑有亭庇护，而成化碑与弘治碑却露天而立。

公认最有价值的成化碑，碑文由明宪宗朱见深亲撰，气势恢宏，堪称历代尊孔崇儒之代表作。其中“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一句，更成天下名句，传颂至今。当然，皇帝与百姓对“光明”与“黑暗”的理解或许不同，但并不妨碍后人常借其句式，赞誉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与国家。令人不解的是，唯独成化碑无亭遮蔽，查阅资料亦无答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另一侧的弘治碑，碑文由明孝宗朱祐樘撰写，在照例称颂孔子之后，又回顾明朝自太祖开国以来尊孔祭孔的光荣传统。然这位皇帝话锋一转，为彰显本朝正统，竟在碑文中写道：“虽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盖未尝或废……”意谓即便金、元统治中原、传统纲常遭受破坏之时，对孔子的祭祀亦未曾中断。

↓成化碑

↓弘治碑

他自然无法预料，明朝终为满清所灭。乾隆帝见到这段碑文后，大为恼怒，指其辱骂祖宗，下令拆毁。所幸曲阜地方仅拆亭敷衍，留下这座孤碑，长年暴露风雨之中，又因石材不佳，碑面文字早已模糊难辨。

综观这些御碑与碑亭，可以察觉一有趣现象：依历史顺序，金、元在六进院建四座碑亭，明朝本可继续同院修建，却刻意建于五进院，不与金、元并立；而清代共建九座碑亭，本可安置于更为宽敞的五进院，却偏要挤入六进院凑近前朝。这布局差异，隐约透露出外来政权与本土政权心理上的微妙差异，耐人寻味。

曲阜孔庙历经两千余年，因以木构建筑为主，屡遭雷火焚毁，然毁后旋即修复。除自然灾害外，从未因改朝换代或农民起义而遭人为破坏，堪称奇观——乾隆因一时之气拆毁弘治碑亭，或可忽略不计。足见孔子在官方与民间地位之崇高。然至“文革”浩劫，举国遭殃，孔庙亦难幸免。仅历代碑刻即被砸毁一千余通，七米高的成化碑被拦腰砸断，今虽以水泥修复，裂痕犹在，触目惊心，成为那场劫难的铁证。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国两千余年的“底层操作系统”，至今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头脑——好的或不好的，如基因般根植其中。这是真实的历史，任何试图以物理手段抹除这段记忆的做法，都是极其荒唐的。正确的态度，应在充分认识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积极吸纳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因为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其思想观念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