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归系列篇（19）—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荷塘月色

探寻历史，是人类的本能。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叩问历史的钥匙。 　　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大件青铜器在夏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到商代前期（二里岗时期）和商代后期（殷墟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气势恢宏、纹饰繁缛的呈组合的青铜器。进入西周、东周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长篇铭记历史事件文字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制造和发展，历代绵延不断。 自汉代以来，青铜器在宝鸡不断出土，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中国之首。包括晚清四大国宝（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何尊、大克鼎、铜浮屠、墙盘、逨盘、折觥、胡簋、卫鼎等诸多国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因此，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其出土的文物在故宫、台北故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物重地均有所收藏和展示。 　　中国青铜器博物院，指的就是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的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这座坐落于秦岭北麓、渭河南岸中华石鼓园内的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青铜文化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馆。新馆馆舍用青铜器出土的场景作为建筑造型，馆藏文物120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120余件。这些文物对于理解周秦文明和“中国”概念的起源至关重要。目前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走进博物院，仿佛瞬间跨越了三千年的时光。还未入馆，其“平台五鼎”的独特造型与“青铜重器，破土重生”的设计主题便已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厚重与威严。 　　步入馆内，柔和的灯光洒在斑驳的青铜器上，营造出一种幽静而庄严的氛围。基本陈列“青铜铸文明——周秦文明之光”分为四个展厅，层层递进地展现了周秦文化在宝鸡的发展轨迹。 而“周礼之邦”展区成组陈列的青铜礼器，则生动诠释了“藏礼于器”的西周礼乐制度。 这里是周秦文明的实物史书和载体。宝鸡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馆藏青铜器涉及祭祀、征伐等多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逨盘 西周晚期，2003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 盘内底铸铭文21行，共372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是西周时期铭文最多的青铜盘，首次记录了完整的西周诸王世系谱。被誉为“青铜史书”、“天下第一盘” ，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四十三年逨鼎 它是西周晚期的一组青铜器，也是前面提到的“逨盘”的“兄弟文物”，同样于2003年1月19日出土于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 一组共10件，其中一件内壁316字铭文，记录了周宣王对“监察官”逨的任前训诫。 主要内容是：记述了因治理林泽有功，周宣王册命“逨”为 “官司历人”（类似监察官）。周宣王用多个 “毋敢” 训诫其要勤政、依法、公正、廉洁，特别是“毋龚橐（不要中饱私囊）”。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廉政思想的重要史料。 　　 天盂 西周晚期，2003年杨家村窖藏出土 “天盂”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与之前提到的“逨鼎”同样出自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是那次“21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中的珍贵一员。 铸造于西周晚期。通高48.5厘米，口径56.6厘米，重达34.5公斤。内底铸有 “作宝盂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并附有一个 “天”字族徽。因为这是该窖藏唯一带有族徽且无法考证器主的器物，故以族徽命名为“天盂”。根据其庞大的体型和出土位置，考古学家推断其主要用于盛水以供盥洗，是水器。 天盂是一件融合了精湛工艺、明确纪年和独特族徽信息的西周青铜重器，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单五父壶 西周时期文物，2003年1月19日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属于单氏家族。单五父壶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该器通高59.6厘米，重25.5千克。壶为方壶器型，椭圆形垂腹，长颈饰环带纹与凸弦纹，腹部以双向龙首纹为主体，辅以交龙纹饰。 壶身有均匀而鲜明的青蓝色锈。壶口内壁及盖内铸有铭文，口内铭文4行19字（含2重文符），盖内铭文4行17字，盖、器同铭，记载相关历史信息。其造型端庄，纹饰繁复，铸造工艺精湛。 　　2003年发现的杨家村窖藏，共出土了27件西周青铜器，因其中一件壶的盖身分开编号，所以考古编号为28件。这批文物件件铸有铭文，总字数超过4000字，震惊了考古界，是“21世纪中国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这些文物按器型分类如下：鼎 (12件)：逨鼎鬲 (9件)：用于煮饭的炊具壶 (2件)：单五父壶盘 (1件)：逨盘匜 (1件)：注水洗手用的盥洗器盉 (1件)：调酒或注水的器物盂 (1件)：天盂，大型盛水器 这批器物都属于西周单氏家族，是研究西周历史和家族世系的核心实物资料，现都收藏于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 興钟 西周，1976年扶风县窖藏出土，铸造于西周中期的周孝王至周夷王时期。 铭文记述了微氏家族辅佐周王的功绩，以及“兴”以祖先为表率忠于周王的决心。铭文不仅有学术价值，书法艺术水平也很高。 “兴”的父亲“墙”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宝“墙盘”的铸造者。“兴钟”与“墙盘”等器物一同出土，共同勾勒出了微氏家族的历史。 　　密集的窖藏文物分布图，直观地解答了宝鸡为何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青铜器是先秦“礼制”的载体。通过鼎、簋等器物的组合与数量，展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是礼乐文明的见证。 何尊 何尊，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是 “中国”二字的源头！ “何尊”内底12行122字铭文记载了营建成周（洛阳）的历史，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最早“中国”出处。也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字好像高耸的旗杆和飘扬的旗帜，“国”字由城池和武器构成，有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含义。 站在何尊面前，那种震撼是难以言表的。这件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造型凝重雄奇，通高38.5厘米，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内底铭文 　　何尊背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史上最传奇的“逆袭”之一。它不仅是一件青铜器，更像一位穿越三千年的“信使”，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极为珍贵的“中国”记忆。 从废品堆到国宝 1963年，宝鸡农民陈堆在雨后坍塌的土崖上发现了一件青铜器。因生活困难，他的哥哥在1965年将它以30元的价格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幸好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在废品站发现了它并买回，当时它只是被当作一件普通的“饕餮纹铜尊”。 真正的传奇发生在1975年，这件铜尊准备送到北京展出，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马承源在清理锈迹时，意外在尊内底发现了122字铭文！ 根据铭文记载的作器者“何”，这件国宝被正式命名为“何尊”。 　　这122字铭文如同封存了三千年的时光胶囊，记录了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的一段训诰。铭文大意是：周成王追循父亲武王的遗志，准备迁都到天下的中心（洛邑，今洛阳），并告诫宗族子弟要效忠王室。为了表彰一位叫“何”的贵族，成王赐给他贝币，何便铸造了这尊青铜器以纪念。 　　在这段铭文里，藏着两个震撼学术界的“中国第一”：“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铭文中“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当然，那时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心”（洛阳盆地），是一个地理和文化中心的概念，而非我们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称谓。但正是这粒三千年前的种子，长成了我们今天的家国之名。 　　静静凝视那些铭文，就会发现，我们和三千年前的那个“中国”，其实一直血脉相连。 　　三千多年前，“中国”被镌刻于何尊器底，深埋于地下；三千多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以它命名，“中国”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自信、自豪的源头。 三千多年间，“中国”一词突破了地理概念，上升为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高度，达到文化与政治，以及心理认知的高度统一。 从“中国”一词的存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在时空中的延伸与延续，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德”字的最早出现 在何尊之前的甲骨文以及青铜器记载中，“德”字都写作“得”（没有“心”）。而在何尊铭文“恭德裕天”中，这个“德”字第一次被加上了“心”。这一“心”之别，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周人开始强调内心的反省与德行，开启了以德治国的理念，从此让“德”字有了温度和重量。 㝬簋 西周晚期，1978年扶风县窖藏出土。 祭祖，是周代重大祭祀活动之一。禘( di ）祭，就是西周时期周王祭祀王的重大典礼，对于巩固王室的统治地位、安抚臣民甚至震慑域外有着重要意义。 㝬簋，为第十代周王即厉王麸（史书中记载为胡）为祭祀先祖、祈神降福所亲自作，是已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簋，被称为“簋中之王”。 　　内底124字铭文，在簋内铭文中，厉王祭诰伟大而有文德的先祖，陈述自己不敢贪图享乐，尽心经营先王事业，践行皇天帝王之道，任用贤能，希望能恩泽万民，施惠四方，体现出西周统治者对德政的重视。是研究周王室祭祀活动的珍贵资料（灯光反射到棚顶显示出来的文字）。 刖人守门方鼎 西周，1988年出土于宝鸡茹家庄。 尺寸稍大，通高18.7厘米，重3.92公斤。右侧门上的奴隶形象为缺失左足且断右臂。 这件器物设计巧妙，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盛放食物的器腹，下层是放置炭火的炉膛。炉膛正面有可开合的小门，背面和底部有镂空用于通风助燃，兼具烹饪和保温功能，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火锅”的雏形。 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实物印证了《周礼》中“刖者使守囿”（让受过刖刑的人看守园林）的记载。“刖刑”是西周“墨、劓、刖、宫、大辟”五刑之一，鼎上的奴隶形象直观展现了当时“明德慎罚”与“礼法结合”的法制思想。 覃父癸铜爵 为商代青铜酒器，1980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国墓地十三号墓。 该器通高20.2厘米，流至尾长18.3厘米，腹深9.5厘米，腹径6×6.4厘米，重700克。器形为典型商代爵式样，长流配尾，流折处立两菌状柱，椭圆形腹身饰兽面纹两组，兽目凸出，以云雷纹衬地。圜底设兽头銴，三刀足外撇，銴内铸“覃父癸”铭文。器表纹饰因长期使用磨损严重。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器对研究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及礼器制度提供重要实物。 涡纹罍 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盛酒礼器。其器型由商代瘦高演变为矮粗，纹饰趋于图案化。通高约43厘米，口径约18厘米。 这2件文物不仅是研究西周青铜艺术和礼制的重要实物，也为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线索。 铜簋 春秋时期，1987年陇县出土。 伯各卣（you） 西周，1980年出土。 宴饮使用的盛酒器，器身通体采用四层纹饰工艺，纹饰满布全器，俗称“满花”。盖部与器底均铸有“白（伯）各乍（作）宝尊彝”铭文，为文物定名提供了直接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四耳簋 西周，盛食器。1981年出土。 铸造巧妙，装饰庄重典雅，是西周铜器中的珍品。 如意云纹壶 西周中期的青铜酒器，因腹部独特的如意状云纹而得名。1975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 这种纤细柔美的如意云纹，在商周青铜器中前所未见，与颈部鸟纹精妙呼应，是西周中期青铜工艺的创新典范。其独特纹饰承载着古人对“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 弙伯双耳方座簋 西周时期盛食器，属国家一级文物。该器1981年出土于宝鸡市纸坊头国墓地一号墓。 器型呈圆侈口、敛颈、鼓腹较深之态，配高圈足与四方座，两兽耳为长方形垂珥且微内敛。簋内底铸铭文“伯作宝尊簋”二行六字，铸于圈足内侧悬铃上方。 精湛的铸造工艺与独特的艺术构思，堪称西周青铜器典范之作，为研究西周青铜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逨盉（lai he） 西周晚期，2003年杨家村窖藏出品。 逨盉是酒器和盛水器，可用于调酒或温酒。器身集龙、凤、虎于一身，呈现龙腾虎跃凤呈祥的吉祥画面。器盖内有铭文3行20字，表明是西周单氏家族第八代逨为祭祀皇高祖单公而制作的礼器。 大鸟尊 西周时期，是974年出土于宝鸡市茹家庄国墓地一号墓乙室的青铜礼器。 该器通高23.5厘米，采用三足立鸟造型，背部设有长方形尊口，鸟身饰有鳞毛状羽纹和锁链状尾羽纹，兼具祭祀酒器功能与力学平衡设计。 作为西周中期青铜器动物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其鹰隼特征与三足鸟图腾的结合，反映了周人对太阳鸟崇拜的文化意象。 象尊 西周中期，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鱼国墓地。 该器为盛酒器，属于鸟兽尊，尊体作象形，象体肥硕丰满，象鼻高挑中空作为流口，象尾自然下垂作为鋬手。器盖饰卷体蛇纹，象身饰以云雷纹衬地的凤鸟纹。其设计运用了连通器原理，象鼻与象背高度持平，注满液体亦不会溢出。 象尊的出土，为研究三千年前关中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提供了实物证据，且“象”谐音“祥”，寓意吉祥。 嵌错金银壶 战国时期，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刘家台，国家一级文物。 该壶通高18.8厘米，采用错金银工艺镶嵌绿松石与玛瑙，腹壁装饰铺首衔环造型。作为春秋时期盛酒器的典型代表，其工艺水平展现了当时金属加工技艺的巅峰。 嵌绿松石错银铜带钩 战国时期，1981年出土于宝鸡。 “嵌绿松石错银铜带钩”并非某一件文物的专有名称，而是一类工艺精美的古代服饰配件。在青铜器表面錾刻纹槽，嵌入金丝银片（错金银）并镶嵌绿松石等宝石。一般呈“S”形或琵琶形，由钩头、钩体、钩钮组成。钩首常雕成龙首、兽首或鹰状。 相当于古代的皮带扣，用于束系腰带。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其纹饰往往蕴含图腾崇拜等文化寓意。它们通常是战国至汉代时期的产物，集多种金属工艺于一身，是实用与华美的结合。 秦族在宝鸡经营近400年 秦人的坚甲利兵 秦公镈 春秋早期，1978年出土。 秦国早期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以75.1厘米的通高和62.5公斤的重量，135字铭文，记述了秦襄公受封及早期治国业绩，诉说着秦人先祖开疆拓土的雄心。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文化融合，从外来弱小处在戎狄环伺下的秦人族群，到雄踞关中拥有政治“合法性”的秦国，秦人通过学习、借鉴不同文化，形成了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秦文化，在秦人物质遗存中的商式陶器、西周青铜鼎、西戎鸱鸮金饰片、铁器等，都证实了早期秦文化兼容并包、追求实效。 连珠纹扁茎剑春秋时期 龙纹单头齿方桶型铜构件 建筑构件。长方筒状，两端透空，一端相连的两面有三枚锯齿，其它两面透空，中有隔梁。正面及底面满饰蟠虺纹。据研究，铜构件用于连接宫殿梁柱，起加固和装饰作用。该铜构件对研究先秦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圆形陶水管战国时期 八年吕不韦戈 战国时期秦国铸造的青铜兵器，1982年于宝鸡市铜件厂拣选。 戈长21.7厘米，重0.3千克。戈身正面刻三行十五字铭文“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奭”，背面铸“诏事”“属邦”字样，详实记录制作机构与职官信息。 铭文内容与形制特征，为研究战国秦代兵器工艺标准化及工官制度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是秦代兵器生产管理体系的重要实物，该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走出展厅，心中满是感动与自豪。那些跨越万千年的纹饰、铭文、形制，已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有温度的生命记忆和鲜活的历史典籍。它们，是时间的信使，是文明的注脚。它们，或斑驳、或璀璨，或静默、或呢喃，却共同讲述着一个真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生长过影响中国的思想；每一件遗存，都曾参与塑造过我们今天的模样。 一件件国之珍宝，以其庄重的姿态，共同承载着“何以中国”的光荣与梦想。